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80年代第一批美國船隊遠涉重洋來到中國之后，美國人的想象力就被關于中國經濟的前景或是威脅之種種說法所點燃了。無論是被看作一個無限的市場還是一個潛在的對手，中國是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

    乍看之下，里德·亨特（ReedHundt）的新書《在中國的陰影下》（InChina’sShadow）似乎只是最近涌現出來的，探究自毛澤東去世后30年來中國驚人崛起本質的諸多本書中的一本。但是，本書的完整標題，還需細細審閱。作為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前任主席，以及英特爾公司（Intel）董事會成員，亨特為本書取了一個更富象征意味的副標題：“美國企業家精神的危機”。 

    相對于闡述中國之于美國的沖擊和影響，亨特在此書中更多討論的是美國政治和商業領袖對于21世紀諸多挑戰的回應，這些挑戰正是以中國經濟勢不可擋的增長為主要特征的。 

    理解這里所說的回應“危機”的關鍵在于理解風險承擔者所扮演的角色，正是由于他們對未經測試的技術的支持和推崇，推動了美國從蒸汽輪船時代到互聯網時代的成長。而作為美國式“做得到”自我倚賴信念的化身，企業家們又一手締造了新興網絡和信息技術公司，從而引領了20世紀90年代的繁榮與創新。因此，在如何保持美國經濟的持續活力這個問題上，亨特寄希望于美國企業家對于中國崛起的回應，以及美國政府與社會對他們支持的程度。 

    企業家精神不僅僅是建立在風險加投資等于收益這一公式之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在1942年曾作過一個著名的論述，將企業家的角色看成是“創造性破壞”，即相對傳統智慧而言，投資于新技術以促進經濟的增長。 

    亨特引用了熊彼特的解釋作為起點來展開他的討論，即美國人和中國人在各自的商業模式中對于企業家精神的不同看法。 

    亨特提到，對于美國人而言，創造性破壞意味著通過個人主義和顛覆權威打破舊習的方式來實現創新。企業家往往通過抨擊“現有權力等級體系”來建立初創企業或是對于新事業的投資。這個過程的標志通常有二：要求掙脫既定商業模式的反抗行為，以及對于何種新技術會為投資帶來回報的敏銳評估。 

    中國人實現創新的方式則很不一樣。中國的企業家，亨特機敏地指出，在承擔風險方面有著與美國企業家基本相同的特質，只是他們的行為受限于一個定義明確的社會架構。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強調“創造性建設”，這意味著接受一定程度的政府控制和民主式自我表達的缺失，而在美國人看來這是難以接受的。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里，中國經濟增長占到了全球經濟增長總量的40％，在這個大背景下，亨特指出，以上提到的相異之處也許并不會阻礙利潤的獲取，但是如果美國公司想要和中國競爭或是合作的話，這些差異在文化上有重要意義，需加以認真理解。 

    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 

    像此種富于激勵性與洞察力的對比是亨特本書第一章的一個特色。遺憾的是，在后面的章節中，這一特色未能延續。書中覆蓋了美國企業家精神的太多方面，卻未能對中國對于美國商業文化和前景的影響做全面分析，，因此失去了關注的焦點與論述的沖擊力。 

    舉個這方面的例子：中國的通信公司華為（HuaweiTechnologies）發展并威脅到思科公司（CiscoSystems）在信息技術開發與制造領域的領軍地位，對于這一狀況，亨特只作了極為簡短的分析。

    而鑒于亨特的背景，他本可以通過對這兩家公司競爭狀況的全面解釋，來生動地闡明中美商業戰略與文化上的不同之處。 

    然而，亨特只用了兩段話粗略地介紹了“偷偷摸摸的，來勢洶涌的，而富有效率的中國公司華為”的上升過程，以說明他的觀點，即認為思科這樣的美國公司須將其主要運作部門遷至中國，也就是說，實質上變成中國公司，以與華為“便宜而高素質的勞動力”展開競爭。 

    亨特完全忽略了思科對華為及其兩家子公司，即華為美國公司和FutureWei技術公司的成功訴訟。2003年，思科指控華為非法抄襲其IOS軟件（其路由器和轉換器運作系統），技術文件資料，和其他多項專利方案。在對方系統的準備和詳實的證據面前，華為投降了，同意更改其路由器和轉換器，并停止對思科知識產權的侵犯。 

    像思科這樣的公司或許發現的確有必要將生產部門設置到國外，包括到中國，但亨特卻沒能夠談到如何保護和提升美國國內的產業基礎，這是本書的一個嚴重缺陷。未能分析思科訴華為案，也只是作者錯失的許多機會之一。相對于這樣一個重大的話題來說，亨特的書太過簡短，論述部分只有133頁，注釋部分僅僅50多頁，而其中更是包含了許多本應出現在正文中的有用信息。 

    在第二章之后，亨特就很少講到中國了，而是對許多話題進行了廣泛而粗略的討論。包括：“黃金90年代”的網絡繁榮，著名企業家的生平履歷研究，關于拉美發展的假想，以及一番滔滔不絕的建議：關于美國，包括美國政府，商界，學術界和公眾，應該，應當，或者必須怎樣做來為企業家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其中一段論述中，有6個“應該”，1個“應當”—讀者在一口氣之內要讀下許多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事實上亨特所有的論點，闡釋和關于“應該如何”的建議，都是針對信息技術業而言的，其他的產業形式則被忽略了。其結果是，他漏掉了一個對于美國和中國都至關重要的事業領域：環境技術。作為一個解決全球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的領域，美國企業家可以在其中大有作為，造就生產繁榮和自我壯大的新十年。 

    盡管對幾乎其他所有領域都作了評論，對于環境危機，亨特只是在一個單獨的腳注中引用了寥寥數語。但其實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危機尤甚。中國大部分的工業基地都是沿海或者依河而建，因此如果全球變暖造成水平面上升的可怕預言變成現實的話，這些工業基地便有被淹之虞。此外，正如約翰·布萊恩·斯達（JohnByranStarr）在他十年前的書作《理解中國》（UnderstandingChina）中所講到的那樣，中國只有7%的土地適合耕作。而為了建造工廠，道路，以及為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提供住房和休閑用地，耕地遭到侵占，土地稀缺的狀況更為嚴重。這帶來的威脅是巨大的，氣候變化和工業污染可能加劇到造成重大災害的地步。 

    不管被看作是“創造性破壞”還是“創造性建設”，能夠對于有投資需求并能帶來潛在收益的狀況作出反應，是成功企業家的標志。環境威脅正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風能和太陽能，海水淡化技術，處理化學污染的物質—這些被開發出來用以處理美國的生態問題的技術，可以現成地出口到中國，或者由美國的企業公司在中國授權制造。因此，對于那些如亨特大力稱頌的“黃金90年代”時期一樣的精明企業家來說，環境危機領域是一塊機會之地。 

    過于強調某些方面，缺少重點，而在另一些方面未盡展開，《在中國的陰影下》這本書有著“對皈依者布道”的效果。忠實的讀者會對亨特關于企業家精神是如何重要的評估點頭稱是，但實踐者還是沒有得到“應該”或“必須”如何將風險和威脅變成機會和收益的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