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變色，山河嗚咽；時鐘停擺，大愛永恒。

    很多人都不會忘記中央電視臺抗震救災募捐晚會上那兩個從北川災區走出來的女孩，一個讓人再一次體驗了痛苦的極致是一種無以名狀的難堪笑容，另一個叫白琳的姑娘站在臺上始終淚水漣漣，幸運的是失去聯系的父親在臨時避難的當地派出所里通過電視看到了她的女兒。父親通過電視臺的熱線電話用方言對白琳說了什么，很多電視觀眾當時不一定能聽明白，但白琳最后哭著對他父親說：“爸，你一定要去幫助別人”，相信所有人都聽懂了。

    突如其來的災難讓很多人的心靈完成了一次升華。逝者安息，生者當從災難中學習更多。當災難來臨時，北川一所希望小學的幾百名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本能地不斷攀登，翻過一座又一座山峰，最后到達了綿陽設置的臨時安置站。天崩地裂，他們本能地恐慌，也本能地選擇了攀登這種符合地震自救常識的方法，用一種最快的本能反應完成了生命的一次自我救贖。

    地震發生后的72小時是生命的極限、救人的節點和科學的常識，但身在一線指揮救災的共和國總理不會考慮這些，他眼含淚水深情地對受災同胞說，只要有一絲希望，我們就要盡百倍努力。正是這種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偉大情感成就了一個又一個生命的奇跡。5月20日凌晨，在汶川映秀灣水電總廠廢墟中被掩埋了近179個小時的31歲男子被上海消防總隊救出，這是生命的新極限。只要不放棄，所有人應當相信，這一極限還會在偉大情感驅使下的救災行動中被一再刷新。

    災難讓人民見識了本能的高效率和情感的偉大力量，也讓人見識了傳統經濟理論的無能。人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先驗假設。但在現實生活中，人的很多行為并非都是理性所控制的，理性的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女人為什么總會買回一大堆自己并不需要的衣服，也無法解釋人們為什么愿意在(全球品牌網)商場購物時為幾十元的優惠折扣而踏破鐵鞋、貨比三家，卻不愿意在買車時為同樣的優惠折扣而多費口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Daniel Ariely教授研究了完成某項任務的意愿跟經濟報酬高低的關系。結果表明，如果支付一定報酬，人們通常樂意效勞；如果支付報酬很少，則不愿意干；但不支付報酬，很多人則愿意一試。這表明人的所有行為并非都得有個經濟目的。美國《紐約客》雜志在評論此類經濟行為時說：“真正奇怪的不是為什么我們做了那么多錯誤的經濟選擇，而是為什么我們仍一往情深地接受這樣的經濟理論。”或許，在解釋人類行為的學說上，弗洛伊德與亞當·斯密的學說同樣重要，而我們對前者關注不多，而對后者的依賴性太大。在這次震驚的地震災難中，如果人們耽于斤斤計較的經濟計算，很多奇跡就不會發生。

    大師德魯克說，企業的最高目標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弗里德曼（M. Friedman）持同樣的觀點。威廉斯教授也說：“我并不是說，你們不可以打著‘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旗號去騙人。你們可以那樣做。經濟學只是告訴你，在你騙人的時候，沒必要把自己也騙了。”拜托，沒有那個自私自利的“經濟人”的先驗假設，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會重寫。

    在這次地震災難中，很多企業沖到了抗震救災的第一線，企業老總們或許頭腦中也有這樣的閃念，這正是改善與政府、經銷商、消費者、社區之間關系的大好機會，但在命懸一線的生死關口，他們肯定沒有太多的經濟利益算計，更多還是救人要緊的企業本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