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的貞觀之治，是中國帝王史中空前絕后的楷模。而這樣一個楷模是怎樣構成的呢？

　　當然，人們首先會頌揚唐太宗李世民。不錯，李世民是偉大，而且他的偉大并不在于他開拓的中華疆土比別的皇帝多，也不在于他在位時中國的國力最鼎盛，而在于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受到當代乃至后世百姓發自內心擁戴與頌揚的皇帝（柏楊評語）！僅此一點，此前的秦皇漢武，其后的元汗康乾，就難望其項背。

　　但貞觀楷模的出現，并不僅僅因為有了一個了不起的李世民，而在于一個了不起的領導決策層系統！也就是說，是整個領導層各個角色最優秀的楷模竟然集于一朝，才締造了這個中國歷史上最完美的神話。

　　這個系統中，除了最優秀的皇帝（最高決策者）李世民，有最優秀的臣子（經理人）房玄齡（執行者）與魏征（諫言者），還有最優秀的皇后（第一夫人）長孫皇后，甚至包括最優秀的太上皇（前任老領導）李淵（關于李淵，詳見我以前的博克）。這幾個角色從不同角度構成了一個組織的決策執行系統，并決定了整個系統的運行質量。

　　可惜，中國歷史上此后再沒有出現過這么多最優秀的人才集于一堂……因此，貞觀之治的美好回憶，再沒有在中國出現過。

　　人們對于文革至今痛定思痛、沒齒難忘，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族悲劇。為什么文革會上演？當然原因很多很復雜，但僅從決策層系統的人才構成，我們就會發現文革時期與貞觀時期可謂是天壤之別。

　　首先，毛澤東與李世民同作為馬上開國者，其心態與心胸不可同日而語；周恩來與魏征同作為德高望重的重臣，其果敢與魄力也不可同日而語；而江青與長孫皇后，其素質其品德其才干更是無法相提并論……當每個環節都相差懸殊時，總體作為上的巨大差距也就自然而然了。

　　所以說，制度當然是一個組織運行最基本的保障，但組織決策層的人才構成，同樣甚至更具體、更直接地決定著一個組織在一個時期內的作為。這里，當然有很大的偶然性，或說不可支配性——一個最高決策者，同時擁有最棒的部下團隊、最棒的賢內助、最棒的前任，顯然不是單憑人力所能締造出來，也不是一個人才素質模型能設計出來的。

　　那么，作為后人，面對這樣一個系統中諸多環節與關系，我們能作為、能設計的是什么？我認為“君臣”關系是最具有可塑性的，而其中“臣”的角色作為又是最具有普遍性、可鑒性與可操作性的。因為在一個組織內，永遠只能是領導選擇部下，而不是相反。

　　古人認為：文臣死諫。也就是說，文臣應當以向自己的領導者義無返顧地提出諫言為本分，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但本質上，“死諫”并不足取，反而是只顧自留名聲的自私做法（明朝尤其多見）。因為，它忽視了成效。只有具有成效的進諫，才是有意義的。而要想有成效，則一定要講究方式方法。

　　貞觀時期的“臣諫君”，就堪為將果敢與智慧相結合的精彩典范。

　　提起進諫，我們總想到魏征。魏征我們已經說的太多了。而貞觀的偉大，就在于當時朝堂之上能敢于并巧妙進諫的，其實遠不止一個魏征。

　　比如貞觀九年，有一次，已經四海生平、功成名就的李世民在朝堂上剛剛謙遜地拒絕了一名馬屁大臣封禪泰山的建議，卻馬上開始自我補償似地商議在洛陽重修隋朝宮殿。

　　不想，這時朝臣張玄素站出來堅決反對，而且語出驚人。

　　“陛下，土木工程不宜擅動啊！目前，我們大唐的國力還比不上隋朝。如果我們一意孤行，恐怕您的過錯會甚于隋煬帝啊！”此言一出，朝堂嘩然。一直自我感覺良好的李世民更仿佛被開水燙了一樣，完全沒有思想準備，臉色陡然煞白。

　　于是，怒火中燒的李世民馬上目露兇光地指著張玄素惡狠狠地質問：“你……是說，朕不如隋煬帝？……”此刻整個朝堂如同死一般寧靜，空氣緊張到了極點。因為誰都知道，隋煬帝一直是初唐念念不忘的反面教材——如同我們50年代眼中的蔣介石，因而張玄素此言的爆炸效應不言而喻。

接著，一直以明君為自己執政目標的李世民進一步語帶殺機地質問：“那你認為朕比桀、紂如何？”

這時，拱手而立的張玄素卻并沒有被嚇破膽，但也沒有冒失地直接回應這個明顯“殺頭伺候”的問題，而與語重心長地把主題從“人”立即拉回到“事”上：“臣恐怕宮殿建成了，你我君臣就又陷入刀兵混亂之中了……”

頓了頓氣，張玄素繼續說：“臣記得，當年陛下攻陷洛陽時，太上皇曾敕令將洛陽前隋的宮殿燒毀。但陛下當時說：‘宮殿的磚、瓦、木材還可以用，不如把它拆了分給貧苦的百姓。’雖然，陛下沒有按照太上皇的旨意去做，但天下人都在稱贊陛下的盛德啊……但今天又要大興土木，這十年間一拆一建……天下人會怎樣想啊……！”

