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17日，北京綠葉神公司的八名女子買了天安門的參觀卷后，興致勃勃地登上了城樓，忽然把外衣一脫，立刻每個人胸前露出一個大字，八個人站成一排：綠葉神登上天安門。

    城樓上的警衛看到了這個行動后，立即阻攔，人散了。

    第二天，《中國青年報》、《工商時報》等幾十家媒體紛紛報道。《中國青年報》的標題是“有人要把天安門拽下海”。

    那年十一月，北京市表彰了一些非公企業，當綠葉神公司總經理李建豐受到市委副書記李志堅的接見時，旁人介紹：這是綠葉……市委書記李志堅緊緊握住李建豐的手，上天安門的是你呀。李建豐頓時樂了，李書記也是滿臉春風。但遺憾的是，市委書記記住了他，卻不知道此事的始作俑者是我老秦。插柳不讓春知道。

    2004年4月25日，天氣逐漸熱了起來，華邦老總張平平順手遞給我一支中南海香煙，他說：老秦，這次有個任務交給你，我七八月份要上市平谷有機大桃，想在全國吹個風，有什么辦法讓全國地級市以上的媒體掃蕩一下。我說沒問題。他說，這事也只有找你，花錢打廣告的事誰都會，但這種事非你莫數，怎么也得照著七八百篇走。

    5月6日，我給張平平打了電話，創意有了再借一回天安門。什么天安門，就是讓華邦注冊個第31類的有機大桃及水果的“天安門”商標，這樣一來，我們通過天安門商標被申請注冊，告訴全國人民無農藥、無化肥、無激素的華邦有機大桃將在下個月推向市場，但為什么要注冊天安門呢？很簡單，有機食品是食品安全等級中最高的，其產品就像天安門那樣珍貴。

    5月10日我去辦理了華邦的“天安門”商標，第二天全國各地媒體紛紛討論“天安門該不該成為商標”，但總要帶著“華邦有機大桃”。

    鬧非典時，婷美成立了消防器材公司，在公安系統媒體打了招聘廣告，無聲息。于是把我請去商討該不該在《中國經營報》這類財經媒體做廣告，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爭論不休。輪到我發言時提出了隨便在北京一個媒體做個“招聘非典康復者”的廣告，由此就可以引發全國媒體的討論。這不就等于全國都登了廣告，效果不好才怪。

    著名評論家魯寧在看到這則消息后，在《中國青年報》上寫了篇《炒作也是門學問》的評論，不妨在此引用一下。

    “說真的，我也認定該企業此舉是十足的自我炒作。常識告訴我，這是該企業在玩噱頭而已。因為非典康復者和抗非典白衣天使的子女散布于各地，前者多數在感染SARS病毒前有穩定的工作崗位，而抗非典白衣天使的子女是否都到了就業年齡是個問題。就算到了法定就業年齡，任憑你企業有情，還得看人家白衣天使及子女是否有意。再說了，剩下那些不多的農民非典康復者，你企業則未必會來者不拒。

    不過，該企業的炒作也有可褒的成分，因為它打出的是“善待非典康復者”和企業樂意“分擔履行社會責任”這兩張牌。與此相對應，社會上確已出現了對非典康復者的種種歧視，也確有少數企業借非典的名義解雇員工。甭管是否有非典康復者或抗非典白衣天使的子女前往該企業應聘，也甭管最終實際招聘到多少這類員工，該企業畢竟率先向社會傳達出一種積極的體現出特殊人文關懷的姿態。而處于市場競爭環境下的企業，抓住某種稍縱即逝的機會，向社會展示本企業的某種正面的姿態，實在是一種“狡猾”的聰明。

    營銷學并不忌諱營銷炒作，只忌諱以誤導甚至欺騙客戶或消費者、借機發不義之財的炒作，更反對違反法律法規以欺詐為目的的惡意炒作。只要把握住炒作的度，守住一條不坑人的底線，一定的營銷炒作均在合法的范圍之內。在這個范圍內，高明的營銷炒作還極具現代營銷學的意義。以這個符合客觀實際的標尺度量之，婷美的這次炒作戲經典得讓人想非議也找不到“有殺傷力的炮彈”。

    相反，這則非典炒作還符合“以最小成本收最大營銷推介之目的”的營銷策劃成本控制原則。就婷美而言，以往人們只知其為一家內衣制造商，如今它打出個“非典招聘”，以最小的廣告支出，不但讓無以計數的讀者（消費者）集中關注一次婷美，還巧妙地將本公司正在推出其他環保系列產品的信息告知了潛在客戶。假如改用多家媒體集中投放單一的新產品推介廣告，任憑企業花費幾倍直至幾十倍的錢，也難保能像此次炒作那般奪人眼球。

    我猜想，這件事最有可能讓婷美的同行競爭對手們感受到不快或嫉妒。不快者也許會罵婷美“盡玩虛的”；嫉妒者也許該感嘆咱咋就沒想到這一層？

    其實，善于捕捉炒作機會當機而行也是一種學問。三國時，因江東缺箭，才有孔明草船借箭之“大手筆”。今人營銷策劃，何嘗不是如此！”

    魯寧先生絕對是個高人，他一眼就點明了問題的實質。老秦為此算了筆帳，草船借箭需要租些船，買些稻草，雇上員工，搭成草人，其營銷的成本雖然不高，但總不如天安門更便宜吧？不就申請個商標的成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