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前蔓延全球的金融風暴，很多企業都感受到了沖擊與壓力。在我國，鞋產品是出口的一個大類，因此也最早感受到這股來自國外的“寒流”，部分企業陷入困境的現狀促使更多企業轉而尋求新路。

　　從各個產業基地的反應來看，國家的政策調控、政府的措施幫助、企業的積極自救，所有的努力都為著同一個目標——更快地度過難關，更好地持久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有足夠的信心，加之不懈的努力，沒有困難是不能克服的。

　　深圳：行業洗牌進行時

　　目前深圳的皮革行業在國內已處于領先的地位，但由于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影響，當前行業處于洗牌的狀態，產業升級也勢在必行。

　　七成企業從事外銷

　　深圳的皮革行業發展基本與特區的發展同步。“改革開放之初，國內各地都有皮革廠，擁有大量的閑置設備、技術人才，外資特別是港資進入深圳以后，吸引了內地大量的技術人才和廉價勞動力，這為深圳皮革行業起步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深圳市皮革行業協會的有關人士說，當時主要是一些“三來一補”的企業，這樣的發展態勢一直持續了大概15年。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深圳的皮革行業出現了一批民營本土企業，開始走自創品牌的路子，如百麗、COBO等品牌企業，創造了十幾個國內知名名牌，同時深圳的皮革行業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到2007年深圳擁有制鞋企業800多家，箱包手袋皮件生產企業約1500家，皮革與裘皮服裝企業200多家，原輔料及配套企業200多家，商貿及流通企業1800多家，其中規模以上企業約500家，行業從業人員超過50萬人；皮革行業總產值超過400億元人民幣，銷售收入超過350億元人民幣。深圳企業出口為42.4億美元，進口4.66億美元。

　　目前深圳皮革行業仍然以外銷為主，處于從OEM、ODM向OBM發展過渡時期，外銷產品主要出口到美國，其次是歐洲和亞洲，占總量的70%。在內銷方面，中小企業為大企業貼牌，進行自營或批發；大企業以自有品牌在國內的商場、超市、專賣店、專柜銷售，內銷約占總量的30%。

　　行業正面臨洗牌

　　近年來的經濟形勢變化極大影響了深圳皮革行業的發展。深圳市皮革行業協會副秘書長匡玉琴介紹，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下調對外銷為主的皮革行業影響巨大，企業利潤大幅下降，甚至虧損；環境保護使得上游的制革行業受限，深圳原有的30多家制革企業已經全部搬出深圳；再加上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用工成本增加，都加大了企業的負擔。

　　“美國金融海嘯對我們的影響很大。目前行業在洗牌，一批落后的企業要死掉。”匡玉琴告訴記者，大企業越做越強，以接單生存的小企業則生存困難，些企業根本接不到單，從去年就陸續有中小企業倒閉，今年這個趨勢日益顯現出來，“一些企業說垮掉就垮掉了。”

　　能生存下來的企業日子也不好過。“做出口的，如果是港資公司在香港直接拿單還要好些，如是在深圳本土企業自己接單的利潤要更少。制造環節的企業能有5%的利潤就很不錯了。”匡玉琴介紹，就算是深圳皮革行業的領頭羊企業百麗，自己品牌的產品利潤大概也就是在12%左右，代理的產品利潤還達不到這個數。

　　據了解，在國內擁有4000多個銷售網點的百麗已經連續發展十幾年，但今年受金融海嘯的影響，在10月已經出現了負增長。

　　此外，作為傳統型行業，深圳皮革企業的外遷也相對較多。“比如在深圳發家的臺資企業哈森，因為拿不到地，四五年前就遷到昆山發展去了。”匡玉琴介紹，比較知名的企業當中，除了哈森外，寶凱鞋業遷到惠州，嘉豪運明年也要遷往惠州。

　　皮具業國內市場前景仍然廣闊

　　“不過，做鞋做包其實在國內還應該是個朝陽行業，因為國內需求消費有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隨著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箱包鞋以前是奢侈品，將來卻是易耗的消費品，需求市場將會很大。”匡玉琴表示。

　　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在國內，皮革業較為發達的地區主要有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以及成都、重慶地區，而深圳的皮革企業則主要瞄準了高端市場。“從高端市場介入中低端市場卻相對容易。”匡玉琴介紹，目前深圳一些企業也利用多品牌策略，開始從高端市場介入中低端市場。

