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浪潮”中的“逐浪”之道
2006-04-01 10:28:02 來源:麥肯錫 中國鞋網 http://www.annualhp.com/
最近發布的未來趨勢報告表明,隨著新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市場也在面臨全球化,伴著這種趨勢的是人才大潮的動蕩起伏。
“這個世界是平的。”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那本同名的超級暢銷書不斷重復這個觀點時,很多人沉迷在這句話所描繪的美好前景中,卻沒有意識到背后的隱憂。他們隱約感覺到這個世界的差距會因“變平”而縮小,而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則會從中受益。
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麥肯錫最近發布的未來趨勢報告表明,隨著新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市場也在面臨全球化,伴著這種趨勢的是人才大潮的動蕩起伏。以前存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異,如今已轉化為“全球化”工作和不能“全球化”工作的收入差異。
換句話說,在中國的一個城市里,一些從事“全球化”工作的人能拿到和發達國家相當的薪水,而其他沒有從事“全球化”工作的人只能拿到本地的薪水,他們之間的薪水差異幾乎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異相當。這種趨勢對于中國來說,既是機會,也是挑戰。
勞動力市場的全球化
上世紀90年代后期,曾有不少專家預測,由于發達國家適合工作年齡的人口不斷萎縮,將造成勞動力緊缺,特別是高技術、精英級人才的緊缺。隨著人才大戰的全面展開,工資將迅速增長,以滿足對數量越來越少、能力越來越強人才的需求。
然而,這種情形并沒有發生。隨著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出現,發達國家突然發現他們可以在發展中國家獲得大量新的人力資源。這種趨勢導致了發達國家不僅失去很多低技能崗位,而且失去了很多高技能崗位。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市場過剩了。
高速海底光纖電纜的出現,以及貿易壁壘和國外直接投資限制的逐漸消除,拆除了人才市場的藩籬。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包括從工廠工人到擁有博士學位的研究人員,突然間進入了全球的人才庫。
短短幾年間,在中國和印度出現了幾百萬訓練有素的白領工人,這在十年前還是不可想象的。由于某些行業的全球化,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人才供應的顯著增加,發達國家在這些行業的工資反而下降了,甚至有些行業還發生了人才過剩。
對高技能大學畢業生的需求依然在增加中。麥肯錫全球趨勢高層調查的結果顯示,高管層對人才最大的擔憂不是來自發達國家,而是來自印度和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要維持6%到9%的經濟增長率,就必須要有足夠的高技能人才。
需求的變化遇到了最劇烈的供應變化。歷史上第一次,勞動市場的大部分實現了完全的全球化。在需要高技能的行業,例如生命科學、工程、軟件編程、會計和業務支持服務,中國和印度的優秀畢業生可以受聘于來自全球各地的公司。
動蕩起伏的人才浪潮
全球人才的供應和需求正在變得越來越不穩定,這主要得益于人才的全球化。麥肯錫的調查顯示,現在發展中國家每年大學畢業的年輕專業人員數量已經是發達國家的兩倍以上,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未來會成為全球人才主要的引擎。
說明人才浪潮動蕩起伏的最好例子是程序員的工資和人數變化。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的調查,從1998年到2003年,美國軟件程序員平均工資的年增長率僅為3.9%,遠低于財務經理的工資漲幅,同期程序員的數量還減少了5.5%。
伴隨著美國的這種變化,印度的軟件程序員在這一時期間大量涌入全球市場,數量大幅增長,他們的工資也在迅速提高。例如,印度中層項目經理的工資從2000年的13000 美元漲到2004 年的31000美元,每年平均增長23%。在很多情況下,地域是否接近已經不是工作生產力的要求,全球工資高低的差別將趨于平衡。
隨著人才供需關系同時發生變化,新興的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將更加劇烈。估計到2015年,美國有330萬個工作機會將轉移到國外,大約占勞動力人口的2%。這個比例不算很大,但當這些人集中在一個地方時影響就大了。例如,北卡羅來納紡織廠的關閉導致90000名工人的下崗,徹底改變了該地區的繁榮狀況。
