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新秩序滌蕩“世界工廠” 

    ◎《勞動合同法》將行,勞資矛盾頻發

    ◎用工成本提高迫使東莞產業升級

    新勞動法震蕩東莞制造

    勞動糾紛此起彼伏,中小企業面臨考驗

    《勞動合同法》關鍵詞

    ●簽訂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工資。

    ●試用期。同一用人單位與同一個勞動者只能約定一次試用期。     

    最長的試用期不超過六個月，簽訂的是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無固定期限合同。這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無確定終止時間的勞動合同。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的，或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情況，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違約金。除非勞動者接受過單位提供的專項培訓，或與單位簽訂過保密協議、競業限制協議，否則勞動者辭職不需向單位支付任何違約金。

    一石激起千層浪。2007年歲末，東莞的勞資關系照例不平靜。與往年不同的是，《勞動合同法》將于明年1月1日實施，這場勞資博弈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新法實施前的緩沖期，給了企業大舉調整規避的機會，而長期積弱的工人們感受到新法的陽光，愈加自發地向企業要價。一時間，東莞勞資矛盾此起彼伏。

    大量抱著規避心態的企業，被迫在新法的框架內逐步規范用工行為，勞資新秩序苗頭初顯。而企業的被迫調整，也使得產業升級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歲末亂象

    “華為模仿秀”上演

    深圳華為7000員工集體辭職事件，在前段時間鬧得沸沸揚揚。余波震蕩到近鄰東莞，這個城市有著比深圳更龐大的制造業規模，工廠林立，工人數量更是沒有一個準確的官方數字。“華為模仿秀”就在這個“世界工廠”里上演了。

    11月初，為規避《勞動合同法》中關于與勞動者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的條款，東莞塘廈鎮某五金運動用品廠強迫工人一手簽自愿離職書，一手簽新合同，手法與深圳華為如出一轍。

    工廠的這一做法盡管遭到部分工人拒絕，但仍有1000多名工人被迫簽訂了新合同。反對最為激烈的130多名老員工，工齡均在10年以上，因為不愿簽新合同而被迫離職。但他們拿起了法律武器，準備申請勞動仲裁。

    華為事件后，《勞動合同法》立法專家組組長常凱以及廣東省勞動保障廳先后出來澄清：先辭職后上崗，仍連續計算工齡。這給工廠當頭潑了一瓢冷水，新法中關于“無固定期限合同”的規定帶來的勞資紛爭，逐漸平息下去。

    但勞資矛盾并非就此了結。比塘廈那場“華為模仿秀”更具東莞特色的事件，正“你方唱罷我登場”。

    “我們公司之前從未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最近正打算落實合同管理制度，與全體員工簽合同，但遭到員工集體抵制。員工要求補回之前的加班工資再簽合同，遇到這種情況我們怎么辦？”12月2日，在東莞智通人才市場舉辦的一場《勞動合同法》講座上，一些企業人事經理向主講律師廣東旗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蔣四清提出疑問。

    一個類似的案例發生在今年11月。東莞清溪鎮一家港資企業為做好《勞動合同法》實施前的應對工作，與全體員工初次簽訂勞動合同，并做出如下調整：1、單方面調整員工工資結構，將之前未按最低工資標準計付的員工工資調整為690元/月；超過690元/月的員工工資設底薪690元+加班工資+其他津貼，工廠承諾調整后工資總額不變。2、以690元/月為計薪基準與員工簽訂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廠方在做調整前，沒有與員工溝通協商，全廠約有300名員工集體罷工，并試圖堵塞馬路，要求廠方支付以前違法侵權的賠償。此事經勞動部門調解處理，最后以廠方向員工補足60天加班工資差額而暫告平息，而合同簽訂事宜企業再另行與員工協商。

    東莞市勞動局一名基層官員表示，這只是近期眾多群體性勞資爭議事件中的一個個案。隨著《勞動合同法》實施日期的臨近，類似事件正接踵而至。這類事件的共性之一就如清溪鎮發生的沖突一樣，工廠之前從未與員工簽訂合同，為應對《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企業打算與員工初次簽訂勞動合同，導致員工集體追討之前沒有簽合同所造成的損失。例如工人要求企業一次性支付經濟補償及加班工資差額之后，才愿意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由此激化了雙方關系。

