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國式管理對中國現代化的本質缺乏深刻的洞悉，因而錯誤地判斷了中國當前的歷史形勢。中國當前現代化的本質是“第二次現代化”或“后現代化”，而中國式管理卻以“第一次現代化”的眼光來看問題。

　　盡管中國式管理也談全球化，但由于缺少正確的視角，因此，它對全球化的理解是片面和不深入的。這決定了不論何種形式的中國式管理，都是在一個錯誤的方向上指點中國的未來。

　　從全球化和后現代管理的角度，我們認為，目前出現的中國式管理理論，至少存在以下十大糟粕：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一：“中國中心論”

　　不論何種形式的中國式管理理論，都是“中國中心論”的體現。所謂“以我為主、博采眾長……”，不過是“洋為中用”思想的翻版。這些都是近代中國，在面臨“第一次現代化”時不成熟的思想。但是直到今天，我們還擺脫不了這種誤區，實在是一個大國的悲哀。

　　“第二次現代化”或“后現代化”的本質，將是以“大我”觀念代替“小我”觀念，以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也就是，首先要認識到中國是世界的中國，而且中國與世界已不可區分。因此，刻意強調“中國式”是一種新形式的“閉關鎖國”。它的危險是，將再一次把中國隔離于世界之外。

　　盡管一些相對理性的中國式管理言論認為，中國式管理需要具備與國際管理學對話的能力，但全球化背景下，實際上已經無法區分國內與國際。所謂國際或跨國，已經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

　　從文化的角度來說，跨國文化交流是不需要走出國門的。也就是說，跨國管理學也是不需要走出國門的。任何一門學術，特別是管理學，不出國門就已經是國際的了。在此種狀況之下，所謂“以我為主，自成一家”，已經是落伍的思想。因為，所謂的“我”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我”了。強調“自成一家”的結果，是自決于“大我”的非理性行為。

　　可以說，隱藏在“地方特色”背后的“中國中心論”，是中國式管理最能蠱惑人心的思想。它甚至會以理性的名義，將民族主義包裝起來，從而使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管理走入歧途。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二：包裝的權謀

　　中國式管理聲稱，凡談權謀乃是沒有領會中國式管理的真諦。然而，中國式管理反對的只是赤裸裸的爭權奪利，卻推崇真正的權謀。因為真正的權謀，正是馬基雅弗利所說的“偉大的假好人”式的狡黠。請看中國式管理的“經典”言論：

　　“表面上看來，中國人喜歡爭權奪利，實際上我們真正開心的，是塑造對自己更加有利的形勢。大勢所趨，權和利都成為囊中物，高明的中國人，口口聲聲不為權不謀利，卻善于‘造勢’，因為形勢比人強，可以決定一切”。

　　以上所謂的“造勢”是什么？一種真正的權謀術，卻非要起一個好聽的名字叫“造勢”！這無非是一種包裝，甚至是強詞奪理。這種文字游戲實在是沒有什么意義。

　　其它諸如以下的言論：

   “希望在圓滿中分是非，最好把握下述三大原則：第一，平時要以廣結善緣的態度，結識各種關系的重要人士，以便必要時商請助一臂之力；第二，任何時候，都不要隨便得罪人，以免山不轉水轉，有一天發生‘不是冤家不聚首’的痛苦場面；第三，要慎重考慮，自己需不需要加入某種黨派或勢力圈？”
以上則是赤裸裸地教唆中國人玩弄古代權謀。盡管它所說的是一種中國人生活中的現實，但體現的是一種市儈哲學，而不是致力于改造中國人國民性的正直的學術。

    也許你會說，改造國民性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但近代以來，我們實際上一直在改造國民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性格也已經變化了許多。

　　事實上，明目張膽地教唆人權謀之術，即使在古代也是難登大雅之堂的。而這種“旁門左道”卻能在國際化時代的中國，成為一種打著“中國”旗號的“顯學”，這本質上還是反映了當今中國人思想上的迷茫。

　　放眼西方，也許只有馬基雅弗利曾經公然鼓吹過權謀之術。其他無論西方哲學還是基督教信仰，都教導人正直、坦誠、純潔的高尚品格。西方并沒有嘲笑這些高尚的品格是“幼稚”。中國的圣人孔子、孟子等，也無不教導人樹立高尚的品格。

　　從中國企業目前的狀況來看，“辦公室政治”的泛濫堪稱是一大難題。身在職場的中國人大多都對“辦公室政治”深有體會。可以肯定是，沒有人真正喜歡“辦公室”政治，有的話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中國式管理公然教唆權謀之術的做法，無疑會助長“辦公室政治”之風，讓中國人活得更累。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三：偽裝的仁愛

