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大資本家”語錄

    我們現在認識到，商業上“誠信”原則的重要。由于缺乏誠信，中國經濟上的交易成本很高，走了一些彎路。于是，有些人就把“誠信”原則，作為傳統的儒商原則，用現代的經濟倫理覺悟，去倒推歷史。其實，真正繼承傳統倫理而來的是近代商人，他們的倫理是對社會承擔責任，而不是為自己積累財富。誠信原則，對于他們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并不是第一位的原則。我們來聽聽他們的心聲。

    張謇(1853-1926)：“如是乃合共和之民”

    張謇是上世紀初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集團大生集團的創辦人，典型的“儒商”。聽聽他的創業目的和財富走向：年三四十以后，即憤中國之不振，四十后中東事(指甲午中日戰爭)已，益憤而嘆國人之無常識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謀新矣而不當，欲自為之而無力，反復推究，當自興實業始。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而適違素守，又反復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恃，舍身喂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以個人私利而貶，庶原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須知張謇若不為地方自治，不為教育慈善公益，即專制朝廷之高位重祿，且不足動我，而顧腐心下氣為人牛馬耶？又須知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費紅獎，大都用于教育慈善公益，有表可按，未一累股東，而慷他人之慨也。(“大生紗廠股東會宣言書”，《張謇全集》第3卷，第116-117頁)

    要知人在一方，事業在一方，則其地之實業、教育、慈善皆吾責也。如是乃合共和之民。(“墾牧手牒”，《張謇全集》第3卷，第474頁)

    張謇創業的目的，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這就與資本家劃清了界線。他沒有為自己發財，如果為自己發財，降格為一個普通的商人，不符合一向保持的儒生以天下為己任的操守(適違素守)。張謇經商發的財，都捐獻到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上了。他創辦了通州師范學校，興辦了農科大學、醫學專門、女師范、圖書館、蠶桑講習所等教育機構，還創辦了醫院、殘廢院、棲流所等慈善事業，創辦了氣象臺、博物苑等公益事業。20余年，張謇為了教育、慈善、公益事業，用去250余萬銀元，為了這些事業，個人負債60余萬銀元。他把南通建設成了一個現代的城市。他做到了“原可達而守不喪”，也就達到了為國家社會的目的，而又沒有改變自己的操守。他作為企業經理人，對于只以贏利為目的的投資人來說，他為他們獲得利潤，只是為他們作“牛馬”。

    范旭東(1884-1945)：“以能服務社會為最大光榮”

    范旭東是中國近代化學工業集團永久黃集團的創辦人，是近代中國化學工業的奠基人。他為企業制訂了信條：

    本團體信條：(一)我們在原則上絕對地相信科學。

    (二)我們在事業上積極地發展實業。

    (三)我們在行動上寧愿犧牲個人，顧全團體。

    (四)我們在精神上以能服務社會為最大光榮。

    在“信條”制訂之后，在范旭東創辦的雜志《海王》上，發表的未署名文章“發展工業之最低限度的努力”一文中解釋說：在別的國家辦工業，也許有利可圖，而獨在今日的中國辦工業，只能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為前提。個人的利益，似乎還談不到，即令要談，也應該放在次而又次的地位。因為不如此，便辦不通，而且也不是目前中國的需要，所謂“以能服務社會為最大光榮”，就在這點。(《海王》，1935年1月10日)

　　永久黃集團骨干李燭塵也對此解釋說：本團體素以服務社會為信條，吾人應使本團體一切事業皆社會化，換言之，即事業為大眾謀福利，為大眾所共有，方可立于不敗之地。此為本團體將來應走之路線。(《海王》，1948年10月30日)

    范旭東在一生中，創辦了久大鹽業公司、永利化學工業公司、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這在當時的中國，是一個高科技的事業，克服了多少艱難困苦，才獲得了成功。著名的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侯德榜制堿法，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然而，他本人終生是一個窮書生，依靠微薄的工資度日，于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去世。侯德榜在紀念范旭東的會上說：先生當公司總經理三十余年，出門不置汽車，家居不營大廈，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其事業，其艱苦卓絕，稍知范先生為人者，胥能道之……范先生死后，有某機關人以為范先生創立偌大事業，必留有許多遺產，來相詢問。殊不知先生生前兩女公子赴美留學之學費，已苦無法籌措。家族之生計，侄輩之教育，俱發生困難。(侯德榜：“追悼范旭東先生”，《化工先導范旭東》第179—180頁)