    長期積弱

    工人對工廠不信任

    “先把以前的加班費補齊，再談合同的事。”對于工廠要簽合同的消息，東莞黃江鎮一家五金廠員工向記者表明自己的態度。

    業界指出，工人的強硬態度有長期積累下來的因素。由于在此前的勞資爭議中，勞動者一方積弱，在心理上對工廠產生了一種不信任感。這種不信任感一方面來自于對資方提供的合同的不信任，認為可能存在某種潛在的陷阱；另一方面的不信任則出于他們慣性思維：企業一旦和他們簽訂了勞動合同，此前拖欠的加班費之類都將一筆勾銷。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勞動合同法》就像一道陽光，使得工人更渴望擺脫不對等的現狀。”一位法律界人士說。他表示，這種長期積弱最明顯就是體現在工人的工資上。10年來，工人的工資增長相對于物價上漲等因素，幾乎是微乎其微。

    提起工資，最近停業的東莞東城常登鞋廠一名工作多年的老員工深有體會。11年前，他從湖南老家來到東莞打工。他清楚地記得，1996年時，一些生產線上的工人就能拿到1000多塊的工資。現在10多年過去了，工資還是1000多塊。不過那時候每個月的1000多塊是靠加班賺來的。這11年來，由于物價上漲的因素，這位老員工認為自己的工資實際上沒有什么增加，與企業的高速發展不相稱。

    “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工人好一點！”11月29日，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在東莞厚街舉行的世界鞋業高峰論壇上演講時說。他指出類似東莞這樣的地方，對待工人的態度已經是一個牽涉國際貿易的大問題。

    “我們低價本來是一件好事，現在反而成了整我們的一個口實，我們中國確實太冤枉了。外國人問我們：你們的東西怎么那么便宜？我怎么都算不出來。我說怎么會算不出來，我們勞工的工資收入太低了，造成我們出口產品價格太低。現在外邊對‘中國制造’妖魔化，想借口中國產品質量問題，一棍子把中國打垮。我們一方面要堅決反對，另一方面也應該注重自己產品的質量，使自己的產品符合國際的質量標準，還有勞工標準。如果我們的勞工成本能夠更提高一點，就能從源頭上堵住反傾銷。”

    龍永圖說，中國改革開放二三十年來，我們第一線勞工不能得到真正的實惠。“我希望企業家更慷慨一點，這樣的話勞工才可以真正分享經濟發展、企業發展的成果。我們很自豪東莞是全球制造中心，我認為對制造中心作出巨大貢獻的是老百姓，讓他們得到實惠是我們的責任。”

    但在企業主這一邊，他們并不能那么“慷慨”。厚街松江鞋材廠董事長柏再駿就感覺很吃驚，他每天念念不忘的《勞動合同法》，他圈子里的朋友卻知之甚少。“我問10個，起碼有9個不知道。有些老鄉說，他根本不知道有這個信息。”

    南城某五金廠廠長劉先生告訴記者，大廠都關心《勞動合同法》，但小廠都沒有。在他看來，工人跟工廠之間的不對等已非一天兩天，工廠總有辦法“暗箱操作”。石碣鎮某MP3生產企業副總經理孫先生也稱，他們沒有怎么關心過《勞動合同法》，而且很忌諱提到《勞動合同法》。

    “一定要讓你們的老板去學習《勞動合同法》，如果連老板都不給予足夠重視，以后你們企業將會危機重重。對于新法的實行，不要老想著怎么規避怎么鉆空子，最重要的是去遵守它。”在近期舉辦的多次《勞動合同法》講座中，幾乎每次主講的律師專家都會這樣告誡在座的企業人士，但一些中小企業的老板對新法實施還是表現出漠不關心。