　　中國式管理在鼓吹“人性化管理”是自身核心特色的同時，在具體的管理手段上卻又完全違背人性。我們來看一看中國式管理的“手段”：

　　“中國人當然深知‘向上管理’的奧妙，在于‘能做不能說’……向下管理尚屬不可明言，何況是向上管理？上級覺得好笑：‘我都不想管你，想不到你還想來管我！’不免下定決心，先下手為強，整整你，看你敢不敢來管我？心想，‘老子不發威，被部屬當成病貓’，干脆發發威風，看誰來向上管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規定中國人鞠躬，還不如把屋檐壓低，讓他自然非鞠躬不可。”

　　“上司所說的，永遠都對，有意見很可能被當作叛逆。……現在不能殺人，卻也有一大套整人的辦法，令人比死還要難過，何苦以身相試！不如明哲保身，牢牢記住這一條準則。就算老板叫我去死，我也要答應‘好’，反正不去死他也沒有辦法，何必嘴硬，跟老板逞強！”

　　以上這些做法，豈止是遠離人性化的管理？完全是壓制人性的宮廷之術！那么，中國式管理所鼓吹的愛心又如何體現呢？

　　看來，無論是“人性化”還是“愛心”，對于中國式管理來說，都是言不由衷的。中國式管理在客觀上只能把中國人個個塑造成奴才，讓中國回歸專制的古代社會。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四：疲勞的人際技巧

　　中國式管理自稱通過一套“圓通”的溝通藝術，可以使管理輕松愉快。而實際上，按照中國式管理的溝通技巧，只會使人更加沉重痛苦。

　　中國式管理所推崇的溝通藝術核心是“不明言”，即深藏不露。這種古代官場文化，在瞬息萬變的現代商業社會，特別是在企業內部對話中，如果成為一種規則，其巨大的破壞力是不可想象的。我們來看中國式管理的“三大溝通特色”：

　　“中國人溝通有三大特色，一是有話不一定說出來；二是說出來可能含含糊糊；三是就算說得相當肯定，也不一定是真的。”

　　現實中確實有很多中國老板是這樣的。但這并非大家喜歡的風格，而是為經理人所深惡痛絕。很多經理人就是因為無法承受老板的這種風格而離開公司。如果說是正當的溝通藝術，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都是成年人必備的技能。但中國式管理顯然扭曲了人與人之間正常的溝通藝術，而使之變成一種攙雜著權謀和不軌之心的厚黑學。即使中國式管理的動機是好的，客觀上也會造成此種后果。這種不透明的文化，并不是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國文化糟粕。它只能助長中國人的虛偽之風和爭斗之風，實在是一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因為，它把所有人都視為敵對者，為了自己的利益挖空心思。中國式管理批評西方個人主義，它自己卻是真正的個人主義鼓動者。

　　我們來看看下面這段話：

　　“不明言有什么好處？分析起來真的是好處多多：第一，不明言才不致使自己站在亮處，暴光太多，讓人家一目了然，很容易加以掌握，甚至抓住弱點；第二，不明言才有回旋的余地，不至于逼死自己。反正話還沒有說出嘴，怎么改都可以，才夠靈活；第三，不明言才能夠引出對方的本意，因為他搞不清楚底細，才肯原原本本地說出來。啊，原來如此！”

　　看來，中國式管理所說的“不明言”，目的是讓別人“明言”。而如果人人不明言，大家都互相猜測，那將是一種什么樣的氣氛？競爭激烈、變動迅速的商場，允許此種風氣存在嗎？大家都把時間浪費在互相猜測和斗法上，企業績效如何保證？

　　中國式管理還主張“會而不議”，就是開會時不進行實質性討論。請看下面闡述：

　　“支持人希望大家‘會而議’，大家會前就心懷鬼胎，秘而不宣，彼此互不溝通，以期會議中各顯神通，讓主持人刮目相看而視為杰出人才。‘會而議’演變成為大家互相攀比、各爭功勞的局面，就會引起惡性競爭，造成同歸與盡的凄慘結果。……歷史上大鳴大放的結局，在主持人下不了臺階或者惱羞成怒的緊束政策下，不知道增添多少冤魂！‘會而議’產生許多‘一開口便成烈士’的教訓”。

