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天津、山西等21個地區相繼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21.7%.無論是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還是職工工資收入的增加，這樣的新聞總是能引來人們的極大關注，原因就在于這觸碰到了民生保障、收入分配等社會中最敏感的神經。那么，工資水平是如何被決定的？經濟發展與工資水平究竟存在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本期“思與辨”進行關注。

  主持人： 王付永 深圳特區報記者

  嘉 賓： 連 弟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晨 星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林衛芬 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

  一、工資標準提高有利于增強企業的競爭優勢

  主持人：《勞動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國家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每年會隨著生活費用水平、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而由當地政府進行調整。大家怎么看待最低工資標準這一現象？

  林衛芬：最低工資標準作為政府管制價格的行為，是政府對市場失靈的一種有效的矯正。這種做法也是從國外借鑒來的。但是國外的所謂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在參考平均工資和行業平均工資的前提下制定的，并且其標準的提高始終和物價水平和經濟發展速度直接掛鉤，美國在1938年在《1938年公平勞動標準法》中規定了最低工資，到1997年最低工資標準就已經提高了20倍左右。這些年我們在一些省份雖然在不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但不僅大大落后于社會職工平均工資，而且低于行業工資水平。所以在我們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在提高工資標準上，應該在參考平均工資水平和行業平均工資水平的前提下重新設計法定的最低工資水平。

  連弟：最低工資標準的實施及不斷提高有利于增強企業的競爭優勢。最低工資標準高于市場均衡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成本，但不會削弱企業的競爭力。因為在我國企業的主要成本中，勞動力成本所占比例并不高。據有關資料顯示，深圳的人工成本僅占生產成本的6.92%，上海只有6.1%.所以最低工資標準不僅不會使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而且還會促其轉型。

  二、什么因素決定工資水平

  主持人：在經濟學上，工資決定理論有幾個典型的版本，比如古典經濟學派在工資決定方面一直認為，工資是勞動力價格的體現，它必須等于維持這種勞動力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亞當-斯密也認為，“勞動工資有一定的標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即使最低級勞動者的普通工資，也不能減到這一標準之下”，二百多年之后，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現在情況下，應該由什么因素來決定工人的工資？

  林衛芬：人們一直有這樣的認識，能力低的員工只為創造經濟價值作出了極為有限的貢獻，因此也只能得到很低的工資，要不然雇主就會辭掉他們。這種看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人們完全不可能在一個基于分工的生產過程中去確定個體對整個生產所作出的貢獻。而能確定的只是，所有參與創造價值的員工都對整體結果作出了貢獻。

  晨星：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是否增加工資要看領導者的臉色，但是如果在全球市場上來考察，工資漲與不漲，不僅事關公平，更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很大關系，供需之間的均衡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工資水平的高低長期來看，應當是一個被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結果，而不是人為決定的結果，人在其中的作用體現在該如何讓工資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更加接近一個合理的水平。在今年年初召開的全國勞動關系工作會議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表示：我國要努力實現職工工資每年增長15%，力爭“十二五”期間實現職工工資“倍增”。這樣的愿景，讓人期待。畢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僅切實改善了公眾的生活，而且使日本迎來了二戰之后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

  三、最高工資水平并不在最富有的地區

  主持人：人們的常識是：工資標準高的地區往往是在經濟發達的地區，那么，高工資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連弟：很多人認為，最高的最低工資標準或者說最高的工資水平應該出現在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這是一種靜態的思維偏見，其實際情況是，最高的工資應該出現在給人的發展帶來最大上升空間的地區。工資水平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樞紐，但是出于利己的考慮，很多人不愿對此做出積極的回應。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富論》中，專門拿出一章對工資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和論證，他認為：“勞動工資的上升，不受國民財富的實際多少所影響，它是因為國民財富的不斷增長所造成的。所以，最高的工資不是在最富有的國家或者地區里，而是在發展最快或者說致富最快的國家里。”

  較低的工資標準使經濟發展缺乏技術勞動力的支撐，只能把淘汰企業吸引進來，而將高附加值和資本密集型企業拒之門外，甚至成為低端企業的洼地。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須通過最低工資標準的實施及不斷提高，對高素質企業形成激勵，實現優勢企業驅逐劣勢企業，最終提升整個地區的競爭力。

  晨星：中國人均GDP高于印度的一倍，但過去的7年，印度的工資已經連續多年以高于GDP的增速增長。從1999年至今，印度的平均工資增長率為11.5%，其中，2004年印度的平均工資水平上漲了11.6%，是亞太地區最快的國家。而同期印度的GDP增速度都在9%以下，只是到了2005年，其GDP增速到達到9%.而中國的工資增長速度卻遠低于GDP的增長速度，中國的GDP連續20年基本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而工資在GDP中的比例卻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1980年時為17.1%，1998年時為11.7%，到2003年的時候下降到12%.最近幾年，始終在12%左右徘徊。人們幸福感的下降有很多種解釋，但是經濟上的解釋方向應該是最基礎的。

  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曾經說過，高工資、高福利永遠是一個城市最好的名片。高工資、高福利是一個地區魅力所在的“秘密”，這與人們的財富觀念無關，一個可以提供高工資和高福利的地區，必然有相關的高端產業來支撐相應的工資水平，在這樣的平臺上進行工作，人們得到是個人價值的最大程度的實現和滿足。亞當-斯密認為：“豐厚的勞動報酬既是國民財富增加的必然結果，又是國民財富增加的自然征兆。”工資水平的高低是一個地區對人才吸引的關鍵，中國很多技術性人才淘金印度也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我國東南沿海一些地區出現用工荒的真正原因在哪里？相對于改革開放的早期，沿海對內地在工資水平上沒有很大的優勢，這是用工荒的終極答案。在某種程度來說，一個地區的工資水平也可以看作經濟發展的風向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