　　據介紹，深圳自主品牌企業已經形成了以制造、運輸、零售等環節自成一體的“百麗模式”，“當然，不是很多企業都有那么雄厚的資金來克隆百麗的模式，但是深企在自創品牌后，也會在一部分城市自已開店，或是搞加盟店。”匡玉琴表示。

　　談及深圳皮革產業的發展，深圳市皮革行業協會的一份報告提出，要鼓勵企業發展自有品牌，以百麗為龍頭，組建深圳皮革行業優勢品牌團隊，繼續擴大在國內市場的影響力和占有率，引導企業走向OBM（品牌輸出）的發展道路，同時發展時尚創意產業，培育高端設計人才，以時尚帶動品牌發展；重點扶持華南城和集銀兩大專業市場，加強和商業領域的合作，培育深圳本地的皮革專業展覽會，完善行業產業鏈。

　　基地建設尚待土地申請批復

　　“同高科技等產業相比，我們這個行業很多時候是被人忽視的，基本上是靠自己做成現在這樣子，行業的市場生存能力很強。”業內有關人士認為，深圳對皮革行業的態度有一個認識的過程，最早認為這個行業污染大，又屬于加工行業，并沒有把它當成優勢傳統行業，在皮革行業人士以及相關人士的努力下，才使得皮革行業在今年的5月份被列入傳統優勢產業中去，并同意皮革行業在深圳建設聚集產業基地。深圳皮革行業協會的報告中也提出，新形勢下，皮革行業產業升級勢在必行，其中重要一點就是發展總部經濟，在深圳建立永久的產業聚集基地和總部大樓。

　　“目前，我們的用地報告已經打上去了，我們希望能夠在橫崗街道辦申請到6萬至8萬平方米的土地用來建設聚集基地，但現在還不知道能不能批下來。”匡玉琴向記者介紹了聚集基地建設的進展情況，“說實話，在我們這個行業沒有被列入優勢傳統產業之前，行業內是比較灰心的，被列入優勢傳統產業之后，大家都很熱心于聚集基地的建設，可現在的問題是地都沒有批下來，只有等地批下來了，再進行第二步。”

　　該行業的人士表示，政府的反應往往比較遲緩，比如針對今年的形勢，深圳到現在還沒有具體的措施，“江浙的貿工部門都有一些較為明確的、針對中小企業的優惠政策，如中小企業提高信息化水平的、建有科研中心的、擴大廠房的，政府都會有一些相關的補貼，但深圳尚沒有這般較為具體的針對中小企業的措施，皮革行業更是難以惠及。”
東莞：正奮力積極自救

　　由于中國制鞋業對歐美市場依存度高，從美國華爾街刮起的金融海嘯向全球蔓延之時，被譽為“世界鞋都”的東莞已感覺幾分“涼意”。11月初落幕的亞洲“第一鞋展”，往屆人流如織的景象沒有重現。東莞制鞋業內有識人士在感覺到陣陣寒意的同時，已認識到OEM生產方式帶來的生存困境，正奮力積極自救。

　　本次參展鞋企減少近百家

　　10月30日-11月1日是第八屆中國東莞國際鞋展•鞋機展舉辦的日子，該展覽有亞洲“第一鞋展”的美譽。但該展覽卻沒有出現往屆“人潮洶涌”的場面。記者了解到，本次展覽會吸引了500多家參展商參展，但相比第七屆國際鞋展，本次參展的鞋企減少了近百家。

　　不但本土展商在銳減，采購客人也在減少。從第一屆就參展的貝家鞋業董事長王偉說：“本屆展會參觀或采購人員明顯比往屆少，用減少一半來形容也毫不夸張。”他說，這是東莞這一“世界鞋都”首次遇到的情況，不會比2003年“非典”時好到哪里去。

　　本次展會主辦方之一，雅式展覽公司董事長朱裕倫頗有些感慨：“本次東莞本土展商不多，與他們OEM的生產方式有很大關系，這也是目前東莞鞋業處于困境的原因之一。沒有自主設計能力的企業，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所感受的壓力則更大。”