　　原來“會而不議”的目的是明哲保身。中國企業原本就大多缺乏優秀的企業文化，缺乏強大的凝聚力。如果按照中國式管理的做法，只會使企業內部人際關系更加復雜。因為中國式管理的做法，根本上是一種斗爭哲學。

　　“先說為什么會先死呢？道理幾乎都是相對的，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先說的人說出這一方面的道理，后說的人很容易站在相反的立場，說出另一方面的道理。雖然雙方面都說得頭頭是道，畢竟后說的人，可以針對先說的人，做一番整理和修補，甚至大挖其漏洞，弄得先說的人，好象相當沒有學問。”
上面這段話，十分清楚地暴露了中國式管理缺乏仁厚之心。開會不先發言，其目的原來就是為了整別人。這實在是令人不寒而栗。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五：助長趨炎附勢之風

　　中國式管理還助長趨炎附勢之風。請看下面這段話：“我們受到指責和批評的時候，首先要先認清對象，搞清楚‘指責我的人究竟是誰’。

　　指責的人職位比我高，形勢比我強，或者聲望比我隆，最好的因應方式，便是‘做錯了，趕快向他道歉，并且設法獲得諒解；沒有錯，則保持沉默，不說話。’

　　指責的人職位和我一般高，形勢和我差不多，聲望也隆不到哪里去，常見的反應是：‘好，我承認我有錯，你難道一點錯誤都沒有嗎？’于是毫不保留地把對方的錯誤，也宣揚開來，弄得對方下不了臺。

　　指責的人職位比我低，形勢比我差，聲望不如我，這時候首先要考慮一下，他是不是有人在后面撐腰？不然怎么會如此這般？如果是，要特別小心，不理會指責的人，卻直探后面那位撐腰的高手，以便適時化解，他自然會制止指責的人，甚至叫他道歉了事。

　　若是背后并無高人，那么本著‘不教訓你不行，否則別人可能學樣’的精神，一定要把腳伸出去，踩得他永遠不能超生。”

　　打著復興中國的堂皇旗號，中國式管理給國人開出的卻是如此“藥方”。

　　這種癟三式的行為難道也是管理學的創新嗎？大街上隨便找一個沒文化的流浪漢也會啊？若中國式管理就是這種面目的話，那真是國人的恥辱！

　　再看看下面這段話：

　　“總經理從外面回來，嘴角上粘著一顆米飯，職員們看到了，敢不敢說：‘總經理，你怎么帶便當？’答案是有人敢，有人不敢。敢說的人并不是勇敢、坦誠、率真，而是料定總經理不會把他怎么樣。不敢說的人也不是膽小、陰沉、世故，而是沒有把握，究竟會有什么后果。”

    這是典型的太監文化。可總經理并不是皇上。如果按照中國式管理的金科玉律，我們卻可以把任何一個總經理培養成“皇上”。難道這樣的管理，可以拯救21世紀、塑造“和平的地球村”嗎？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六：降低效率

    再看看中國式管理的低效性：

    “中國人的化解問題的方法，其實也是推、拖、拉的配合，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讓人摸不著頭腦。”

    如此一來，不知道中國企業何時能走向世界？

    再看一下中國式管理關于會議的觀點：

　　“我們的建議，中國式會議最好以‘3：1：3’的過程來進行。意思是會議如果預訂一個小時，大家就要在會前花三個小時來充分溝通，會議時獲得一個富于彈性的共識，會后再花費三個小時，依據這個共識來進一步溝通，尋找可行的途徑。”（曾仕強《中國式管理》177頁）

　　以上做法實在遠離管理實踐。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恐怕沒有哪一家企業有這么多時間，去開會前討論三個小時，開會后再溝通三個小時。

　　再看下面的說法：

　　“上司‘深藏不露’，部屬‘揣摩上意’，看起來好象‘含含糊糊’卻絕對不是‘糊里糊涂’。

　　通過這種‘含含糊糊’的猜測、模擬過程，尋找出‘清清楚楚’的結果，才是自動建立共識的精神。
　　上級‘不明言’底下人自動猜測，是一種歷久常新的游戲規則，也是凝聚共識的最有效途徑。”
如果以上原則真的成為企業的游戲規則，不僅不可能成為凝聚共識的有效途徑，反而一定會把企業拖入深淵。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七：踐踏規則

　　中國式管理對規則的踐踏，更是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而且以此為榮、為自己的特色。請看下面的言論：

　　“中國人呢？‘目標’可以達成也可能不敢達成。因為我們心理最清楚：一旦達成目標，下一次目標就會提高，結果必然逼死自己，何苦來哉！”

