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不學奧數，卻成就了人才天堂。

　　中國人精于計算，卻找不著標準人才。

　　這應是一個最好的人才時代：生產力升級，創造力珍貴。

　　這亦是一個最糟的人才時代：潛規則當道，偽精英輩出。

　　中國最缺的是創意，創意最缺的是本土人才。

　　人才最缺的是心態，心態最缺的是社會土壤。

　　最失敗的集體主義，是崇拜財富，又反感創造財富的精英。

　　最失敗的人生活動，是不斷工作，又遠離興趣、夢想與天賦。

　　最成功的人才生態，劃分的不是精英與凡人，而是發現與協作。

　　最成功的尋才啟事，提供的不是薪酬與地位，而是自尊與寬容。

　　潛規則當道，偽精英輩出

　　中國尋才啟事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

　　——魯迅《未有天才之前》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獲得最后勝利之時，守衛波恩大學的一位美國士兵正進行一項偉大的工作：他蹲在馬桶前面，將馬桶中的碎紙片細心地全部掏出。波蘭籍的他一定想不到，自己正掏出一份全世界最有名的尋才啟事，足讓他載入世界歷史——碎紙片晾干后拼成的“奧森伯格名單”上，記錄著德國科研計劃摘要和科學家的家庭地址，讓隨后開始進行艱難尋找的美國，用軟硬兼施的手段令100多位科學家前往美國。這些核能與航天領域的德國科學家，最終為世界科學中心從德國轉移到戰后的美國作出貢獻，再次證明人才足以改變世界。

　　2008年，在五星級酒店數目全國第三的東莞，一位守衛酒店的保安正擔憂明天的飯碗。按香港《星島日報》的說法，受產業升級、工廠轉移影響，東莞去年開始出現酒店倒閉潮，四星級以下的酒店關閉一大半。東莞旅游局長聲稱這個說法子虛烏有，但東莞必須轉型卻是無人爭議的事實——“中國制造”面臨升級，“東莞塞車，全球缺貨”這句贊美已變成一個警告。此間，人才缺乏被視為東莞轉型的最大障礙之一。在高技能人才缺口100萬的廣東，東莞這個百萬農民尚在轉變為現代市民、景觀凌亂并缺乏人文氣質的城市，五星級酒店與工廠流水線對人才并不具有吸引力。

　　有評論將東莞的成長煩惱進行了升級：“今天的東莞，便是明天的中國。”中國城市在吸引人才的道路上十面埋伏：招聘難就業難并行不悖；人才培養和人才需求背道而馳；缺勞動力也缺創造力；全球化時代缺乏全球視野人才；西方人才指標與傳統文化沖突；有飯碗沒事業的抱怨聲起；潛規則扼殺人才；缺乏適合人才生存的都市文化……

　　“我終于理解了9%的經濟增長率意味著什么——一個從不停止運轉的經濟，工作晝夜不停的輪班倒以彌補失去的時間。對中國而言，需要彌補的時間是550年。”1992年，12.8%的GDP增幅讓中國人從此成為了“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國家”的居民。“休克療法”之父杰弗里·薩克斯來到了中國，如是說道。

　　有研究表明，增加一名高層次人才能帶動的GDP增長份額是增加專業技術人才的4.29倍。但招攬人才從來不只是經濟問題，對工作環境挑剔的高層次人才與對人才挑剔的中國招聘官，其實正面對一個最大敵人：充斥反精英情緒與潛規則的中國人才文化。經歷過經濟高速增長的眩暈之后，人們渴望一個天才輩出、人盡其用的人才理想國，讓這個國家再進一步。當中，若放任文化慣性成為吸引人才的障礙，需要彌補的時間也許就是5000年。

　　囚徒困境：還要制造多少偽精英？

　　“大三開學時，我就走人了，沒跟任何人打招呼。給父母去了一個電話，他們差點瘋掉，但我不想再回學校了。” Roma今年 26歲，他創辦的退學網上線已經快4年了，會員的數量向2萬人逼近，到退學網尋找志同道合的“退友”，交流一下退學之后如何繼續人生。

