63歲的David近年來每年都會帶孫子回中國參加官方機構舉辦的尋根之旅活動。除了讓孫子更了解自己的祖國，他也是為了了卻自己的思鄉之苦。30多年來，他一直在美國芝加哥的唐人街經營一家中餐館，很少有機會回到中國。

David就像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在《新興的超級力量：海外華人》的文章中提及的三代二代之前的華人創業者一樣，他們通常文化程度不高，靠自己的辛勤開中餐廳、洗衣店等創業往往是為生存之舉，但共同的特點是非常低調和務實。

2011年《華僑華人藍皮書》發現，全球華商財富絕大部分仍然集中在東南亞和港臺地區，但中國內地富豪的崛起和發達國家華人高科技企業的興起，正在改變全球華商財富的地域和行業分布格局。

善于抓住商機

國務院僑辦統計顯示，目前全球約有4500萬海外華僑華人。從上世紀80年代早中期，第一代中國內地留學(微博)生走出國門開始，經過了近三十年的時間，無論從人數上，還是從職業分布與職位層次上，華人都已經有了相當的積累與成就，其中不乏優秀的創業者。

這些受過最好教育(微博)的中國人創立企業的領域與方式，和早年的海外華商已有了質上的飛躍與區別，他們顯然比當年的創業者更具有知識性，更有前瞻性，當然也不乏第一代創業者的特征，低調和務實。

參與《藍皮書》華商部分寫作的華僑大學(微博)經濟學系饒志民教授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微博)，在開辦企業時，這些新一代創業者往往已經發明高質量的產品或新式服務，或者對自己將提供的傳統產品與服務有確切的知識，并且有對市場的相關知識作為基礎。并且他們在扎入其商業體系業已相對完善與成熟的社會后，經過頭幾年的“文化沖擊”后抓住了機會，找到、掌握了在當地創建商業的切入點與路徑。

比如，朱家良(James Chu)1987年到美國時，一文不名，但他后來創立的品牌View Sonic是美國顯示器最大的獨立品牌，年銷售超過10億美元;孫大衛(David Sun)、杜紀川(John Tu)創立的Kingston公司的銷售額超過16億美元。

進入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網絡新經濟時代，從香港移民(微博)王嘉廉(Charles Wang)創辦CA(Computer Association)，到陳丕宏的宏道公司(Broad Vision)，進而到楊致遠創辦雅虎()成為網絡經濟的標志，這一段段華裔在科技界的傳奇故事就更為人所熟知。

總結成功經驗的時候，王安電腦創辦人王安曾說：“與其說在于天賦，不如說是通情達理。所謂通情，就是通曉美國國情和世界計算機行業的行情，達理則是明察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和原理。”

在多重困難中的堅韌

海外的華人創業者被德魯克認為是新興的超級經濟力量。創業不易，異鄉創業更難，因為創業需要不少的社會資源，海外華人創業者艱辛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很難能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創辦了Future Labs和WebEx的朱敏剛到美國時就住在校外，即便打工也尋找能與美國人更多接觸的工作，為更多了解美國文化和思維。

創業者面臨的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如何獲取創業和維持企業的繼續生存資金。國務院僑辦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廈門大學教授莊國土告訴記者，在早期缺乏現代銀行與大型信貸組織支持的情況下，華人主要是通過親戚、朋友等關系網來獲取支持。不過美國硅谷著名華人創辦的專業社團華源科技協會，也在為硅谷創業公司提供與風險投資人、成功創業家接觸和交流的平臺，這無疑增加了海外華人在困境中的創業機會。

在異鄉發展企業，雖然中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吃苦耐勞，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愿意付出比別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但在持續經營過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經受過危機的考驗。傳統家族企業的特色讓這些企業走向成功，有時也會由于創業者技術出身缺乏管理技能、繼承人的問題、不可預見的外部環境的變化，讓公司走向破產。饒志民認為，王安的公司最后走向失敗，就是因為權謀管理與接班人危機。德魯克也在上述表示，中國海外華人企業要發展，比如要讓“陌生人”參與進來。

華人創業者還遇到的是意想不到的政策方面的風險。由于一些國家出于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下令禁止華人經營某些行業，東南亞國家的優秀華商有時還會受到當地人的敵視和不理智行為。“雖然現在這種明顯的排華行為少見了，但在某些領域的歧視現象也依然存在。”莊國土認為。

為融入主流社會，早年，像王永慶、林紹良這些成功創業者，常常主動與一些社會名流，包括政治家、經濟學家和德高望重的社會人士，保持密切的聯系。王永慶曾經說道，這不僅是一種精神的需要，也有助于把握社會經濟趨勢，發現商業機會，同時，也逐漸為企業建立了一個保護性的公共關系網絡，以防各種不測事件的影響。

海外創業的各種艱難，也曾讓不少創業者有過放棄的念頭。8coupons創始人苑文璽建議，如果有好的創意和模式，一定要堅持下去。（—最權威最專業的鞋類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