    “這些想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工廠，可能就是未來勞資矛盾爆發的潛在焦點。”一位法律界人士說，長期積弱的勞動者可能受到《勞動合同法》的鼓舞，對這些企業發動強大的攻勢。在來年維系勞資關系的天平上，如何保護好勞動者的利益，地方政府的監管舉足輕重，這將是對政府能力的一次嚴峻考驗。

    天平傾斜

    勞資新秩序隱現

    在歲末眾多勞資紛爭的亂象中，潛在的困擾與新秩序的形成隱約共存。博弈的天平向勞動者傾斜，一個更為合理規范的勞資新秩序正悄然浮出水面。

    “近期眾多類似群體性事件只能說明，在新法實行前，勞資雙方都過于緊張和敏感了。”東莞市旗峰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蔣四清表示，對于工人要求先給加班費再簽合同的案例，其實工人的看法也有失妥當。“簽訂勞動合同和追究企業責任是兩回事，工人完全可以簽訂合同后，再去追究用工單位不簽合同給他們造成的損失。”

    今年11月，人大代表、清溪鎮勞動分局局長梁茂金就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一份《關于立足社會穩定妥善解決<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勞資爭議熱點問題的建議》，建議有關部門單位結合東莞具體用工情況，擬定行之有效的勞資爭議處理措施，統一處理方式，提前督導用工單位落實應對措施，以妥善解決員工追究用工單位長期侵權的責任問題。

    包括梁茂金在內的一些勞動部門官員有著很深的憂慮。

    由于此前在東莞相對低端的產業結構中，不規范用工的企業大量存在，對于政府監管部門來說，在明年新法正式實行后，更大的考驗將會來臨。他們發現，從今年開始，一些過度維權甚至是鉆法律空子的“假維權”事件增多，加深了勞動執法部門的這種憂慮。

    “在新法實施過程中，肯定不乏有鉆空子的企業或工人。但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這是《勞動合同法》立法者明確提出的立法宗旨。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新法雖然還未實施，但新法的效果正在逐漸體現。“旗峰律師事務所主任蔣四清認為，新法實行后，雖然在勞資雙方力量對比上，勞動者仍然處于劣勢，但企業違法用工成本無疑將大大增加。

    蔣四清說，這種增加甚至會超出一些企業承受能力的極限，迫使一些企業不得不對此前不規范的用工進行糾正。

    事實上，近期眾多勞資糾紛事件都印證了蔣四清的話。許多此前從未與員工簽訂合同的企業，都準備或正在與員工簽訂合同。一些最低工資未達到690元/月的企業員工，也已經或即將拿到屬于他們正常工作情況下的最低勞動報酬。雖然這個過程紛亂繁雜，但在眾多勞資爭議事件中，越來越多的東莞企業開始被迫糾正此前不規范用工行為―――簽訂合同，按照法律規定給員工工資和福利。

    生存危機

    中小企業面臨“撐不下去”

    企業主更關心的是：新法實施后，他們還能賺到多少錢？南城一皮革廠老板告訴記者，反傾銷、缺工都纏上制鞋業，有些加工廠甚至只有5個點的利潤。如果再提高人工成本，很多企業都會撐不下去。

    “新法施行后，企業的用人成本將會增加，估計會增加8%以上，而企業的違法成本更是會大大增加。”11月28日，莞城區舉行的一場《勞動合同法》講座上，主講律師廣東諾臣律師事務所的陳永忠向200余家企業老板說了一串令他們心驚肉跳的數據。

    他表示，《勞動合同法》下的勞資新秩序形成后，整體工資水平無疑會大大超過以前。對于企業來說，無疑就意味著更高的勞動力成本。而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對于一些處于低端行業的企業來說，幾乎是致命的。

    2個月前，東莞厚街松江鞋材廠董事長柏再駿就已經開始學習勞動合同法了。在他看來，這是對他事業的生死考驗。“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對一般的民營企業，我想是超高難度的。尤其是小廠沒有那么規范，碰到這個問題比較麻煩。企業的經營戰略、人才戰略，全部要調整。”柏再駿說，現在行業里是有些恐慌，對于制鞋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尤其如此。