　　Roma的退學純屬自愿，2001年，他聽從父母的意見，考上了大連海事大學。大二開始，專業課蜂擁而上，看著經度和緯度相互交錯的教材，他的頭腦開始發懵，學期結束時，他有4門專業課在30分以下。這個時候，他開始懷念自己原本想報考的廣告專業，但“學費太貴，家里條件很一般，不能負擔”，1萬元的廣告專業學費和1500元的航海課程學費最終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嶺，退學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除了不要飯，做什么我都沒意見。”后來，Roma找工作的歷程從沈陽一直延伸到呼和浩特，網吧、洗碗、餐廳跑堂都干過，直到混回北京，憑著小時候積攢下來的文學功底和流浪途中的見識，被一間廣告公司請去作了策劃，月薪在1萬元上下，并在業余時間創立退學網。Roma沒有想到退學網能聚集那么多有相同經歷的人，當初他在網上發帖征集各版版主，人們回應的速度讓他驚訝：“我從來不鼓勵人退學，這個網站只是想給那些已經選擇退學的朋友一個平臺，讓他們一起聊聊，自己今后的生活應該怎么辦。”

　　一個眾人響應的退學網，是我們時代的尷尬。奇怪的悖論已經持續多年：大學生為什么揣著100頁簡歷都找不到工作，企業為什么翻開100份簡歷找不到要招的人？也許《大學生素質》之類的新聞標題可以提供證據，但比新聞與社會調查數據更有力的，可能是一則關于大學生的笑話：年輕人第一天上班，店長給他一把掃帚，告訴他第一項工作是把環境打掃干凈。年輕人很生氣地說：“我是大學生！”店長連忙說：“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大學生，請你把掃帚給我，我教你掃地！”

　　大學生能力欠奉，遭遇貶值。“看著小老板的臉色、拿著微薄的薪水，過著半溫半飽的生活、上班半走半跑用1個小時，這些大學生都是鯉魚——盡管他們曾經都TMD跳過龍門。”一位已經畢業的大學生如是概括自己的生存狀態。綿陽的一個畢業生就業招聘會上，幾十個浴足崗位甚至挺進了大學校園，貼出“服務員、浴足技師及店員80名，男女不限，相貌端莊，無不良嗜好”的招聘字樣。

　　這對大學教育真是一種諷刺。或可想象大學生的某種人生規律：18歲前在父母與學校監督下淪為考試機器；18歲后脫離監管進入大學，以逃課喝酒打牌為主修課，考試合格為輔修課；22歲大學畢業，發現考試內容和社會需求居然并不一致。學校以素質教育為口號，最后只傳授學生考試技巧；大部分畢業生從事著跟所學專業無關，跟夢想無關，甚至跟天賦才能也無關的工作。

　　有企業報告分析人才匱乏的原因是中國目前的教育水平落后，學生掌握的知識不適合市場需要，實踐知識太少。有些企業的解決辦法是開展人才培訓，有些企業則將優秀人才送往外國接受教育。一家獵頭公司的總經理趙楊坦言，人才缺乏導致需求旺盛，現在的獵頭公司遍地開花：“多數都是10多人的小公司，甚至很多公司是那種兩個人的夫妻店”。他們的公司有一個60多人的團隊，去年營業額就達到1300萬元。

　　連政府也沒有找到招收人才的合理方式。兩會上，“凡進必考”的公務員招錄原則成為代表的一個爭論話題。重慶市規劃局局長蔣勇有一個意見，在考試上，有能力的人才無法與剛畢業的大學生同堂而論，這造成實用人才無法進入公務員隊伍：“以前，市規劃局從各條渠道都能引進人才，拿來就用。現在，通過考試招來的大學生，用來很不順手。”

