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原廣州地鐵老總，現執掌廣州白云國際機場的人大代盧光霖在出席廣東兩會后表示，政府扶持中小企業，但一些法規使中小企業壓力很大，建議別再搞最低工資標準，最低薪水應由市場決定。更多人有份工作才最重要。盧光霖曾因"員工家屬免費乘地鐵是為反恐"和"老板是弱勢群體"論備受爭議。

    金融風暴確實給企業帶來發展困難。為了應對危機，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增加固定生產投資，給企業減稅，發放消費券，等等。這對于擴大內需，提振市場信心，促進企業發展，共克時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商言商，作為企業老總，盧光霖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說話，倡議扶持企業本無可厚非。但是人大代表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應該擺出令人信服的事實與理由。如果一味站在企業立場單方面釋放無原則的麻辣燙話語權，就有些嘩眾取寵的意味了。

    在當前經濟語境下，企業確實應該得到幫助，企業與員工也需要抱團取暖、同舟共濟。但是幫助企業也應該堅持原則底線，不能犧牲勞動者的切身利益。而獲取最低標準工資是勞動者最起碼的權利，更是法律法規的要求。對于一家真正有前途，有社會責任的企業理所當然應該維護這條原則底線。企業過冬也不能讓員工裸奔，不能靠員工冰涼的體溫為企業取暖。人大代表更不能信口開河，一味討好企業，倡議以犧牲員工基本工資權利為代價為企業減負，誤導中央宏觀決策。

    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勞動和社會保障制度。早在2004年初，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頒布了《最低工資規定》，明確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要調整一次。為了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盡管人保部提出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但是決不意味著可以隨意降低，甚至取消最低工資標準。

    從理論上講，市場經濟條件下，"最低工資由市場決定"的觀點沒有錯。但是市場的基本特征是公平競爭，勞資雙方在合法市場框架內公平博弈。現在的問題是，由于勞資雙方權利、地位不對稱，工資協商制度不健全，工會組織缺位，勞動者根本沒有工資議價能力！撤除最低工資標準這條最后的勞動權益保護防線以后，勞動者工資權利如何保證？

    事實上，由于員工與企業之間權利地位不對稱，大多數員工在老板面前根本沒有話語權。且不說大部分企業不愿意漲工資，最低工資標準沒有執行到位的企業有的是，打法律的擦邊球，克扣員工工資的企業也不在少數。在這樣的勞資語境中，人大代表建議取消最低工資標準，豈不讓脆弱的勞動者權益雪上加霜？一旦建議被采納，企業完全可以名正言順地給員工減薪。在金融危機中只講困難，不談責任。

    關于工資問題，百年前的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曾有過忠告："再沒有比工資更重要的問題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是靠工資生活的，工資擔負著工人在車間之外的全部負擔，以及年老后他不能勞動時的生活。我們必須考慮到所有這些事實，讓孩子們有衣可穿、有房可住，讓他們受到教育，給他們生活的各種小享受，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決定著這個國家的繁榮。"回想福特百年前的忠告，多少現代企業應該感到汗顏？幾百元的最低工資標準不僅談不上分享發展成果，連解決基本生活問題都不充裕。人大代表怎能忍心剝奪勞動者最低工資權利？以犧牲勞動者最低工資權利換取企業發展，企業發展的意義又體現在哪里？

    換個角度看，勞動者權利也有其底線，如果薪水太低，勞動者基本生活無法保證，他們集體卷鋪蓋走人，最后傷害的還是企業的利益。羊毛出在羊身上，拿取消最低工資標準換取企業繁榮，無異于殺雞取卵。拿著高薪的企業老總，體會不到普通勞動者的艱辛，想像不出最低工資標準對勞動者的特殊保護意義，自然站著說話不彎腰。社會精英如此代表“人民”建言獻策，根本無助于企業化解發展危機，只會加速精英與窮人話語權斷裂，導致雙方心理隔膜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