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4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歲開始文學生涯，22歲因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而被錯劃為“右派”,其后赴新疆伊犁務農。1978年后歷任作協副主席，文化部長。王蒙創作的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達800萬字。從被放逐的“右派”到位居部長，王蒙的政治生涯可謂是大起大落，這也為他的文學創作帶來了不少素材，在寧靜的刁窩小村的農舍墻上，依稀可辨的仍是30年前的舊標語，也就是在這里，他構思了以“文革”為背景的小說《狂歡的季節》，這些瘋狂年代的不可理喻的故事對于今天年輕的讀者來說恍若隔世。

　　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幾乎習慣了不寫作

　　楊瀾：您最初走上文學道路是19歲，寫《青春萬歲》的時候，那時還遮遮掩掩的，那時您做共青團工作，給我們說說當時是怎樣寫作的。

　　王蒙：那時候沒有專心做好本職工作，抽出許多時間來寫作有點不好意思，有點造假，在辦公室桌上放上一大堆卷宗，各種先進人物材料，自己拿幾張紙在底下寫，人家一敲門就把上面蓋上，正在上面研讀一個勞模的材料。

　　楊瀾：您曾經有8年的時間沒有動筆？

　　王蒙：不止8年，是很多年了，幾乎都習慣了不寫，而且我慢慢相信自己不想寫東西也不會寫東西了。

　　楊瀾：人們說少年得志的人特別容易在挫折中消沉，這話適用于您嗎？

　　王蒙：我也沒怎么消沉，相反，我總覺得在人生里我得到積極的東西還是超過消極的東西，比如說強迫一個人體力勞動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體力勞動本身是一件好事，強迫一個城市工作人下鄉不是一件好事，但下鄉本身不是壞事，我現在不是下鄉嗎，是沒人強迫的下鄉。

　　楊瀾：您什么時候開始進入一個比較得心應手、比較正常的寫作環境。

　　王蒙：1979年和1980年對我來說比較重要，1979年底就開始寫《風箏飄帶》、《海的夢》、《說客盈門》，到了1980年開始寫《蝴蝶》，還有《春之聲》，我想那時心情就比較放得開了。

　　有一些刻骨銘心的記憶在我過去的作品里很少流露

　　楊瀾：您寫《青春萬歲》時是一種非常單純的、激情的理想主義色彩，當您現在寫“季節”系列時再回頭看50年代，即使回頭看也已經發現那個理想主義背后隱藏著一些陰影或者一些隱患。

　　王蒙：我認為二十世紀中國的這場革命是中國最大的一個事件，但是有革命也有后革命，革命前的事情容易理解，就是各種各樣社會矛盾，我寫的《活動變人形》也是一種矛盾，在一個家庭里沾染了新的思想和基本上不沾染這種新思想的人之間的矛盾，這種慘烈的程度，使我想起了社會的轉變或轉型期的一個社會生活中的人，他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像這樣一些刻骨銘心的記憶，過去很少在我的作品里流露。

　　楊瀾：您寫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寫年輕人到一個機構里，怎樣被那些老官僚帶著，他從有激情到不習慣，到最后理所當然成為一個小官僚，當您到文化部當部長的時候，您有沒有擔心自己也成為一個官僚？

　　王蒙：問題不在于官僚不官僚，因為官僚也是一種職業。問題在于你究竟做一個什么樣的官員，官僚好像有點貶意，其實官僚這個詞本身沒有貶意。

　　楊瀾：您現在應該還有很多追隨者，不僅有文學青年，主要是中老年婦女。

　　王蒙：第一次我是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有一個老太太說她退休以后情緒特別不好。別人就向她介紹說讀我的作品，她就讀了，讀了以后就覺得看什么問題都特別豁達，心情越來越好，而且充滿對生活的信心。她報名參加老年大學學習鋼琴、繪畫，還教了幾個孩子。

　　第二次是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來了一位女士，見著我就哭，她說她小時候做過對不起我的事，她一直想當面向我懺悔，她說“反右”的時候向我們家扔過石頭。她一直內心感到不安，這讓我反倒覺得非常難過，對她這種認真和誠懇，我挺感動的，反過來還要感謝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