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由于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獲得1993年諾貝爾經濟獎。按照諾斯的觀點，引起制度變遷的誘因，是由于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改變了人們之間的激勵結構(影響人們行為的利益關系)和談判能力(討價還價能力)的對比，而激勵結構和談判能力的變化，則又會誘發人們重新制定規則的動機和努力。

　　理論上的表述盡管嚴謹和深刻，但往往沒有故事來的生動和形象。理論總是灰色的，實踐之樹常青。同樣講的是制度變遷，《喬家大院》是這樣表述的：

　　在與達盛昌的生死博弈中，喬致庸以他的“智”“勇”終于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且還以他的“仁”，化敵為友，重振了喬家在包頭的雄風。至此，作為東家他不但有了資格和威望，重要的是也有經濟實力的保證，可以按自己的理念來整治復盛公內部的問題了。用學術語言來說就是：“激勵結構和談判能力的變化”，誘發了他“重新制定規則的動機和努力”。于是，一場圍繞店規改革的行動變得勢在必然。

　　通過明查暗訪，喬致庸發現復字號出的許多花花事兒，都與大掌柜顧天順有關。同時他已經看好年輕有為的馬荀，想讓他接任大掌柜。然而，顧天順是個老人，處理不當難免會傷了一些掌柜的心。所以，怎么處置顧天順，著實是一件讓喬致庸為難的事。

　　喬致庸肯定沒有學過什么制度經濟學，但他很會用制度來管理他的生意。

　　為了把顧天順打下去，喬致庸借請全體掌柜吃飯的機會，拿出密賬本亮家丑，列舉了顧天順嚴重違反制度(店規)的三條過錯：第一條是店有明規，東家和掌柜不得任用私人，而顧天順用了自家兒子的小舅子，并且還做了壞事；第二條，違犯店規，私自借貸給萬利聚吳東家八萬兩銀子，無法追回，造成虧空；第三條，店規明示不準逛窯子，不準喝花酒，不準捧戲子，顧天順還是用公款喝花酒，捧戲子。念完這三條之后，喬致庸突然打住，說道：我就不再往下念了，各位掌柜回去自己檢討有無違犯店規的行為。接著他把密賬本放到火燭上燒了。這一招著實厲害，用制度說話，寬嚴結合，既狠剎了歪風，又給多數人留了面子。

　　在罷免了顧天順，啟用年僅28歲的馬荀為大掌柜的時候，顧天順當場暈倒。接下來的這場戲拍得很有意味：馬荀扶起自己的師傅顧天順說，我不是無情無義之人，我師傅雖然有錯，但功大于過，而且從少年熬到兩鬢蒼蒼，在復字號服務了四十年。因此，我提議店規增加一條：效力滿四十年的掌柜，一律保留五厘的身股，用于養老，直至享盡天年。眾人都大吃一驚，轉身把眼光投向喬致庸。喬致庸想了一想，帶頭鼓起掌來。

　　令人回味的是：馬荀不經請示東家就擅自做出這樣一個提議，是否意味著在激勵結構和談判能力上已經發生了對他有利的變化？喬致庸為什么要“想一想”之后才高調同意？這里面真是意味無窮……我們不得不佩服編導在這個細節上的神來之筆。

　　“激勵結構和談判能力的變化”為制度變遷找到了理由——這是諾斯說的。制度就是找個理由承認“激勵結構和談判能力的變化”——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