　　中國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商會的秘書長王穎坦言，中國制鞋業進入了20多年高速發展后的“嚴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隆國強在接受采訪時也認為，鞋業加工貿易以OEM為主，處于產業低端，從中獲取的利益有限；大部分的加工貿易企業缺乏研發能力、品牌與國際渠道，抗風險能力不強。在這場金融風暴中，有一些企業已經關門、倒閉。“中國的鞋業最終的方向，是要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要發展我們的自主品牌。”隆國強說。

　　重壓下期望提高出口退稅率

　　從11月1日起，國家調整了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但調整后的水平并未達到2007年7月1日前的水平，而且目前受沖擊比較嚴重的制鞋業還沒有納入調整目錄，對制鞋業來說算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很多東莞的中小出口企業認為，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調整后的稅率不足以緩解企業的出口困境，專家呼吁出口退稅率應進一步提高。

　　東莞華堅集團董事長張華榮表示，對制鞋業未被納入調整目錄感到不解，因為制鞋業在加工貿易行業中，受到的影響同樣嚴重，理應受到調整政策的援助，防止出現因出口大幅下滑而影響制鞋業發展的被動局面。

　　而亞洲鞋業協會秘書長李鵬表示，近兩次出口退稅率上調都沒有將鞋帽制品列入，出口退稅率仍為11%，今年以來東莞出口鞋企經營情況面臨較大壓力，假如鞋產品訂單大規模轉移到周邊國家，對中國制鞋業沖擊將非常大，制鞋業正在呼吁國家考慮上調出口退稅率。

　　在月初東莞厚街舉行的2008世界鞋業發展論壇上，中國皮革協會常務副理事長蘇超英也表示出同樣的擔心，“鞋類出口退稅率11%的退稅比重，在目前的形勢下仍不能解渴”。

　　據了解，中國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商會目前正在與浙江溫州、廣東、福建、四川等主要產地的鞋商協會聯合向政府反映鞋業面臨的困難，建議國家繼續上調鞋類出口退稅率。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沈丹陽在接受采訪時同樣表示，在調研過程中，廣東一些中小企業呼聲最高的，就是希望國家能夠提高出口退稅率，最好能把這個稅率調足。

　　沈丹陽同時預測，國家有關部門經過廣交會的充分調研后，一定會出臺一些相關政策，比如機電類、鞋類行業的出口退稅率將會調高，而一些已調整過的商品仍有上調的必要。因為過去一年里，出口退稅率下調的頻率過快，又增收了一些海關關稅，目的是調整出口結構，但這樣的結果可能造成新環境下企業的生存困境，所以上調退稅率是必要的。

　　成都：全力承接轉移

　　“一千多家鞋業生產企業，年產值上千億元”。盡管同樣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但成都的鞋業形勢明顯好于國內沿海地區的同行。現在成都業內經常提到的一個詞就是承接轉移，那些在這次危機中很受傷的企業已經開始有所行動，20年的鞋業發展史打下的堅實產業基礎，也讓成都承接鞋業產業轉移時底氣十足。

　　東鞋西移已成趨勢

　　當前，中國鞋業格局正發生歷史性的轉變。隨著沿海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作為傳統產業的制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即“東鞋西移”的趨勢已十分明顯；而與此同時，國際品牌鞋業積極拓展中國市場，品質國際化、生產本地化、渠道中國化是國外鞋業公司打開中國市場的必然道路，“西鞋東移”趨勢逐漸顯現。隨著廣東等地方政府對鞋企采取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作為擁有西部最完善的鞋業配套體系，有充沛勞動力資源的成都，成為東部沿海鞋業的新聚集地首選。2007年初，成都本地承接廣東的訂單迅速增加。根據鞋業發展規律，訂單轉移之后，工廠的轉移即將出現。

　　同時，國際品牌鞋業積極拓展中國市場，“品質國際化，生產本地化”是必由之路。成都，具有多年外銷生產傳統，作為西部特大商業中心城市，完全具備承接“西鞋東移”的良好基礎和市場環境。事實上，很多企業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世界鞋業采購商巨頭美國派諾蒙公司，已由訂單轉移進入了研發和生產基地轉移。臺灣、福建、溫州等制鞋企業在成都武侯建立了研發、生產、貿易、物流基地。康奈、紅蜻蜓、百麗、意爾康等企業紛紛在武侯、金堂、崇州等地設立了訂單生產基地。

