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鞋網04月26日訊，3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與每個企業密不可分。柳傳志、李東生、劉永好、郭廣昌等商界領袖如何踏上創業之路？30年起伏，怎樣的商業真諦使他們立于不敗之地？30年沉淀，企業家自身和他們創辦的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他們眼中，30年改革開放又是怎樣的？

　　劉永好：連萬元戶都不敢想

　　主持人：今天請來的四位企業家，他們的出生地或者來源地，包括事業的發跡地都不太一樣，他們四位很形象地反映出每個地方都可以用獨特的方式，以獨特的路徑尋找個人事業發展的機會。他們都選擇了一個對自己有特別意義的年份。

　　劉永好：我們有四個兄弟，我是老四，一直很關心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了，我們就想(行)動。1979年底，我們找了公社書記，說想做點事，我們做無線電的，做的音響非常好，市面上沒有賣的，很多人想要。我們建議能否和生產隊建一個合資企業。公社書記說那還了得，走資本主義絕不可能。1982年，農村開始搞專業戶，我們去找縣委書記，說愿意把學到的科學知識帶到農村去。書記說好，現在科技興農，你們搞專業戶我支持，但是有個條件，希望你們發展成為萬元戶，希望你們每年帶10戶萬元戶。我就領著任務下海了。當時是1982年，那時候連萬元戶都不敢想，(但)一走(就)走了27年。

　　何力(《第一財經周刊》總編)：你26年來一直專注于做農業。在中國民營企業發展中，與做農業的民營企業關系非常密切的，就是國家政策。你覺得國家政策對于農業、農民、農村以及從事農業的民營企業意味著什么？

　　劉永好：國家的政策對農民、對農村、對我們都至關重要。建國的時候，農民分到了土地，奠定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30年前把土地經營權放給農民，奠定了改革開放的基礎。現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再一次提出，讓農村共享改革成果，又給我們帶來新的機會。每一次重大的變化，都是以農村、以土地、以農村政策調整作為先導。作為從事農產業的企業，我們體會特別深。

　　當然中間也有很多低谷。上世紀90年代初，一方面農業經濟掉入低谷；另一方面國內的爭論特別激烈。很多事情都遇到問題。我們想，是不是要把資產全部交給政府？我找到縣委書記說，書記你支持我們創業，你交給我們10個專業戶的任務，不但完成了，公社已經有超過千萬元的資產，我們交給政府了，但有個要求，這個給我們管。書記想了想說，你們做得是對的，科技興農帶動農民增加收入你們也發展，這是對的。你該做什么做什么，沒有想收你財產的想法。到現在我們仍然非常感謝這位書記。

　　主持人：我看了《激蕩》這個紀錄片才知道，王石在創業的時候也是“倒騰”飼料的，但是后來專門做房地產。而你是“倒騰”飼料，后來“倒騰”銀行，“倒騰”房地產，好像往多元化方向“倒騰”。為什么這么選擇？

　　劉永好：其實這就是專業化和多元化的爭論。之所以我們能堅持下來就在于一直做農村經濟。但在適當的時候騰出一部分精力投資銀行、房地產，做一些發展。而且我們進去的時候恰當，適當的時候做一個減值，通過簡單的進去和出來，規避了行業的風險期，達到了利潤高峰期。

　　柳傳志： 堅決要求“下海”

　　柳傳志：1984年對我來說，是非常明顯的分水嶺。那年我40歲。1978年以后，我們在中國科學院，待遇也好了，但是有限的好，工資漲過兩次。我所在的研究所是技術性研究所，出的成果是機器。每做一臺新機器要拿去評獎、寫論文，然后提職稱、漲工資，機器放在那兒再做下一臺。從1978年到1984年，我參加過三個項目都得了獎，但是心中不爽的是，(機器)擱在那兒到底干什么？沒有任何人說。其實我的大多數同事也沒有想。

　　當時中科院院長到美國，了解到技術是跟企業聯系在一起的。回來以后，強調科學院搞改革，希望把科學院的科技產品推出去，要用企業方法做，號召一些科技人員下海。我特別想做這個事。科學院有一些科學家下海是被動員下去的，我是堅決自己要求下去的。