　　學歷并未就此失去意義。“不分重點大學跟普通大學，所有的畢業證都380元一個。”打電話給上海一家“中誠證件公司”，對方透露了假文憑的行情：“有些客戶要求畢業證上的全國統一編號要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上能對號入座。這種畢業證要提前半個月預訂。我還是建議你不要辦對號的。你們這些人來辦畢業證無非為了找份工作，現在有幾家公司會拿著你們的畢業證到網上去查詢核對你證件號？一些公司要重點大學學歷的學生完全就是撐門面、走形式，證件無非也就是個敲門磚。”

　　學歷可能是一種誤導。招聘官知道來的可能是一個高學歷偽精英，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拋開學歷看人品的冒險精神。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的中專學歷成為新聞，隨之而來的正面評論代表了一種新人才觀：“在當今文憑泛濫、尤其是權力文憑頗受詬病的背景下，那一紙中專學歷顯得彌足珍貴。”

　　經濟學有一個“囚徒困境”的故事，兩個嫌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別關在不同屋子里接受審訊。警察分別告訴他們，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1年；如果兩人都坦白，各判5年；如果一個坦白一個抵賴，坦白的放出去，抵賴的判8年。這樣的邏輯下，囚徒的最優選擇是坦白。從“囚徒困境”或可看出大學生遭遇就業失敗的困境，一是社會需求與人才教育對人才理解的不一致，正如兩個不能交流的囚徒；二是所有人都明白一個道理，去參加考試是不得不做的最優選擇，正如選擇坦白的囚徒。

　　對國家而言，必須改變制度脫離囚徒困境；對個人而言，只需擁有應對人才泥沼的心態。一個在高三時選擇放棄高考，一個因地理會考兩次不及格而失去高考資格，80后的億萬富豪李想和茅侃侃都活得不錯；鄭淵潔自己不高考，也不讓兒子高考，結果他的兒子開著寶馬去應聘，對負責招考的總編說：“工資好說，只要能給我個車位就行”。辦退學網的同時拿著1萬元工資的Roma，也算苦盡甘來——盡管網站主題“大逆不道”，但信產部的工作人員似乎對此心有戚戚然，居然十分開明地給Roma辦齊了所有文件，門戶網站有的退學網都有。年初的一段時間，退學網莫名被屏蔽了，Roma干脆在美國找了一個服務器，把網站搬了過去，繼續“退學“事業。

　　有時候，Roma會想起大學時代的老師，想知道他們現在在做什么，他們對自己的看法，但始終沒有勇氣拿起電話：“退學，畢竟是壓力很大的事，我到現在也不敢說自己完全緩了過來”。他曾經看過電影《死亡詩社》，希望自己有個像羅賓·威廉斯那樣的老師，但他又悲觀地認為，在20年內，中國不可能出現這樣的人生導師。對于退學，Roma勸誡大家三思而后行：“我在網站上做過一個調查，發現41%的人認為退學后的生活和自己的想象差距太大，真正認為退學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的人只有1/4。退學是代價很昂貴的事情，很冒險。”

　　小聰明癥候群：還要習慣多少潛規則？

　　美國有“天才兒童教育局”，英國有“天才兒童國家協會”，法、德、日、澳等40多個國家都開始發展超常教育，中國有少年班。但有報道稱，中科大少年班在2008年3月舉行30周年慶典的時候，面對中國少年班光環褪去的尷尬現實，老班主任賀淑曼只能哭泣以對。

　　這位班主任認為中國的超常教育目前缺乏理論體系。據說1988年開始，她就四處托關系申辦超常人才專業委員會，但結果讓人失望：“高等教育司說，超常教育應該包括中小幼人才的階段培養；找基礎教育司，說這超常教育還有大學階段，我們管不了；找特殊教育處，說他們只管針對殘疾人的特殊教育。”

　　有人笑言，英國福利彩票用來資助精英，中國的福利彩票用來幫助弱智。中國人偶然會陷入某些反精英的誤區——企業口口聲聲需要人才，主管卻擔心出色應聘者損害自身地位；升斗百姓內心崇拜財富，卻對精英沒有好感。在中國的人才生態中，最難的是一條為天才或特殊人才準備的專用上升通道。

