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忍之功、舍得之道、虛實之技或為職場智慧的根基—至少在張居正所處的那個時代如是。時大內總管馮保性貪婪，且飛揚跋扈，但是張居正能與之不交惡甚至合作相宜，前首輔高拱的命運乃前車之鑒。但也正如此，也為他生死兩重天埋下了禍根。

　　張居正可不像現在的CEO們敢于拍案而起，向老板們要期權或者股權；更是別想著“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再則，就是“普天之下都是他老朱家的”，所以富貴貧賤，全在皇帝老兒的喜好。個人縱使有家財萬貫、良田千傾，只要朱老板一個不高興就可一聲令下，變某個人或者某個家族滄海桑田；他可以主導換一個朱三或者朱四，但是老板永遠都姓朱，這種做法的風險極大。更為重要的是，無處說理。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就是最高法官，所出之言，所決之斷，皆是終審判決，不可復議或者申述。最后，乃是當時的社會技術水平不高，縱使“證據確鑿”，怕也有真假難辨。況且，張家從玉皇大帝的蟠桃園被壓倒在五指山下，還是在頂梁柱魂歸西天之后，“被告”不能“出庭”乞求天子網開一面。

　　歷史大勢雖非個人意愿能左右，但是個人的沉浮起落卻時常起于浮萍。張居正按有道明君的標準，盡心竭力教導十歲登基的萬歷皇帝，所謂“培養君德，開導圣學”。萬歷對他的仰慕和信任(事實上是皇太后對他的信任更為關鍵)，使張江陵(張居正屬湖廣江陵人，又稱張江陵)更是誠惶誠恐。曰：“成王之于周公，恐未能如是。”朱翊鈞對其支撐不可或缺在奪情(官吏父母亡故，須去職還鄉守孝三年，三年后“起復”。若皇帝特許其不去職，乃稱“奪情”。因有盡忠甚于盡孝)風波盡顯淋漓。張父文明卒，居正按當時丁憂制須守孝二十七個月。但是，只有十五歲的皇帝“沖年垂拱仰承，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張居正已然若朱翊鈞這面天幕上的明月，光華蓋過群星，去則天下烏黑。若不領奪情之諭，委實矯情。況且，改革事業正如火如荼，“快刀手”張居正豈能冷刀三年？

　　張居正既然已經騎虎，難下就本屬意料之中，況且此時哪有下虎之意。因此，張閣老義無反顧地站到了禮制的對立，惹得包括其學生同鄉在內官僚均有憤懣的境地，一干文臣率以為張亂了綱紀，雖也有排擠、嫉妒之徒和改革的反對派等人混雜。但，此刻即使朝臣同聲奏請皇帝勿要奪情，萬歷也聽之不聰。這幫文臣依今日之眼光實屬迂腐，但是時人恐怕鄙薄今人眼界的淺薄短視。禮數乃國之基本，豈能兒戲。總之，嫌疑之楔子已然落下。對于同鄉的攻訐，張江陵也感喟曰：“昔嚴分宜(嚴嵩字號)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矣。”眾叛親離，難啊。

　　張在萬歷八年乞休：“高位不可久竊，大權不可久居。”但，太后要他輔助到萬歷三十歲。三十歲對于萬歷親政的夢想就像夢魘。此時張居正連個下虎的理由都沒有了。雖然柄權者是太后，但是居正是高級代理人，他豈能不知這萬歷小子對其不是咬牙切齒之恨：“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

　　張居正死后，馮保獲罪。家財遭查抄，“寶藏逾天府”。萬歷皇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艷之”。始當國政的張四維，通過人們對改革家張居正之不滿擄掠人心。神宗雖然“今已歿，姑貸不究，以全始終”，但是不出數月，萬歷即削其封謚，殃及子孫。有于慎行寫給奔赴江陵查抄張家的“首席查抄官”邱 望其“手下留情”：“(文忠公)結怨于上下。當其柄政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過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世人皆以為公道也。但是，邱 得了皇帝旨意，豈能中聽。老板旨意，甚于公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