    盧作孚(1893-1952)：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盧作孚是中國最大的民營輪船公司民生輪船公司及民生集團的創辦人，他的股份只有公司股份的兩千分之一。民生公司是什么性質的企業？請聽他在1933年所說：

    現在有一樁最要緊的事情，就是請大家絕對不要誤解，就是說恐怕民生公司將來不免淪為資本主義事業一途。……在民生公司不是只圖資本家發財的，他的經濟立場，可以說是站在整個的社會上面的，純全是一樁社會事業。現在本公司投資最多的股東，也不過五萬元，像這五萬元的數目，在四川，在中國，又豈少矣哉！尤其是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事業當中去比較起來，簡直是微乎其微了，然則民生公司之不能走入資本主義事業途上去，已昭然若揭矣。(“在民生公司八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開會詞”，《盧作孚文集》第256—257頁)

    再聽聽他的經濟體制主張：

    私人資本應被鼓勵集中在產業上，但依照國父節制資本的遺教，應防止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上。若干產業隨國家的要求不斷地發展，私人資本亦將隨著不斷地發展，其結果終會造成若干資本家。此則應從加重財產所得稅和遺產稅的稅率上予以限制，或獎勵其以財產捐作教育事業、科學研究事業或社會救濟事業之用，以減低其財產的累積，不能從投資上予以限制。如果私人利益始終與國家利益要求相反，國家的利益就是他的損失，縱令私人資本已受限制，只要其尚存在，終將為國家害。不如改變私人的企圖，使他不為個人而為公眾，使他貢獻個人所有于所努力的事業上。貢獻事業于國家的需要上，他即以資金貢獻于國家，此亦全靠國家有經濟建設的計劃。(《論中國戰后建設》(1946年2月15日)，《盧作孚文集》第603—625頁)

    他作為中國最有才華的企業家，把重慶郊區的北碚，一個窮鄉僻壤，建設成了全國聞名的現代城鎮，在抗日戰爭期間，成為科學研究和大學的內遷基地。他的民生輪船公司，擊敗了外商公司的競爭，成為長江中上游的主要運輸公司，支持了抗日戰爭初期沿海工業向內地的大轉移。他同樣一生清貧。有人評價他：“盧作孚是一個沒有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轉引自凌耀倫：“盧作孚文集·前言”第15頁)

　　陳嘉庚(1874-1961)：“捐資一道，竊謂莫善于教育”

    陳嘉庚是近代中國一位華僑大資本家，在他的鼎盛時期，擁有相當于現在數億元人民幣的資產。他是南洋的橡膠大王。但他把經商得來的財富，用來創辦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那些投資都是不求回報的捐款。他在1934年寫的“畏懼失敗才是可恥”一文中說：

    余辦學之動機，蓋發自民國成立后。念欲盡國民一份子之天職，以一平凡僑商，自審除多少資財外，絕無何項才能可以犧牲。而捐資一道，竊謂莫善于教育，復以平昔服膺社會主義，欲為公眾服務，亦以辦學為宜。(《廈大周刊》第十三卷第十九期第7頁)

    抗日戰爭勝利后，他全力恢復集美學校，他說：余自創辦廈大后，社會顧愛諸君，有獎余為毀家興學者。其時余頗腹非其言，因余尚有許多資產，不圖今日竟成事實。余住宅被日寇焚炸，僅存頹垣殘壁而已。集美校舍被炮擊轟炸，損失慘重。復員于今三年余，費款于集美學校共三十余萬，修理與學費各半。至倒塌數座校舍尚乏力重建。若重建住宅，所需不過二萬余元，雖可辦到，第念校舍未復，若先建住宅，難免違背先憂后樂之訓耳。(“明是非辨真偽———在福建會館與怡和軒歡送會演講”，1949年4月28日，《陳嘉庚言論集》第75—77頁)

    他經商得來的資產，沒有作為遺產留給子孫，終生過著簡樸的生活。

    以上被我們的許多著作稱為“大資本家“的人，他們是大資本家嗎？他們是在民間經營著“社會主義”事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