　　中國人不重視精英的壞習慣，其實從小學生春游的時候就開始培養——大家一起去爬山，爬得最快的人，必須等爬得最慢的人。記得魯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這樣說過：“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這句話其實從未過時。

　　“中國隊再也進不了世界杯了，50年內！與日本、韓國相比，我們的身體條件好，可為什么我們踢不過人家？放到社會和文化的環境看，我們沒有那種團結協作，無私無畏為集體奉獻的精神；和拉美、非洲相，沒有個性狂野，沒有激情自由。我們是表面上看沒個體，暗地里看沒整體。我們不適合搞這項集體運動，對中國人來說，足球要上11個人，太多了！”

　　這是黃健翔一度對中國足球的評價。球迷們一邊為中國足球缺乏天才而憤怒，一邊看著體制讓足球學校淪為貴族學校，有天賦的窮孩子都到地盤去了。世界杯其實是中國人才的世界競爭力縮影——在國際高智商的俱樂部門薩會，香港人通過入門測試比例高達80%(世界平均比例是2%)，但這盛產高智商人類的國家，為什么創造力人才仍是稀缺品？

　　一家國企單位流傳這樣的一句話：“我們這里真是個‘出生入死’的地方！”據說從這家單位跳出去的職工，人人出類拔萃；從外面引進來的人才，進來后無一不偃旗息鼓，一事無成。內部人士將原因歸結為“潛規則”之害：“體制內的潛規則消磨人的銳氣，使人僵化遲鈍，但是唯有如此才有機會得到升遷。”

　　一家電器公司招聘女文秘的最重要的要求是酒量好，原因是女秘書出去應酬在所難免，“幫領導擋酒的能力應該具備。”除了幫領導擋酒，人才的技能還包括拉關系、走門路、竄熱烙、嬗變之術……諸多潛規則下，人的精力有著怎樣的損耗？

　　這真是一種可悲的人才生態環境。有人論述中國人劣根性，認為特別要克服“互相嫉妒，求全責備，彼此扯皮，嫌貧恨富的醬缸蛆特性”。在一篇《不缺人才的中國企業到底缺什么》的文中，認為辦公室政治在民企中表現最為明顯：“企業的總裁有勇氣，嗅覺敏感，靈活性強，但未能擺脫掉中國封建社會所遺留下來的行為方式，沒有一套發展、培養、逗留人才的國際化人才戰略，任人唯親，重視血緣，不少還運用厚黑學以及歷史中的帝王心術、陰謀詭計去對付員工、欺騙顧客、打倒對手，造成企業內部分崩離析，優秀員工離職。”

　　市場競爭為這一切帶來改變。“過去幾年，民營企業在成長過程中追求資源擴張，解決問題的辦法都是資源投入式的方法，錢不夠加錢，人不夠加人，東西不夠買東西。這種方式總會有一個極限的，會造成資源堆積，形成惡性循環。現在要從根源上解決，只有尋找高專業能力的人。”美的微波爐事業部的HR尼英麗說。

　　“辦公室規則每個企業內部都會有，但要說成是政治有點夸大其詞，那只是企業用來維持內部正常運轉、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的辦公室規則罷了。一旦沒有了這些規則，企業的利益無法實現，會陷入困境。是辦公室規則保護了企業的利益。”溫喜慶是職場脫口秀節目《上班這點事》的常駐嘉賓，他認為應該去理解潛規則——他以前曾碰到一個老板，要求下屬唯他是從，出了成績一律歸老板，一點點錯就破口大罵。“跟著他的14個月里，我感覺不到快樂、得不到鼓勵、沒有前途。在這種情況下，我選擇了跳槽。而我對下一家單位提出的要求，僅僅比我原來的基本工資高出100塊——這樣我又重新找回了快樂”。

　　“職場新人一開始都只能去適應規則：到了一家新公司，找到擁有話語權的人，藉由他們去了解規則，慢慢適應。適應規則就是一個心態調整的過程。調整好你的心態，辦公室政治就不再是政治。這樣，才能達到職場人的終極目標：制定規則，成為規則終結者。”溫喜慶說。