也有些公司抓住了這股人才全球化的浪潮并從中獲益,英特爾就是典范。它有一個真正全球化的人力資源網絡,包括位于西雅圖的計算專家、坎布里奇的網絡專家、中國的語音識別專家,以色列的功率專家和西班牙的計算機架構專家。
這股浪潮影響了人才市場的方方面面,連頂級的人才也難以幸免。根據《經濟學人》雜志報道,首席執行官的市場成為世界上少數真正全球化的勞動力市場,各地區的薪資差別正在逐步縮小。全球勞動力市場的特性就是不可預測:隨著浪翻浪滾,魚兒隨波逐流。
中國的挑戰與應變之道
人才的全球化和人才浪潮的動蕩起伏也會給中國帶來挑戰。例如,在同一個城市里,如果一個年輕人從事的是“全球化”的工作,另一個從事的則是不能“全球化”的工作,他們的收入差距完全有可能與中國和美國的人均GDP差距相當。
類似的情況正在中國發生。根據麥肯錫發布的調查報告,發展中國家每年畢業的大學生中平均只有13%~19%能夠勝任跨國公司的工作。而中國平均只有不到10%的求職者適合在外國企業中擔當九種職位:工程師、財務人員、會計、定量分析員、通用類人才、生命科學研究人員、醫生、護士和輔助人員。平均而言,他們和其他人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斷加大。
這涉及到中國的未來,因此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麥肯錫資深董事、大中華區總裁高安德(AndrewGrant)認為,中國擁有很多有潛力的人才資源,要讓這些潛在的人才資源轉化為好的資產,則需要一個良好的教育體系,“這將是中國未來面臨的頭號挑戰”。
高安德給出了四點建議。第一是推動中國高校和世界一流學校的合作和交流。“我認為對于中國來說已經有一批很優秀的大專院校,”高安德說,“他們應該多去做的就是和世界其他的一流學校進行合作和交流。比如說和哈佛、劍橋等世界一流的學校開展共同辦學、共同研究。”
第二是加強產業和教育的合作。“目前在中國,學術和商業的領導人的區分非常明顯。”高安德說,“這一點美國做得比較好。美國企業對于學校有比較多的影響,企業界對人才的需求也可以影響到學校課程的設置。”
第三是中國教育應從理論型學習轉變為應用型學習,側重于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高安德說:“今后的信息是無所不在的,越來越不值錢。但是自學的能力讓你能夠掌握方法,可以利用信息解決問題,這個能力才是有價值的。”第四是推動團隊的互動交流和實用學習。“從學生坐在桌子前一個人孤立地學習,轉變為整個團隊以互動交流的方式在一個實用的環境下進行學習。”高安德說:“比如說要教授股市的課程,我們可以讓大家坐在桌子旁,然后按照書本來講股市是怎么樣的,也可以把學生帶到交易所親眼看交易的場景,讓他們跟交易員交流。”
“這個世界是平的。”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那本同名的超級暢銷書不斷重復這個觀點時,很多人沉迷在這句話所描繪的美好前景中,卻沒有意識到背后的隱憂。他們隱約感覺到這個世界的差距會因“變平”而縮小,而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則會從中受益。
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麥肯錫最近發布的未來趨勢報告表明,隨著新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市場也在面臨全球化,伴著這種趨勢的是人才大潮的動蕩起伏。以前存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異,如今已轉化為“全球化”工作和不能“全球化”工作的收入差異。
換句話說,在中國的一個城市里,一些從事“全球化”工作的人能拿到和發達國家相當的薪水,而其他沒有從事“全球化”工作的人只能拿到本地的薪水,他們之間的薪水差異幾乎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異相當。這種趨勢對于中國來說,既是機會,也是挑戰。
勞動力市場的全球化
上世紀90年代后期,曾有不少專家預測,由于發達國家適合工作年齡的人口不斷萎縮,將造成勞動力緊缺,特別是高技術、精英級人才的緊缺。隨著人才大戰的全面展開,工資將迅速增長,以滿足對數量越來越少、能力越來越強人才的需求。
然而,這種情形并沒有發生。隨著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出現,發達國家突然發現他們可以在發展中國家獲得大量新的人力資源。這種趨勢導致了發達國家不僅失去很多低技能崗位,而且失去了很多高技能崗位。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市場過剩了。
高速海底光纖電纜的出現,以及貿易壁壘和國外直接投資限制的逐漸消除,拆除了人才市場的藩籬。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包括從工廠工人到擁有博士學位的研究人員,突然間進入了全球的人才庫。