　　“中國人可以實施目標管理，也可以搞得它名存實亡。對于成果管理，中國人同樣具有這樣的本領。”

　　中國式管理的踐踏規則甚至達到了使人懷疑其別有用心的程度。請看以下觀點：

　　“仔細觀察中國人的習性，不難發現‘當一個中國人有道理的時候，他喜歡講道理，而不提法律條文；當一個中國人覺得自己沒有什么道理的時候，他就開始引用法律條文，企圖以合法來掩飾自己的無理或不合理；當一個中國人知道自己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時候，他便胡亂罵人，想要以潑婦罵街的方式，來獲得同情或鄉愿式的和稀泥以求自保。’

    過去我們一直以為如此行為，根本不合乎“現代化”的要求，既然和西方人不一樣，就應該趕快加以改變。現在我們經濟發展恢復自信心，是不是應該重新來思考自己的傳統呢？”
中國經濟發展與踐踏規則有什么邏輯關系？難道中國現代化的成就都是因為我們不遵守規則才取得的嗎？這是何等的邏輯錯亂？

    再看下面的觀點：

    “個人與個人之間，契約既沒有太大的功能，規定也常常形同虛設，因為‘人肉咸咸’，遇到存心抵賴的人，契約和規定，好象永遠使不上力。結果只能夠約束好人，卻任由壞人逍遙法外，產生不了什么管理效果。

    一切具體化、透明化、明確化、成文化，最大的隱患還是把自己縛得完全沒有回旋的空間，不是弄得自己誠信有問題，便是被譏諷為‘朝令夕改’。” 

    中國的法制建設和規則建立方面只會遠遠不夠，而不會已經過度。反對中國管理的規則化，是一種徹底的反現代行為。再看一段文字：

    “西方人蒙受不白之冤，喜歡依法申訴。中國人則心里明白，法只能保護一時，得罪了人，卻會引來長遠的報復。息事寧人，表面上看起來很懦弱，實際上往往是根本化解之道。……訴諸于法，原本是不得以才用，中國人常常透過法庭外的和解，用意即在避免或減輕因申訴產生的后遺癥。”
以上這種腐朽的觀點，活脫脫是為中國農村學校亂收費、貪官橫行等現象作辯護。本文作者之一張羿去年春節回山東老家，就聽親戚說過這樣的事情：一家農村小學收了學生的暖氣費，卻根本不給學生安裝暖氣。家長人人敢怒而不敢言，沒有一個人舉報，原因都是害怕得罪了學校，孩子沒地方上學。這種懦弱是怎么產生的？這不正是息事寧人思想的惡劣后果嗎？

    中國式管理這種與現代化唱反調的觀點，究竟屬于什么偉大的創新？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八：扼殺創造力

    中國式管理還企圖讓中國人回到“萬馬齊喑”的時代。請看下面的言論：

    “今日社會動蕩不安，追究起來，有些人輕視倫理，鼓勵‘有話就要說’；電視上常常出現‘我有話要說’的字幕或聲音，都將難辭其咎。”

    今日中國只是價值混亂，何曾動蕩不安？“有話就要說”，難道有什么不對嗎？改革開放使中國人的創造力得到了很大的發揮。如今締造創新型國家、發展創新型企業又是我們全民族的歷史使命，而創新首先需要的就是解放個性。中國式管理扼殺創造力的觀點實在是讓人看不懂。

    中國式管理還公然倡導侍奉主子的奴才哲學，與后現代管理的管理主體觀完全背道而馳。

    “事情順利成功，是領導者正確方針的功勞；事情失敗，那是推動者的過失，與領導者無關。此時推動者為了表示負責，可以請求辭職；而領導者則視情況，予以慰留或照準。這種領導者有權無責、推動者有責無權的現象，西方管理學者，或許會嗤之以鼻，但就大易管理而言，只要大公無私，有什么不可以？”

    責權不明原本就是中國企業的通病，中國式管理倡導使責權更加不明的做法，只會使中國管理更加混亂。

    而自卡西爾發表人是“符號的動物”觀點，德魯克提出“知識工作者”概念，以及知識經濟的興起以來，世界管理革命突破現代管理范式而進入后現代管理階段。后現代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通過產權模式、組織架構等的變革，使每一名員工都成為企業的主人。在這種人人為管理主體的情況下，每個人的創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同時也產生最強大的團隊力量。尊重個體與團隊精神，對于后現代管理并不矛盾。這早已為微軟、GE等眾多世界優秀企業的實踐所證明。

