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管理】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的奇跡是硬資產(規模，資金，設備，品牌，商業模式)的奇跡，而不是人才資產的奇跡。人才資產是指可用以創造經濟價值的競爭力，知識和性格的有效組合即能力。人才擁有的技能/知識按照IBM的《軟性制造》總共分成三個等級：Know-What具有知識，Know-How能夠執行，Know-Why權威者領導者。擁有后兩種級別的知識/技能是把知識變成知識經濟的關鍵。按照這個嚴格定義，中國是個人才資產極為貧乏的國家。由于僵化的教育體制與企業需求的脫節，我們的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絕大部分都是Know-What的人才。

2008年底我回國求職的時候，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就是最好找的工作就是銷售工作，什么專業背景的人都有，甚至包括含金量相當高的專業(比如我的經濟學)，因為他們不具備Know-How和Know-Why的技能，找不到本專業的工作，大浪淘沙之下都來銷售領域混飯吃，銷售這碗飯混久了，本專業就完全成了前世的記憶，今世再也無緣了。

這是個悲哀的現象，是大學生的悲哀，本以為可以成為金領銀領，卻由于不具備Know-How和Know-Why的技能，在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里大浪淘沙的作蟻族。大學生本可成為未來中國中產階級的中流砥柱，拉近日漸懸殊的貧富差距，為中國經濟向內需型轉變提供動力。這也是未來有希望成為中國自己的IBM的企業的悲哀，因為他們想搞知識經濟，卻招不到支撐知識經濟的人才。

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的奇跡是硬資產(規模，資金，設備，品牌，商業模式)的奇跡，而不是人才資產的奇跡。“人”長期以來只是硬資產的配件，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只要有一個好的商業模式，資本就能自己照顧好自己，不需要對人才投入多少。”這種“重物輕人”的經濟在人口紅利，貨幣超發，外貿強勁的過去二十年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然而時至今日，人口紅利時代正在走向劉易斯拐點，中國已開始喪失勞動力成本優勢，按現有模式中國經濟將難以為繼。廉價勞動力的派對到了曲終人散的時候，這恐怕是許多企業家始料未及的。

中國經濟必須完成從勞動密集型向高附加值模式的轉型，中國企業的增長引擎必須完成從硬資產到軟資產(人才資產)的轉變。中國企業必須加大研發方面的投入，提高創新方面的競爭力;或者提高市場營銷方面的投入，提高品牌方面的競爭力;否則在全球產業鏈的下游逐步由人口紅利依然旺盛的印度越南等國接盤的大趨勢下，中國企業將喪失自己在全球化產業鏈中的位置。轉型得好，中國要么成為世界產品創新的領導者，要么成為世界品牌的締造者，如果兩者都做到中國就會成為全球經濟領袖，如果兩者都做不到中國經濟將難逃盛極而衰的命運。在中國搶占研發以及市場營銷全球制高點的這個大轉折當中人才資產儲備將是重中之重。

而我們轉型的時間其實并不是太多。根據德意志銀行的《中國，印度及全球人才短缺報告》，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將會持續增長到2015年，達到9億9千8百萬，之后將逐年萎縮。印度的勞動力人口將會一直增長到2040年，達到11億。中國企業的勞動力相對優勢將逐漸被印度，越南等國取代，中國經濟必須升級，要不然以制造業為主導的經濟將有硬著陸的風險。

不錯，中國是人口大國，大學畢業生年產量全球第一，可如果這樣你就認為中國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可以輕松應戰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我們的教育體系還遠遠生產不出足夠滿足企業升級發展所需要的人才，中國還遠遠不是人才大國。根據麥肯錫的《新興市場人才報告》中國工程和金融方面的畢業生只有10%左右具備全球化企業的雇用價值。中國大學生往往擁有過度的理論知識(Know-What)而缺乏在實際工作環境中解決問題的能力(Know-How和Know-Why)，死記硬背沒有操作經驗的人不被雇主看好。中國本土的MBA畢業生只有少于20%的能夠勝任管理工作。這種人才資產的極度短缺將嚴重阻礙中國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這里舉IT外包服務業為例：中國大學每年只能生產16萬能夠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作的技術人員，90%左右的工程系畢業生由于英語水平和實際工作經驗的欠缺而無法有效的提供跨國IT服務。在人才短缺約束下，中國IT服務業總收入中高附加值的跨國服務收入只占10%，而印度的這個比例是75%，而且中國的跨國IT服務中65%來源于附加值較低的日本，不像印度那樣對高附加值的歐美市場具有壟斷地位。根據畢馬威的《中國全球IT服務外包報告》，2012年全球IT服務外包行業總收入將突破一萬億美元。而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里中國所占份額只有區區10%，印度所占份額已突破55%。中國企業必須爭取和培養好本國的人才資產，要不然失去的將不只是全球市場份額，甚至是本國的生存空間。比如印度的IT外包服務巨頭infosys就聲稱未來5年將在中國雇傭6,000人。