　　即使適應規則，耽于人事的你，擁有的也永遠是做人的小聰明而不是事業的大智慧。熟人社會正在全球化經濟下的推動下日趨崩潰，潛規則卻不會馬上消失，中國人必須找到一個折中的辦法——在此不妨借Google的面試題來描述中國人才在潛規則下的微妙生存處境：“有5個海盜，按照等級從5到1排列。最大的海盜有權提議他們如何分享100枚金幣。但其他人要對此表決，如果多數反對，那他就會被殺死。他應該提出怎樣的方案，既讓自己拿到盡可能多的金幣又不會被殺死？”
　100家最佳公司都想招聘有團隊精神的人，但應聘者在面試中習慣說的，是“我”而不是“我們”。中國的學校最應該教的是心態——自尊和寬容，寬容別人也寬容自己。

　　網上激辯兒童學分論與兒童快樂論。后者的理由是，如果你讓一個兒童有個快樂的童年，那即使長大不成功也算夠本；反之，如果讓一個兒童童年悲慘、考試連連，那長大了即使再成功又有何用？

　　說說李安的例子，其父要他功成名就，中國傳統的出人頭地，做大學教授，而他卻選擇導演。李安式困惑最終導致李安式跨界，因沖突而產生藝術張力。擰巴出來的人才，李安算一個。其名李安，其實不安。

　　美國人為什么不學奧數卻成為人才天堂

　　還是從兒童開始說起。學校讓兒子做《黃岡小狀元》數學題，二年級就擰他們去奧數班。奧數班上，有的小孩無所謂，有的小孩大哭，我那倆屬于死皮無所謂的，結果當然是回來被罵得要哭。讓兒童強擰來長“智慧”，其實是長痛苦。試舉這樣的題：“甲加乙120，乙加丙110，問甲比丙大多少數？”這種題一列方程就出來了，可對于一個小學二年級的、滿腦子卡通的頑童來說無異天書。他們更喜歡做這樣的題：“一桶可樂共8升，甲乙要平分，但只有兩個5升和3升的杯子，問如何平分？”有思維的樂趣。笨點的可以用家里的杯子比劃比劃，一比劃就出來了。

　　本人沒有參加過跨國公司的面試。如果出題，我想不會是第一道那種而是第二道“分可樂”，最佳答案也許不是如何平分了，而是甲對乙說：你看著分吧。這樣才是teamwork，才是今后團隊之間的信任吧。

　　《財富》發表文章“教你應聘最佳公司”上說，即使在經濟衰退時期，全球100家最佳公司也在不斷求賢納才。在簡歷上強調義工經歷，并熱衷于社區服務；你要拿出講故事的本領；做一些有創造性的調研，上網搜索沒有用。一位招聘者說：“極少有人做細致的調研，包括跟我們的客戶交談，如果你做了，那你幾乎肯定會被錄用。”

　　“獨行俠”免談。大體上講，100家最佳公司都想招聘有團隊精神的人。另一位招聘者稱：“我實際上會數應聘者在面試中說‘我’的次數。我們更愿意聽到‘我們’這樣的詞。”

　　盤點個人所學，一生學了17年，基本都在考試，考試內容呢，95%是用不上的。諷刺點講，不如機場兩大熱門圖書，工具類和勵志類更“有用”。大學時做過整整一本《李米特洛夫高數集》，結果現在成了個碼字匠，高深的數學題一道都未用上。

　　回想起來，學校里最應該教心態，自尊和寬容，寬容別人也寬容自己。歸國朋友說，美國小學課本是代代相傳的。美國是個浪費的國家，人口占人類5%卻消費地球1/3能源，卻會跟一本小學教材較勁。這屆學完傳下屆，一種精神，一種傳承，一種心態。反觀國內，小學生書包鼓得像旅行箱，帶拉桿的，眾多書學完一丟或當廢紙。實在慚愧。“分，分，分，學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師的法寶”。重點班或奧數班是學校的一場陰謀。為維持這項陰謀，老師們想出一系列刁鉆的題來折磨學生。我們雜志社的美術顧問是個“不合格產品”，如果按當今考政治英語來考學，他肯定畢不了業。難怪陳丹青退出，質疑藝術類學科怎么培養起數字尖子來了？