    據柏再駿分析，勞動合同法最讓企業頭痛的是，它提高了用工成本，使得中小企業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我算過，如果正規地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那么我在一個普通工人身上，每個月要支付起碼2000多元。企業和員工是價值交換的，我付這么高的工資，那我的人才必須具備這么高的能力。但現在員工的職業化程度是不夠的。對我來說，選人就非常困難，選得不好就虧了。”

    對于不少行業來說，這些年真是“禍事連連”。“危機從去年早些時候就已經開始在鞋業企業上出現了。2006年最低工資調到690元/月時，厚街很多中小鞋廠都倒閉了。外部環境也在發生改變，從去年的歐盟反傾銷到今年的人民幣升值，讓這些靠貼牌生產的鞋企難以為繼。明年最低工資肯定上調，加上《勞動合同法》實行，無疑都加劇了這個行業中的中小企業的生存危機。”厚街一位長期從事鞋業家具行業人才中介的經理人告訴記者。

    而在電子、紡織服裝、玩具等行業，面臨的局面也大同小異。電子行業近年頻頻遭受國外的環保壁壘，業界稱利潤率已經下降到5%-30%.紡織服裝業遭遇配額限制，老板們焦頭爛額。玩具行業遭受國外召回事件，頻頻受創，業內稱利潤下降到20%以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加工制造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勞動力成本的再度提高，使得東莞的幾大產業同時遭受震蕩。

    未來圖景

    新法是產業升級催化劑

    極端事件折射出的，恰恰是東莞處于最低端的中小型出口加工制造企業的孱弱。《勞動合同法》將如大浪淘沙，再度推動行業的洗牌。

    就在一些企業老板考慮怎樣挨過這場新危機時，2007年10月底，一個震驚業內的事件發生了。東城一家有4000名工人的大型臺資鞋廠宣布停業，單方面解除與所有員工的合同，這家企業給予員工的經濟補償金，甚至超出勞動法規定，使得這次被認為是為規避新法而導致的極端事件，得到了看似圓滿的解決。

    對于此次事件的解讀大致有兩種。東莞市勞動局一些知情人士認為，促使這家大廠停業退出的主要原因就是《勞動合同法》即將實施。企業預期的用工成本將大為增加，而鞋業的利潤本來就在逐年降低。隨著明年的最低工資再度調整，企業再做下去幾乎要賠本，這最終促使這家臺資鞋廠停業。而一些業內人士則認為《勞動合同法》僅僅是企業停止生產的誘導因素之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制鞋行業利潤的降低。不管是出于哪一種解讀，有一點是共同的：企業利潤在降低，而《勞動合同法》對企業更是雪上加霜。

    東莞厚街松江鞋材廠董事長柏再駿也同樣承受著沖擊，他一次次地對自己的工廠進行調整。去年遭遇反傾銷時，他轉型做一些稅率比較低的產品，但收效并不明顯。之后他又轉向環保產品的深加工，以便維持利潤。如今，他不得不再次轉型。“反正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如果我們轉型成功了，人家沒應對好倒閉了，我們的競爭力就更強了。如果轉型不成功，那我們就跟人家一起死掉。我們想活，就一定要過這道坎。”

    “要么轉型，要么就倒閉。我認為做低端產品的企業是沒有辦法挨過去，像厚街的鞋廠，我估計至少40%的廠適應不了。這絕對是一次革命。”柏再駿說，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將促使東莞產業走向更高的階段。

    業內人士指出，《勞動合同法》正是產業升級的一道催化劑。“按我的理解，《勞動合同法》立法宗旨是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但政府和立法者還有更深遠的考慮，那就是加快國內一些行業產業升級的速度。在這點上，《勞動合同法》立法專家組組長常凱在東莞開講座時就已經明確了。”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就目前東莞企業反映出的情況來看，這些都應該是立法者預料中的事情。從長遠來說，只有將這類低利潤企業淘汰出局，用工才會規范，工人收入才會真正增加，勞資關系才能真正和諧。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建議，東莞企業應該提高工人待遇，然后集體與國外采購商談判，奪回定價權，提高出口產品的價格。這樣既能讓勞動者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又能在對外貿易關系上避免給外國留下口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