　　當地已完成產業升級

　　成都鞋業產業絕大部分集中在武侯區，其發展在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經歷了三次大的變革，經過多年發展，成都市已成為中國鞋業版圖上重要的一極，成為中國鞋業的“三州一都”的“都”。

　　1997年至2002年，是成都鞋業“搬遷放量”階段。成都鞋業從傳統集中地的漿洗街一帶開始向外搬遷，金花、簇橋和雙楠成為新的鞋業聚集區，鞋廠從小作坊向作坊式工廠轉變。2002年至2006年，“集約發展”階段。隨著鞋都產業園的形成以及周邊配套市場相繼落成，武侯鞋業的集群能力迅速提高，產業規模迅速擴大。

　　2006年至今，是成都鞋業“升級換代”階段。由武侯區人民政府和成都置信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聯合組建的四川西部鞋都有限責任公司，從2004年開始對“中國女鞋之都”這一品牌進行實質化運作。憑借良好的產業基礎和發展勢頭，2006年1月，成都市武侯區被中國輕工業聯合會和中國皮革協會正式聯合授予“中國女鞋之都”稱號。此后，成都鞋業產業又突飛猛進，不少大中型企業開始脫穎而出，成都鞋業開始在新的起點邁上新的征程。正是在這一時期，受勞動力價格上漲、土地能源資源緊缺和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向，鞋業“東鞋西移”局面開始加劇，眾多鞋企開始向中西部轉移，新的歷史機遇來了。

　　新格局調出新空間

　　東部鞋業的轉移，不單單是生產車間的轉移，同時還需要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轉移的還有更高層次的產品貿易、研發。除了地理、資源、人力等優勢，成都靠什么吸引東部企業？

　　2006年，成都市政府提出“一都兩園”建設模式，即武侯建都，崇州、金堂建園，充分滿足了產業升級換代過程中的需求。目前，武侯區正積極打造“五中心一基地”，即貿易中心、品牌展示中心、研發設計中心、人才培訓中心、信息及中介服務中心和一個知名品牌企業生產基地，形成產業配套齊備、功能齊全、與國際接軌的產業平臺，培育鞋業產業“腦中心”，帶動整個鞋業產業的發展。

　　由四川西部鞋都公司和四川西部鞋都產業運營公司共同運營的中國女鞋之都•品牌企業基地是“五中心”的核心示范區，它的建設和發展解決了產業鏈上下游除生產外的幾乎所有功能配套問題，為承接國內鞋業“東鞋西移”和未來國際鞋業的“西鞋（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國際知名品牌）東移”、為支持成都鞋業集群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和可持續發展的依托。品牌企業基地對于成都鞋業來說不僅是地理位置，更是功能上的“腦中心”，將大大加強產業的帶動和升級。

　　千億元產值百萬人就業

　　縱觀成都鞋業近20年的發展，可以看出，成都鞋業產業基礎逐漸夯實，產業規模日益擴大，企業實力逐漸壯大，隨著具有前瞻性規劃的“一都兩園”產業格局的形成，更是為承接產業轉移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對于成都，“西鞋東移”和“東鞋西移”是一次歷史性的發展機遇，緊緊抓住這次產業轉移的良機，將大大地促進本地制鞋工業發展、增加地方稅收、解決地方就業。業內人士預測，未來5~10年，西部地區有望形成以武侯區為核心的世界制鞋業制造中心和貿易中心，
四川有望創造一千億元人民幣鞋業產值，解決就業人口一百萬人。

　　溫州：繼續尋找前進途徑

　　2008年，溫州許許多多鞋企老板陷入了痛苦的思考。物價上漲、成本增長、銀根緊縮、出口退稅政策調整、新勞動法實施……低沉而急驟的鼓點不斷地撞擊著他們的心扉；堅持還是轉產？一系列問題一直盤旋在他們的腦海，有的溫州鞋企選擇了遷徙，有的則選擇了繼續奔跑。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不能跑步突圍，則意味著可能死在沖鋒的沙灘上”。
戰略轉移是突破一法