    但中國式管理為了標新立異，完全不顧后現代管理時代的管理實際，執意抹殺員工的個體價值。請看下面的觀點：

    “管理者最好明白，個人的力量，一定不如眾人的力量那么強大。標榜自己的創見，強調個人的貢獻，不但不能夠匯集眾人的意志和力量，而且容易引起大家的嫉妒和打擊。我們比較喜歡用延伸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見溶入上級的意見，使其內容更加充實。組織成員，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部分意見，集中到上級的意見里面，便成為眾志成城的好意見。現代人受到西方的影響，開口閉口就說什么個人的意見，實在是不智的舉動，破壞組織的凝聚力，也造成各人堅持己見，不肯讓步的僵局。不如以上級意見為主軸，融入大家的看法，匯合成大家的意見，更為可行。”

    通過以上闡述，不難看出，中國式管理的抹殺個性，原因是害怕嫉妒，目的是為了息事寧人。這決不是一個坦蕩的中國人所應秉持的行為。當我們人人都追求坦蕩無私，個體價值與集體利益就不會有什么矛盾。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九：助長迷信之風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式管理還假借科學之名，而行迷信之實。說中國式管理公然宣揚迷信，并不為過。

    “何況大易哲學，從歷史淵源來考察，最早都具有明顯的卜筮作用，不宜完全加以忽視。”

    “占卜到底是不是迷信？我們不贊成用‘是’或‘不是’來回答。正確的占卜，不是迷信；不按理出牌的占卜，當然是迷信。”

    我們承認《易經》的價值，但不等于毫不批判地接受。但中國式管理卻連其糟粕也照單全收，甚至特別重視其糟粕部分。中國式管理不好好研究現代決策科學，卻號召中國企業用占卜來輔助決策，并慫恿大家燒香拜佛，實在是不明智之舉。

    由于局限于中國的某些封建文化，中國式管理并未清楚地界定迷信與信仰之間的巨大界限。因而，在信仰方面又給中國人開出了糊涂的藥方。神秘主義主導下的中國式管理是異常危險的。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十：助長人性之邪惡

    中國式管理還有助長人性邪惡之嫌。請看以下的描述：

    “中國人的警覺性普遍很高，因此有人懷疑臉部的表情可以隱藏起來，而說話方式的表情也可以做假。至少中國人對眼睛的故意麻木沒有表情，乃是眾所周知的事。老于世故的人，很難從他的眼睛看出任何表征。所以若非經過多次觀察，最好不要輕率地加以判斷。”

    以上固然是對中國人的真實描述，但中國式管理并未開出改變國民性的藥方。而是倡導中國人以毒攻毒，使自己也變得高深莫測。

    再看以下言論：

    “西方人多半嘲笑那些騙人的人，卻十分同情那些被騙的人。中國人不是這樣，可以說相反。

    我們對那些騙人的人，心里似乎有一些羨慕：‘真有辦法，一下子騙走那么多錢！’我們極力嘲笑那些被騙的人：‘你看，叫你要小心，你偏不聽，現在上當了吧？損失慘重，對不對？’”

    這是什么樣的國民性？不同情被騙的人，卻羨慕騙人者，意即尊崇邪惡而嘲笑無辜。但中國式管理不僅沒有批評這種現象，反倒以此為榮，并且認為是中國優于西方的特色。凡是中國有而西方沒有的，就算是錯誤的、甚至是腐朽、邪惡的，對于中國式管理而言，都是可以拿來到世界上炫耀的資本。這堪稱是中國式管理的一慣作風。

    中國式管理還倡導假仁假義。不信請看以下言論：

    “大家都企求富貴，卻不知道富貴集于一身的時候，就成為眾矢之的了。如果想要安全，便應該將自己的富分享給天下的窮人，以自己的貴去禮待天下的賤人。”

    這是中國式管理在講易卦中和道德有關的“謙”卦時所表達的觀點。原來某些中國富人的慷慨不過是因為怕窮人攻擊。這是十足的偽善和邪惡。

    有些中國學者針對中國企業家不太熱衷公益活動的現象指出，這是因為中國企業家不象西方企業家那樣善于宣傳。而事實上西方企業家的熱衷公益，大多不是為了宣傳自己，而是在信仰上帝的前提下向社會奉獻愛心的結果。從老一輩的資本家亨利·福特、洛克菲勒，到新一代企業比爾·蓋茨莫不如此。相反，中國企業家是最擅長炒作的，但卻惟獨缺乏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