短短幾年間,在中國和印度出現了幾百萬訓練有素的白領工人,這在十年前還是不可想象的。由于某些行業的全球化,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人才供應的顯著增加,發達國家在這些行業的工資反而下降了,甚至有些行業還發生了人才過剩。
對高技能大學畢業生的需求依然在增加中。麥肯錫全球趨勢高層調查的結果顯示,高管層對人才最大的擔憂不是來自發達國家,而是來自印度和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要維持6%到9%的經濟增長率,就必須要有足夠的高技能人才。
需求的變化遇到了最劇烈的供應變化。歷史上第一次,勞動市場的大部分實現了完全的全球化。在需要高技能的行業,例如生命科學、工程、軟件編程、會計和業務支持服務,中國和印度的優秀畢業生可以受聘于來自全球各地的公司。
動蕩起伏的人才浪潮
全球人才的供應和需求正在變得越來越不穩定,這主要得益于人才的全球化。麥肯錫的調查顯示,現在發展中國家每年大學畢業的年輕專業人員數量已經是發達國家的兩倍以上,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未來會成為全球人才主要的引擎。
說明人才浪潮動蕩起伏的最好例子是程序員的工資和人數變化。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的調查,從1998年到2003年,美國軟件程序員平均工資的年增長率僅為3.9%,遠低于財務經理的工資漲幅,同期程序員的數量還減少了5.5%。
伴隨著美國的這種變化,印度的軟件程序員在這一時期間大量涌入全球市場,數量大幅增長,他們的工資也在迅速提高。例如,印度中層項目經理的工資從2000年的13000 美元漲到2004 年的31000美元,每年平均增長23%。在很多情況下,地域是否接近已經不是工作生產力的要求,全球工資高低的差別將趨于平衡。
隨著人才供需關系同時發生變化,新興的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將更加劇烈。估計到2015年,美國有330萬個工作機會將轉移到國外,大約占勞動力人口的2%。這個比例不算很大,但當這些人集中在一個地方時影響就大了。例如,北卡羅來納紡織廠的關閉導致90000名工人的下崗,徹底改變了該地區的繁榮狀況。
也有些公司抓住了這股人才全球化的浪潮并從中獲益,英特爾就是典范。它有一個真正全球化的人力資源網絡,包括位于西雅圖的計算專家、坎布里奇的網絡專家、中國的語音識別專家,以色列的功率專家和西班牙的計算機架構專家。
這股浪潮影響了人才市場的方方面面,連頂級的人才也難以幸免。根據《經濟學人》雜志報道,首席執行官的市場成為世界上少數真正全球化的勞動力市場,各地區的薪資差別正在逐步縮小。全球勞動力市場的特性就是不可預測:隨著浪翻浪滾,魚兒隨波逐流。
中國的挑戰與應變之道
人才的全球化和人才浪潮的動蕩起伏也會給中國帶來挑戰。例如,在同一個城市里,如果一個年輕人從事的是“全球化”的工作,另一個從事的則是不能“全球化”的工作,他們的收入差距完全有可能與中國和美國的人均GDP差距相當。
類似的情況正在中國發生。根據麥肯錫發布的調查報告,發展中國家每年畢業的大學生中平均只有13%~19%能夠勝任跨國公司的工作。而中國平均只有不到10%的求職者適合在外國企業中擔當九種職位:工程師、財務人員、會計、定量分析員、通用類人才、生命科學研究人員、醫生、護士和輔助人員。平均而言,他們和其他人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斷加大。
這涉及到中國的未來,因此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麥肯錫資深董事、大中華區總裁高安德(AndrewGrant)認為,中國擁有很多有潛力的人才資源,要讓這些潛在的人才資源轉化為好的資產,則需要一個良好的教育體系,“這將是中國未來面臨的頭號挑戰”。
高安德給出了四點建議。第一是推動中國高校和世界一流學校的合作和交流。“我認為對于中國來說已經有一批很優秀的大專院校,”高安德說,“他們應該多去做的就是和世界其他的一流學校進行合作和交流。比如說和哈佛、劍橋等世界一流的學校開展共同辦學、共同研究。”
第二是加強產業和教育的合作。“目前在中國,學術和商業的領導人的區分非常明顯。”高安德說,“這一點美國做得比較好。美國企業對于學校有比較多的影響,企業界對人才的需求也可以影響到學校課程的設置。”
第三是中國教育應從理論型學習轉變為應用型學習,側重于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高安德說:“今后的信息是無所不在的,越來越不值錢。但是自學的能力讓你能夠掌握方法,可以利用信息解決問題,這個能力才是有價值的。”第四是推動團隊的互動交流和實用學習。“從學生坐在桌子前一個人孤立地學習,轉變為整個團隊以互動交流的方式在一個實用的環境下進行學習。”高安德說:“比如說要教授股市的課程,我們可以讓大家坐在桌子旁,然后按照書本來講股市是怎么樣的,也可以把學生帶到交易所親眼看交易的場景,讓他們跟交易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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