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型”人才受捧

　　采訪中不少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針對應屆生的崗位設置得不是特別多，大概每一個企業最多也都是5%的樣子，而且不一定每個企業都有這個比例，有些根本就拒絕應屆生 。

　　一位擔任人事行政總監多年的業內人士分析道，學生往往喊就業難，其實從泉州的企業來看，它們所調整的更多是生產環節的崗位，這類勞力型的崗位一直不是畢業生的主要擇業方向，從這個角度看，對于畢業生的就業影響不大。但在管理型、創新型的崗位上，畢業生卻不具備任何優勢。在管理類工作中，則往往要求有相當的從業經驗、熟悉行業動態等要求，這是工作經驗為零的學生所不具備的條件，導致企業不愿吸收畢業生就任這些崗位，這就造成供需雙方的錯位。

　　這位人事總監認為：“對于應屆畢業生來說，最為重要的就是樹立一個正確的求職態度，這并非是要求其一再下降求職標準，而是說基于對自身的合理定位，應進行更為長遠的規劃。如果難以準確地自我定位，可以向老師、學長們、就業指導專家等咨詢，從而建立全面準確的個人評估。在這個基礎上去求職，會更容易獲得成功。然而，求職成功并非一勞永逸，不少人往往在一個崗位工作不久就頻頻跳槽，我認為就是因為他沒有為自己的職業生涯確立一個明確的工作規劃，不僅難以適應工作，同時也難以把握住機會。”

　　“其實企業往往會引進培養一些可塑性強、朝氣激進的應屆人才，因為從長遠角度來看，企業適度任用應屆畢業生反而能為企業帶來發展助力。有些管理者只看到畢業生缺乏經驗，但殊不知他們因此具備極高的可塑性，具有很高的成長空間。”該總監介紹說，企業提供實習和工作的機會，在工作中發現他們各自的特點，從而設計不同的職場道路，使之在最適宜的崗位發力。這樣的好處在于，與外來同職位招聘人員相比，他們經過在各個崗位的鍛煉，對于企業的文化、運作流程更為熟悉，與企業的匹配性更高，并具備良好的忠誠度。其次，與從業經驗豐富的人相比，他們不會被慣性思維所束縛，加上對業務流程的掌握，往往能發揮更佳的效益。

　　不同年代的大學畢業季

　　每個年代都有自己獨特的烙印，不同年代的大學畢業季，承載著一代又一代人改變命運的記憶，也可以窺見不同時代人的生活縮影。

　　上世紀50-60年代

　　一切為了祖國，這就是上世紀50、60年代大學生心中最崇高的理想。

　　那時的大學生都是天子驕子，校園生活豐富多彩，參加廣播站、文體社團，或是組織個樂隊。在生活和學習中，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慢慢地對于愛情有了向往。不過，不允許談戀愛的規定寫進了學生守則，這讓很多大學生望而卻步。這是一條“紅線”，一般大家都不會逾越這條“紅線”。

　　中南民族大學1965屆畢業生陳振華說：“那個時候大學生都把他當標準，認為雷鋒是年輕人學習的好榜樣。日常生活當中都組織學雷鋒小組，班里都有一些像雷鋒的榜樣，哪個同學做了多少件(好事)都有記載。”

　　上世紀70-80年代

　　1977年冬，570萬考生走進了關閉10年的高考考場，國家恢復高考的政策讓很多人跨進了能改變命運的大學校園。那時校園里最流行的話是“要把失去的光陰奪回來”。圖書館、教室、宿舍成為大學生日常生活的三點一線，而一本新書，一個圖書館里的座位往往會被許多學生所爭搶。

　　以天下為己任，與國家民族共命運，這是那時大學生們的共同心聲。采訪中，復旦大學畢業生柯榮升告訴記者，“我當時就記得中國女排贏了古巴隊，贏了美國隊，我們復旦的同學自發地在學校里面游行，發自內心對我們民族、我們國家的熱愛。”

　　隨著流行歌曲的傳唱，愛情這個詞已經越來越不陌生。不過在二十世紀80年代的校園里，男女同學之間的戀愛仍然是不被允許的。

　　上世紀80-90年代

　　“那時，學校里每個班只分配到一臺電腦，電腦自然也就成了很寶貴的儀器。”在電腦初現的80年代，當時的大學生們也收聽流行音樂，《濤聲依舊》、《花心》、《朋友》和張學友的歌，風靡了那些年的大學校園。伴隨著流行音樂而來的，就是交際舞，再后來便是歌舞廳和卡拉OK。

　　有人說，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分配的工作是“鐵飯碗”，9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找工作得“爭飯碗”。 90年代后期的大學畢業生已經開始了自主擇業的求職路。隨著各單位本科畢業生的增多，研究生的不斷加入，“大學生”的頭銜已不是光環，只是一塊鋪路石。

　　2000年以后

　　1999年擴招、實行“3+X”的高考模式、考后填報志愿，同年，全國高校招生數在1998年208萬的基礎上激增了22萬人。此舉大大擴展了高等教育的受眾面，有關“教學質量下降，大學文憑是否貶值”“大學生滿街都是”的爭論喋喋不休。

　　“生如夏花般絢爛，死如秋葉般靜美。”這時，大學也是高墻下懵懂清純的戀愛時節，在那里敢愛敢恨，從不遮掩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于是在意猶未盡的憧憬中結束了大學生涯。（中國鞋網-最權威最專業的鞋業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