此話說完，李世民的怒氣不僅一掃而光，而且迅速冷靜下來，不僅接納了張玄素的觀點，而且不失顏面地為自己找好了臺階：“嗯……朕原只想洛陽地處國土中央，把那里經營一下對百姓也還是有利的。但經張玄素這么一說……朕以后去洛陽就是露天坐著，也不敢說辛苦了。這件事就算了。”進而，當場對張玄素進行了封賞，并加官晉爵。于是，朝堂掌聲雷動！既是在贊揚臣，也是在贊揚君。

但事情還沒有完。

其實心有不甘的李世民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問剛獲封賞的張玄素：“你既然很了解隋朝建宮殿的弊端，那么當時你是什么官？”

張玄素回答：“縣尉。”

李世民仿佛自言自語：“縣尉……那就是從九品。那此前，你又任什么職位？”

這下張玄素異常尷尬：“陛下應該知道，沒有比從九品更低的職位了……我……那時只能叫流外……”

　　李世民又故作納悶兒狀：“流外？什么意思？是不入流？”眾庸臣隨即哄堂大笑。張玄素更是無地自容。

　　這時，另一位大臣褚遂良挺身而出：“陛下，張玄素雖然出身寒微，但陛下是敬重他的才能，所以您剛剛擢升張玄素到三品。因此，如果陛下現在窮追他的門第去羞辱他，等于拋棄了您從前的恩德，又使他痛苦椎心，將來……又如何要求他忠心呢？”

　　此言一出，李世民再度從嘲笑的快意中冷靜下來，表示后悔剛才的做法。于是，又馬上引來了以魏征為首的良臣熱烈掌聲！同樣，既是給臣的，也是給君的。

　　從這場朝議的兩次勸諫中，我們悟到了什么？為什么兩位大臣先后兩次果敢地指出了皇帝的錯誤，能成功使皇帝在眾人面前迅速承認并改正了錯誤呢？當然，李世民的胸懷與大氣自然毋庸置疑，但兩位大臣在進諫中的技巧也是非常高明有效的。甚至可以說，是異曲同工。

　　歸納起來，我認為核心就在于以下幾點：

　　首先，指出領導的錯誤要堅決、明確，乃至犀利。這樣你的正氣凜然，一是能夠獲得有為領導內心一定程度的尊重，二是能夠使得領導迅速對你提出的問題給予重視。

　　這里，張玄素甚至不惜用隋煬帝來“刺激”李世民。這樣雖然非常冒險，但確實客觀上使得李世民幾乎瞬間就從此前的談笑風生轉為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因為一向時刻以隋末暴政驚醒自己的李世民，最不能接受居然被認為連隋煬帝都不如！他火氣再大，也一定會探問究竟，而絕不會不問青紅地殺人。也就是說，張玄素成功地將李世民對自己觀點的重視程度頃刻間提高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就是進諫成功的開始。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指出領導的錯誤時，要善用領導自己的英明來互相佐證、來沖擊。也就是說，指出錯誤的同時將其與他的成就與英明聯系起來，讓他的英明來透射自己的錯誤，甚至感覺是在強調領導者的大功勞，而只是附帶折射出他的小錯誤。因為，每個人都是愛慕虛榮的，都是有自重感的；因為，每個人都最樂于接受他自己的主張；因為，每個人又都希望用自己的邏輯與方式來修正自己。

　　這里面，張玄素與褚遂良都做得非常出色：張玄素著重說當年李世民自己愛惜民力；褚遂良著重說李世民已經做到了唯才是舉。兩個人都是在用李世民自己的英明來證明李世民自己的錯誤。這樣，領導就能在英明中發現錯誤，在榮耀中改正錯誤。而且與此同時，如今的改錯實際上又反過來再一次證明了領導此前的英明與現在的謙遜，且毫不失顏面，對領導而言，豈不是一舉三得嗎？因此說，這才是最具有效率與效能的高明勸諫。

　　最后，勸諫時要指出：延續錯誤的代價與后果，恰恰是領導自己最介意、最不愿意看到的。比如：張玄素指出了兩個李世民最不愿意看到的代價：一是天下大亂，重蹈隋政覆轍；二是李世民自己的歷史評價——李世民最喜歡點評前朝，因而也非常重視自己身后的名聲。而褚遂良則指出了李世民又一個最不愿意看到的代價：那就是人才雖然站立朝閣，卻不能忠心盡職。如果說上一條，是迅速使得領導從盛怒中擺脫出來，平復回較平和的心態，那么直言這些嚴重的后果，則使得領導者能夠更理性地思考自己剛才作為及觀點的得失。

　　平和與理性，是正確決策缺一不可的，而且次序絕不可顛倒。沒有平和的心態談不上理性的思考；而沒有理性的思考，也不會有高度的重視與深刻的洞察。而這一切的前提與核心，就是時刻謹記：領導，首先是人。因而勸諫，必須基于人性去進行。

　　由此，我們便不難發現：貞觀之治縱然有眾多偶然因素，但這些部下勸諫之道卻是必然有益今天的。 我們今天回顧贊嘆貞觀之治，與其從宏觀上泛泛坐而論“道”卻心得全無，倒不如從微觀上體會管理之“術”以立竿見影。（楊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