　　這幾年，溫州制鞋企業數量大面積萎縮，已從2003年的5000多家縮減到今天的2600家。截至8月底，近150家溫州鞋企已經被迫關閉，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在“2008年第二季度鞋革行業經濟運行情況分析報告”中分析認為：“隨著各種壓力的上升，轉產、倒閉的企業將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在這么一個異常“寒風凜冽的冬天”，也許選擇轉移是適應和規避“惡劣氣候”的最佳方法。

　　“如今，溫州30萬中小企業都在謀求遷移。”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他認為：“2008年溫州制鞋業生產成本比去年增加了20%，遷移已成為溫州鞋企化解成本壓力的靈丹妙藥。”周德文舉出了奧康遷徙的成功案例。

　　早在2003年5月，溫州鞋企奧康在遷移的途中落到了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慶璧山縣，投資10億元，以較低的土地成本構建了新的巢穴——中國西部鞋都工業園。許多配套廠家和銷售商家隨后跟進，溫州長城鞋材、杭州興華皮革機械、重慶裕華鞋業等12家鞋類企業陸續入駐工業園。與溫州相比，在重慶璧山每生產一雙鞋，企業可節省20%的成本，這樣的誘惑吸引了許多溫州鞋企，一期的工業用地被一搶而空。在溫州，選擇轉移的不僅僅是奧康，據溫州統計局的不完全統計顯示，近一年來溫州外遷企業多達1000余家，整體遷移的將占1/4之多。

　　立地突圍尋求新生

　　為什么溫州鞋企愿意奔向陌生的配套設施并不完善的地方呢？也許不僅僅是因為他鄉的招商引資政策優惠，中國皮革協會理事長張淑華說，制鞋業就是“候鳥經濟”，總是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對于鞋業這樣的溫州傳統制造業，把握了成本就把握了溫州鞋企的命脈。有過每畝工業用地300多萬元“待遇”的溫州鞋企，如何能抵擋住內地每畝3-4萬元、普通工人每月幾百元工資這樣的成本優勢帶來的誘惑？

　　其實，產業轉移本身充滿著危險和不確定因素，而且所耗時間、精力、財力都非常巨大。對很多溫州企業來說，轉移是不得已而為之，其目的就是要尋找一種度過難關的方式。因為現在的環境表明，停止不前，溫州鞋企只能坐以待斃。

　　如同很多人選擇轉移一樣，也有許多溫州鞋企選擇繼續“留守”，他們依然立足在“中國鞋都”溫州，借助溫州配套完善的產業鏈、縱橫交錯的營銷網絡、博大精深的鞋文化、經驗豐富的人才隊伍，勵精圖治，沿著兩條道路奔跑。

　　一是“政企聯動、攻堅克難”。9月10日，溫州市委組織部為溫州吉爾達鞋業有限公司送來了一名黨建指導員周偉。原為港務局財務稽查處副處長的周偉，作為一名正式員工來到吉爾達后，便開始聯系政府、協調吉爾達突圍工作。周偉深入吉爾達進行“幫扶活動”僅僅是溫州市政府“政企聯動、攻堅克難”的開始，也是推著鞋企踏著低沉的鼓點奔跑的重要舉措，按照溫州市委書記邵占維的話來說：“面對經濟困局，克難攻堅并不僅僅是企業的事，更是黨委政府的事。”

　　二是銳意創新、開辟“藍海”。渠道相同化、產品同質化是溫州鞋企陷入“困境”的內因，也是業界“低沉的鼓點”音源之處，避開激烈的市場“紅海”，開拓出屬于自己的“藍海”是溫州鞋企奔跑的方向，所以技術創新，不僅能構筑產業核心競爭力，也會為溫州鞋企創造出奔跑的助力器。在2008年杜塞爾多夫GDS、美國拉斯維加斯國際鞋業訂貨會上，在103屆廣交會上，溫州鞋吸引了世界商家的眼球，原因之一就是吉爾達開辟的“藍海戰略”，開發了具有22項專利的納米功能空調鞋。現在，普通皮鞋出口只賣十幾美元，而納米功能空調鞋可以賣到30多美元，貼個國外品牌，可以賣到150多美元。

　　成功需要力量，科技創新恰恰賦予了溫州鞋企成功的驅動力。在這種力量驅動下，溫州鞋會奔跑得更快更遠。也許在不遠的將來，人們會發現溫州鞋企的選擇是那么的及時和明智——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下，要想不被市場淘汰，只有不斷地努力和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