　　主持人：以前在聯想工作的人說你像軍人似的管理員工。例如開會，遲到就站5分鐘。現在在管銀行控股投資公司，你的管理風格還是以前那種嗎？還是柔和多了？

　　柳傳志：企業文化里主要的部分是核心價值觀，我們把求實放在核心價值觀非常突出的位置，這是所有中國企業要注意的問題。我在公司里帶的員工是科學院出來的，事情做不成能夠講很多理由。每開一個會，如果定在8點開，9點人都沒到齊。做企業不行，企業真的跟軍隊一樣。當我明白這個以后，就把求實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因此定了一個規定，開會遲到不請假一定要罰站一分鐘，從1990年前后幾百名員工到現在幾萬人，一直是這樣規定的。所以，在聯想開會的時候，有人遲到而沒罰站，我就會把組織會議的人叫到辦公室站一分鐘。

　　劉東華(《中國企業家》雜志社社長)：通常有一種說法，想做好人就很難做成事，尤其是做成像樣的事，要想成事就很難做好人。你走這么遠的路，做這么大的事，你認為這個概念是否成立？如果遇到這個沖突，你是怎么解決的？

　　柳傳志：做好人要是真做好，得懂壞事、得懂壞人。如果不懂，光當純好人是要出問題的。比如，我被人騙肯定得總結到底怎么回事，第一次被騙了，第二次換個角度又被騙了一次，我又得總結一次。要學會從書里、從別人摔的跟頭里研究。我總體的感覺是，要做好人還是要懂壞事、懂壞人，不懂是做不了的。

　　李東生：各利益方能在改制中得到好處

  　李東生：1997年對我非常有意義。我是40歲，年屆不惑。1997年企業進行體制改革，我從一個打工的變成企業的小老板。

　　主持人：企業本身創建更早？

　　當年改制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因為改制一定要有利益和風險對等的安排，所以我必須要繳納風險抵押金。我所有家當抵上去還不夠，風險抵押金要50萬元，我就把自己的房子，還借了我父親的房子一起抵押。經過五年體制改革，我們公司從國有獨資公司變成多元化了。

　　1997年開始第一年的體制改革，在1997年得到第一筆分紅，再投資到公司變成公司的股權。

　　主持人：你們公司正式上市是在哪年？

　　李東生：集團整體上市是在2004年，2002年完成了企業授權經營體制改革。經過幾年運作，管理層和員工持有一部分股權，政府算戰略投資者，主要是國外的產業同行，出讓了一部分股權，到2004年企業變成國有的，有管理團隊和員工，還有外國投資者，主要是飛利浦、東芝。

　　主持人：有些國有企業改制把自己改進去了，你改制沒有把自己改進去，訣竅是什么？

　　李東生：沒有太多的訣竅，把握兩點：第一，一定要合規合法。雖然當時法規法律不健全，但法律法規規定不能做的事情一定不能做，能夠突破的就是沒有規定的。第二，所有和企業相關的利益方都能在改制中得到好處，有利于企業發展。我們五年改制下來，國有資本增值3倍。地方政府、境外投資者出讓股權拿了一部分收入，剩下的股權價值比原來多了3倍。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團隊、我們的員工能夠得到激勵、得到實惠，大家愿意干。我們企業大概培養出五六個億萬富翁，過千萬的超過五六十個。

　　郭廣昌：民營企業的爭取

　　主持人：你們開始創業的時候有多少錢？

　　郭廣昌：注冊資本是10萬元，實際到位是3.8萬元。

　　主持人：你后來做的生意，在一般觀眾看來都屬于大手筆，房地產、鋼鐵、投資，特別是大型的資本運作，有很多東西都需要跟政府相關部委打交道。你們有什么特別的門路嗎？

　　郭廣昌：還好我沒有特殊的門路。30年改革開放，民營企業做哪個行業都是自己爭取來的，黨和政府逐漸認可。不知道大家回憶起來是不是這樣。我記得很清楚，一開始要做房地產的時候，有人會說怎么可以讓一個私人公司開發房地產呢？這也是一個過程。進入鋼鐵行業也是逐漸(被認可)的過程。現在，民營企業開銀行要認證，但開飯店不需要了。其實，當年開飯店的困難程度和現在要申請辦銀行難度差不多。并不是說我們有特別的門路，還是要感謝這個年代給民營企業的空間大了。

　　(本文由第一財經年度大型財經電視紀錄片《激蕩·1978-2008》年度盛典錄音整理而成，陳漢辭整理)

　　時間：12月9日

　　嘉賓：

　　柳傳志 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總裁

　　劉永好 新希望集團董事長

　　李東生 TCL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郭廣昌 復星集團董事長

　　主持人 袁岳 陳漢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