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流動人口及勞動力的流向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即流入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人口及勞動力增長緩慢下來，而流入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人口及勞動力持續加速增長。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上半年以來，流入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勞動力大約比前一年下降了近20％左右，近30％的企業因“招工難”而開工不足。同期，流入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勞動力卻增長了近兩成。除了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所引起的就業機會較大增長之外，兩地之間的工資水平差異是形成勞動力流向改變的重要原因。2002年，浙江省外來工集中的鄉鎮企業年收入水平大多數在10000元以上，而廣東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鄉鎮企業外來工年平均工資大約為7000多元，兩者相差近3000元。而2005年7月份公布的勞動保障部課題組關于農民工情況的研究報告則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工月平均工資絕大多數在600元左右；長江三角洲地區略高一些，大約在650~750元之間；東莞市農民工每月500元的收入相當普遍。即便經過2004年“民工荒”，部分珠三角的企業調整了外來工工資之后，據2005年6~8月期間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長三角的月平均工資高出珠三角265.66元，并且珠三角的企業工作時間較長（9.86小時），長三角較短（9.01小時）。

　　問題在于，這種工資水平差異并不是由兩地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以及產業結構與層次上的差異引起的。本文主要以廣東省與江蘇、浙江兩省作為考察對象，并把江蘇、江浙作為代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同一類型，以此與廣東省進行比較。比如，兩地的經濟水平是處于同一發展階段。2004年，廣東、江蘇與浙江的人均GDP分別為19707元、20705元和23942元。2000年以來，3省人均GDP一直位居全國各省前3名（京、津、滬直轄市除外）。同時，兩地之間的產業結構與層次也具有明顯的同構性，比如，在三大產業產值結構中的第二、第三產業各自所占GDP的份額、工業產值結構中的輕重工業比例、資本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比例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對工業總產值的貢獻份額都沒有顯著的差別。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外來工在兩地的就業崗位也具有明顯的相似性，即他們從事的就業崗位主要分布在以簡單的流水線作業為主的輕紡、電子等勞動力密集型加工工業部門、建筑業、餐飲以及社會服務業等（周大鳴，2000；姚先國、賴普清，2004）。此外，兩地也都不存在限制外來工在本地就業以及本地勞動力與外來勞動力之間同工不同酬等方面的制度性歧視。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兩地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與層次以及制度環境大致相同的條件下，為什么外來勞動力的工資水平會出現這么大的差異？

　　本文引入關系網絡約束該因素，從不同的關系約束對企業、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產生不同影響的角度討論廣東與江浙地區工資水平差異問題。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勞資合約談判中，由于現階段的外來工缺乏有組織的談判能力，所以，其工資水平主要取決于具有強勢地位的企業支付行為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受不同的關系網絡影響，兩地的地方政府與企業對員工利益分配的經濟行為也會存在著差異。其中，本地員工所占勞動力總量比重較大的地區，關系網絡約束力就強一些，當地員工工資水平也相對高一些，相反，外來勞動力所占的就業總量比重較大的地區，關系網絡約束力就弱一些，當地的工資水平也相對低一些。受同工同酬的制度影響，進入工資較高地區的外來工工資收入也就比進入工資水平較低地區的外來工所獲得的工資要高一些。因此，工資水平差異是不同社會關系網絡對兩地的企業與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產生不同影響的函數。基于這種分析，本文提出了企業與地方政府行為的效用最大化的關系約束模型。

　　本文分為5部分，作為引言的第一部分，提出了本文要解釋的問題，研究方法以及基本觀點。第二部分簡要地回顧與評述了關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在社會關系網絡與經濟行為方面的主要觀點。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領域與視角。第三部分試圖構建一個社會關系網絡對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效用最大化約束的理論模型。第四部分是通過比較分析廣東與江浙地區之間在外來人口、勞動力以及企業的來源結構上的差異與地方政府與企業在對待員工資上的行為差異之間的相關聯系，進而驗證這個理論假說。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結論。

　　五、結論

　　本文把關系網絡納入效用函數中，從而將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嵌入”理論結合起來。通過基于關系約束的效用最大化假說，解釋了在我國正式制度規則不斷完善過程中，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大致相同的地區為什么外來工工資水平存在差異的問題，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缺乏完善的正式制度規則的條件下，一個地區的社會關系網絡的強弱程度對外來勞動力工資水平的差異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在外來工缺乏有組織的談判能力條件下，這種影響主要通過具有強勢談判地位的地方政府與企業所受到的關系約束差異反映出來。本文模型本質上指出了：收入分配不僅與市場和雙方的談判能力有關系，也取決與社會人際收益對一個人行為的影響。廣東是外向型經濟的典型和全國外來務工人員最多的省份，而浙江則是“草根”民營經濟的典范，扎根于社區的企業家和政府要比外來的企業家和管理外來勞動力的政府更多地考慮勞動者效用或對于勞動者有更多的同情心。

　　工資水平的差異會引起外來勞動力的流動，目前相當一部分外來勞動力由流向廣東省轉向流入江浙地區就是對這種工資差異做出的反應。無疑，這種流動會加速兩地的正式制度的建立與實施。比如，一部分外來勞動力以“用腳投票”方式離開弱關系網絡約束地區，這會促使其加速強化正式制度規則，并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與強關系網絡地區大致相同的水平，以改善政府的形象。同時，強關系網絡地區吸收了相當一部分外來勞動力，從而會降低關系約束的影響力。為避免類似弱關系網絡地區發生的大量勞資爭議與糾紛，這也會促使這類地區加速建立正式制度。同時社會的流動的加速也使得原來強關系約束地區關系約束不斷弱化，需要建立完善的正式制度。而正式制度的建立與實施會使關系約束的重要性下降。

　　然而，關系網絡作為正式制度規則的一種重要補充總是客觀存在的，不可能完全被替代和取消。

　　這對于處于不同關系網絡中的經濟行為仍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不分析這種經濟行為背后的社會關系，就無法找出同樣的市場與制度環境下各地區經濟主體之間的行為差異。把這種關系網絡納入經濟學的分析范圍，特別是把經濟行為的最大化原則放在不同的關系網絡中進行觀察與分析，將會使經濟學解釋更加貼近實際。本文僅僅是從關系網絡對形成不同地區工資差異的影響方面做了一種有益的嘗試。（王珺、鄭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