如今過多的中國企業把盈利杠桿建立在資本，品牌和關系之上，人才在盈利驅動中的地位是若有若無的。由于熱錢涌入和貨幣超發，中國的資本長期以來都很便宜，企業通過資本運作和資產投資就可以大發其財。而關于透支品牌杠桿則有我自身的例子為明證：我曾和我之前雇主的某位董事提到過，學校不應該只把錢投在買地蓋新樓買新設備上，應該提高教師的待遇，給老師以奮斗的希望和實現自身價值的平臺，但卻被告知學校名氣很大，有我沒我都會運轉良好的話。而關于透支關系杠桿，在中國由于許多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處于國家壟斷之下以及公權力的尋租，導致企業往往可以通過關系投資而獲豐厚利潤。凡此種種，加之中國企業對短期利潤的重視和人才資產投資的長期性，導致了今日中國人才環境的惡劣和優質人才資產的嚴重匱乏。眼下廉價勞力支撐的中國制造已成強如之末，沒有人才資產支撐的中國只能空談轉型，前途堪憂。我們的國家和企業必須對過度由資本，品牌，關系和剝削驅動的商業模式進行重新思考，給予人才資產經營在商業模式中應有的地位，而這將是從低附加值的產業鏈中突圍的唯一道路。沒有人才，在流動性過剩的中國，資本只能遠離實業，涌入期貨，房產等投機領域，導致中國經濟的嚴重杠桿化和泡沫化，最后只能陷入困境。

如果中國能夠突破人才資產上的瓶頸，其意義將遠遠大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因為人才資產的突破將創造出一個數量可觀的中產階層，成為緩和貧富差距拉動內需的捷徑。在內需乏力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好歹過多依賴于歐美市場消費“中國制造”的胃口好壞。歐美目前的經濟金融危機也就成了“中國制造”的危機。而且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加大，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內需的發力。外需萎縮內需接盤乏力的“中國制造”不陷入困境那才是怪事。

我對中國的貧富差距的判斷絕非危言聳聽：根據科學出版社日前出版的《中國居民消費需求變遷及影響因素研究》，中國的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初的0.28，到今天超過了0.5，遠遠超過了社會容忍警戒線的0.4。貧富差距會影響貨幣的流動速度和乘數效應，說白了貧富差距過大就會遏制國家財富增長對國內廣義需求增加的拉動及滲透效應。

現在通過對收入再分配環節大動干戈來燙平收入不平衡的表面，會傷筋動骨到很多既得利益的經濟鏈條，阻力巨大，社會成本政治成本經濟成本都會很高。而如果分配的不是既得利益的銀行戶頭，而是知識/技能，打造人才資產，則不存在既得利益的阻力，也不存在巨大的社會成本政治成本經濟成本，實乃“撥一兩而動千斤”的“民富國強”之捷徑。

人才資產也是企業可持續性發展最強有力的杠桿，資本將無需嚴重依賴金融杠桿。企業對公權力尋租的需求也將大大降低，因為公權力可以對資金等經濟資源進行大規模的不合理分配，可以對規模，品牌，商業模式進行嚴重扭曲，但人才資產的優勢確是難以抹殺和強制分配的。把企業發展的杠桿建立在人才資產之上，不但別的企業難以復制，而且還將打造出一個在經濟繁榮經濟危機當中都披荊斬棘風雨無阻的商業模式。

人口紅利逐漸曲終人散，劉易斯拐點之際，失去方向的中國經濟或將硬著陸，大力發展人才資產實現中產階級和內需的井噴式增長，將是出口導向型的中國經濟軟著陸最漂亮的方式。（中國鞋網—最權威最專業的鞋類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