　　據說廣州番禺的祈福中學有個“發現才能法”，即使某個學生有9個缺點，只要抓住他一個優點，鼓勵并發揚光大，最終也能成才。所以這個學校收費很貴。多年來一直疑惑，美國人為什么不學奧數卻成為人才天堂。

　　人生最有意義的事是什么都不做，除了自己感興趣的

　　人生最大的幸運，就是在這個世界找到自己感興趣的事情，然后再在里面找到一個飯碗。這是香港作家李碧華的忠告，想必她自己是達到了。

　　依李的話，假如感興趣的事情做不了，不能拿來當飯碗，這便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不幸的是，我們大都淪為了這種不幸。

　　不是嗎，問問有多少人是喜歡當下工作的，又有多少人犧牲了少年時的志向。現實的情況是，被攻擊得最多的壟斷部門是大學生們最想去的；被攻擊得最多的官員是大學生們最想當的，錄取比例可以是幾百比一、幾千比一甚至幾萬比一。為了飯碗犧牲興趣，這是多數人的現實選擇，多數人的悲劇。而悲劇下找到的工作怎么能有個正常心態呢。

　　不妨改一改黎叔的臺詞：21世紀最缺的是什么？是人才！人才最缺的是什么？是心態！現在的老板抱怨最多的是80后員工的頻繁跳槽。其實雇傭雙方心態都不對。

　　初中時班主任講過一個勵志故事，大意是某頑童不成器，長大后犯罪判了死刑，究其根源是母親的寵溺，此子上學了還在吃母親的奶，寵溺可想而知，臨了，吃奶的逆子提出最后要求：想再吃一口媽的奶，結果怎樣呢，他把媽的奶咬了下來，說：“就是你，讓我落到這個地步！”當時聽完這個故事只能用震驚來形容，后來知道是部電影。彼時的初中生聽不到多少關于奶的話，哪像現在奶在網上滿天飛。清楚地記得當時男老師一邊在胸前比劃著，一邊咧咧嘴說：“把這個給咬下來了。”本人中學、大學、研究生17年，老師教的知識幾乎忘光，唯記下了這個段子。

　　現在想起來，這段子仿佛是講給80后、90后、千禧后們聽的。如果混得好是因為有個好老爸，就像石康的《奮斗》描寫的，家長們非權即貴，都夠開房地產公司的了。如果混不好呢，就是我初中老師講的那個“咬下來”的故事，“活該，誰叫你們當初不教我奮斗呢？！”中國人的成功心態就是這樣，寒窗苦讀或萬般溺愛，最后都希望出人頭地。可世界上哪兒那么多出人頭地的位置呢。

　　學校里最該教的沒教，那就是自尊和寬容。當下中國人最缺的資源不是石油和資金，而是心態。個人也好、國家發展也好，都可當做上面那道分可樂的題，都愿意看到對方說，“你看著分吧。”其實這個世界的資源是不能夠被平分的。

　　眼下梁文道的一篇“尋找民族和解的最大公約數”引發眾多跟貼。一位立場中立的老外用英語回貼：歐洲人不愿看到中國人分享世界財富，那是一個龐大的需求。歐洲人或者西方人更愿意看中國的笑話，因為這對他們有利，滿足他們一貫的“道德優越感”。我注意到，開年以來，官媒中“大國崛起”四字消失殆盡。

　　老子教我們“柔順似水、道法自然”，這個“自然”就是自己的天性，覺得不舒服的事就不要做。中國當下“急吼吼”的心態，最需要二千多年前的良藥。南懷瑾曾妙喻，佛家是開米店的，提供精神食糧；儒家是開雜貨店的，應有盡有；道家是開藥店的，有病治病。當代中國人吃下一顆名叫“成功”的毒藥，需要老子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