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一線員工以外，職業經理人制度和企業管理者股權激勵制度的實行，也使企業管理者的主體性得到增強。

　　——一批具有開拓精神的科技創新者嶄露頭角。聯想集團的柳傳志、方正集團的王選等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者，既是科學技術創新專家，又是企業開發經營者，還是人文學者或文化人，反映了改革中所重塑的一代新人自由的全面發展的新特點。

　　——個體經營者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出現，并形成一定氣候。到2007年底，中國的私營企業達到551.3萬家，從業人員7253萬人；個體戶2741.5萬戶，從業人員5496萬人，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吸納的從業人員總量達到1.2749億。這一群體主體性的釋放和增強，已成為中國改革和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鳥巢一代”(80后，90后)的迅速崛起。這一代所表現出的自信、熱情、坦率和開放，展現了中國人的精神風貌，代表著中國的希望。這都是改革開放的成果。

　　在社會層級結構的轉型中，自主性是推動人的解放的關鍵因素。“三十年中‘利益解放’、‘能力解放’和‘個性解放’的背后，有著人格從依附型向獨立型、從消極保守型向開拓創新型、人情關系型向契約法治型的巨大轉變。”韓慶祥說，這繼承了五四以來“立人”的思想啟蒙，就是要確立人的獨立意識，促使人的主體意識覺醒，開發民眾的智慧與能力，懷疑和反叛一切制約人的生命和思想的觀念和社會制度。

　　而貫穿改革30年的自主性，不僅是某一階層或群體的力量，更是包容、吸收、固化各種進步力量，打破既往的束縛，使社會自主選擇成為民族進步和人的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三十年來，各個階層的經濟活力與要求，與國家的發展理論、政策不斷呼應，互動鮮明。從經濟體制上，個體經濟從不被承認，到成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繼而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治定位上，執政黨成為代表全國人民的先鋒隊，私營企業主得以加入執政黨，并順利地進行參政議政。

　　具體的政策更能體現出對各個階層主體性的回應：非公經濟36條、農民工權益保護、新型勞動關系建立、戶籍政策調整，等等。這種整合社會利益訴求的自主性，使改革獲得廣泛支持，也使人的解放之路呈現為個人發展與民族進步有機結合為一體。

　　民族理想、時代精神、人類文明成果之集大成者

　　“以人為本是人的解放的升華”，韓慶祥說。他認為，直到2003年之前，中國的改革都是從某個領域、某個方面解放人，如打破政治束縛，如“三個有利于”標準著重于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等等。而2003年之后提出的“人的全面發展”，內涵深刻，包括哲學基礎和政策基礎；包括對“人”的全方位理解；包括今后發展的目標、衡量標準等根本問題。

　　常修澤也認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理念，讓中國與世界發展同步。他介紹，二戰以后各國人類發展理念，一開始都強調經濟總量的增長；隨著社會矛盾的突出，開始增添對“社會結構”和社會問題的關注；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人口、資源、環境壓力的增大，又增添了“可持續發展”的內容；80年代后，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關懷”。60余年來，由“物”到“人”，由經濟發展到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人自身的發展，這是當代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總體趨勢。

　　對于以人為本的內涵，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特別作出了界定，他說，首先，以人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體的、現實的、社會的人，是包括每一個個人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個人的生命、人權和人的尊嚴，等等；二是以人為本的“本”，不是事物的本原或本體，而是發展的出發點和著眼點；三是“人”不是客體，而是主體。也就是說，不能把人民群眾特別是困難群眾、弱勢群體單純地看作被同情、被關愛和被救濟的對象，而應看作推進改革和發展的創造性社會力量，看作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四是以人為本的“人”，是發展的主體，但不是自然的主宰。因此，“以人為本”要與“全面、協調、可持續”統一起來，把子孫后代的“人”也考慮在內。

　　常修澤認為，人的發展是全面的，因此，打造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體制也應該是全面的。如果按照“人本”的思路，今后的改革將在以下五大領域不斷深入推進。

　　一是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目標，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推進國有經濟改革，特別是壟斷性行業改革；加快市場體系建設，特別是要素價格改革；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等。

　　二是按照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實際上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交叉點。應該從以人為本角度分析，尋求能夠促進人的發展的制度安排，當前最突出的就是政府管理制度問題。包括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將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著力點落實到“人”；推進政企、政資、政事和政介(中介組織)分開；尋求“釜底抽薪”式的審批制度改革安排；推動政府管理的“層級”改革和政府部門的機構改革。

　　三是從以人為本角度分析，為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別是提供新的價值觀念和文化條件，需要推進文化體制改革。重點是整體價值系統的改革，也就是以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基礎，推進文化的多元化。

　　四是按照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在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面前，需要建立一套與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適應的新型社會體制，以處理好國富與民生、活力與秩序的關系、多元與平衡這樣三組關系。從人的發展角度來說，應通過制度建設，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多體現到改善民生上，為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這方面的重點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這是與人的發展關系最直接、最現實的一個領域。

　　五是按照生態文明的要求，建立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新體制，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發展。

　　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不僅需要制度上的推進，更需要高度的智慧，融古今中外人類文明成果于一體。。

　　“比如人權，在我國長期被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論上都成為禁區。”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董云虎回憶說，1980年代一段時期曾對人權的概念展開討論，但主流話語仍將其歸為資本主義的附屬品。“新時代人的全面發展，必然包含人權領域的全面進步。”

　　韓慶祥提出，改革喚醒了社會各類主體的主體意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們在整體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利益矛盾和沖突。因此，需要確立一種具有權威解釋力、涵蓋力、包容力、整合力和凝聚力的全社會認同的共同價值觀，力求達成社會的整合與凝聚。這種整合既強調不喪失被整合個體的自身特性，又強調個體中一些要素的動態交叉與融合，從而在高度和諧的基礎上產生新的功能，最終達到整個社會在動態中的和諧發展。以人為本就是從價值觀上解決這些問題的一種大思路和一種努力。

　　此外，人的解放還應包含著民族特性與時代精神的有效融合。比如，中華民族傳統中勤奮、上進與現代因素的生產力相結合；比如，傳統文化中重義輕利的思想與市場經濟追求利益的本性相結合；比如，中華文化理想的“禮之用，和為貴”與現代社會對民主、法治的追求相結合。最終人的解放之內涵，應是民族理想、時代精神、人類文明成果之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