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長者曾說：謬論重復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木桶原理”或“木桶效應”，就是一個典型證據。這個“原理”被認為是管理學的一個“著名原理”，或者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原理。但是，我學習經濟學這么多年了，我所讀過的經濟學著作也有數百部了，偏偏沒有見過有分量的學者提過這個“原理”；我手頭的10來本海外版本的管理學教科書，也沒有這個“原理”。 　　既然在有分量的著作中找不到“木桶原理”，我只好順著我所看到的一些人所描述的“木桶原理”，以及我的經驗和理論所見，進行分析。 　　先了解什么是“木桶原理”。裝水用的鐵桶或者塑料桶，大家肯定熟悉。但是，木桶，對于城市里成長的人士而言，是很陌生的；我生長在農村，對木桶還算很熟悉的。農村吃水都是用木桶從離家1里外的河里挑回。所用容器——木桶，一般由大約5塊木版組成，每塊木版一般長，底部寬，上部窄，木版都是用刨子刨成向內凹的狀態。然后，安裝一個底，將這些木版用木釘釘在一起，桶的外周身用鐵絲捆綁三道：桶口一道，桶腰一道，桶底一道。 　　按照市面上一些“專家”所謂的“木桶原理”：如果構造桶的這些木版，有一塊比其他的短，則裝水的時候，容量取決于最短的這塊木版。表面上看，這種說法似乎很有道理。是啊，水是液體，在重力（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如果容器不能把它封閉地包容起來，必然流向位置相對低的地方。所以，如果木桶的某塊木板比其他的短，水只能裝到短木板的位置，再多，就溢出去了。 　　但是，實踐中，除非是傻子，正常人是不會在做桶的時候用長短不一的木頭。至少，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桶。而我懷疑，發明“木桶原理”的人也沒有見過！ 　　拋開“就事論事”的判斷，從這個被傳誦的“原理”的解釋力看，很難讓人信服。（1）效果不是由最短“木板”決定的。比如說，一個公司的100名員工中，大學學歷占99%，一個是小學文化，按照“木桶原理”，公司的經營效果是否就取決于這個小學文化程度的人？顯然不是。現實中，這個文化程度最低的很可能就是公司的掌舵人（老板）！又如，“田忌賽馬”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田忌的三匹馬跟齊威王的三匹腳力比較差，屢賽屢敗。孫臏經過觀察發現，田忌的上等馬比齊威王的二等馬好；田忌的中等馬比齊威王的下等馬好。于是，后來比賽時，田忌用自己的下等馬同齊威王的上等馬比賽，用自己的上等馬同齊威王的二等馬比，用自己的三等馬同齊威王的三等馬比。結果，田忌三局兩勝。（2）經濟增長，決定因素往往是廣泛的，如投資、人力資本、技術、制度等。一般情況下，我們很難說哪個因素最重要。如果一定要判斷哪個是最短的“木頭”，我想問，這個是怎么確定的？你怎么知道或判斷其他某個因素不是“最短”的？而且，不同時期，這些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不同。如美國，當前對經濟增長影響比較大的是勞動力，而中國卻是資本。當然，我的這個論據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論據是（3）：動態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理論是李嘉圖發現的，經過“赫——俄”等的完善，成為經典理論之一）才是決定經濟增長或企業管理績效等的關鍵！“田忌賽馬”吐露了一點。這里在多討論一點。世界上沒有能力完全相同的人，或者因為先天因素，或者因為后天環境，每個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那么，人與人之間按照比較優勢進行交換或合作，將使雙方都達到最有利狀態，效率是最高的。薩繆爾森講過一個最佳律師兼最佳打字員的例子。他的結論是，盡管這個律師的打字技術比別人都好，他還是雇一個秘書為好。這樣他可以節約更多的時間用于效率更高的律師工作。對每一個普通人來說，選擇職業或工作；并不見得要用自己的某一方面的能力和別人比，最重要的是和自己比。在自己諸種能力中，一種具有相對優勢的能力，或許就是會給自己帶來好處、使自己能在社會上立足的資本。 　　這個原理用在管理上，非常切合。史書記載：“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僚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在國際貿易上，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假如有兩個國家，它們生產食品和衣服的成本如下：國家甲生產食品的成本為1美元，生產衣服的成本為3美元；國家乙生產食品的成本為2美元，生產衣服的成本為4美元。李嘉圖的論證是，盡管國家乙生產食品和衣服的成本都比國家甲高，但它用衣服交換國家甲的食品是值得的。因為在這兩個國家中，食品與衣服的相對比率是不同的。在國家甲中，l單位衣服可以換3單位的食品，而在國家乙中，l單位衣服僅可以換2單位食品。國家乙中的人即使以3美元的價格。在國家甲出售成本為4美元的衣服，但在爾后卻可以1美元的價格在國家甲購買糧食，這樣，l單位衣服就可以換回3單位糧食，比在國內多換回了1單位糧食。反過來，這項交易對國家甲的人也是有好處的。一百多年來，多少經濟理論受到懷疑、批評和攻擊，但比較優勢理論卻巋然不動，以至薩繆爾森說，“它是無懈可擊的”。（劉正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