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管理者常常為沒有理想的執行力而苦惱，員工則常常報怨管理者缺乏好的決策，只要馬兒跑不讓馬兒吃好草。如何做到讓員工既能無條件的執行又心悅誠服，沒有任何借口呢？唐代政治家魏征給出的答案是勸君“十思”，他在《諫太宗十思疏》中提請管理者要躬身自責。

　　“疏”是一種文體，“十思”的內容主要對唐太宗的規諫，分為十個方面。這些規諫雖然是根據唐代之前的歷史經驗有感而發，但是對于今天的管理者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這十個方面是：對于個人的既得利益，“思知足而自戒”；在鋪攤子上項目時，“思知止以安人”；在權力不受約束時，“思謙沖而自牧”；需要更新知識時，“思江海下百川”；對于職務消費，“思三驅以為度”；對于認定的事業，“思慎始以敬終”；在信息模糊難以定奪時，“思虛心以納下”；在聽不到真話時，“思身正以黜惡”；實施正激勵時，“思無因喜以謬賞”；實施負激勵時，“思無因怒以濫刑”。按照魏征的疏義來理解，管理者如果能經常思考這十個問題，就不必擔心沒有良好的執行力：“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將這樣的道理用在企業管理上則是說，只要管理者能夠嚴格堅持“十思”，員工在執行中自然能夠做到“沒有任何借口”，可以使管理進入“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的理想境界。“十思”的內容涉及面較寬，但也難以窮盡所有的問題，不過已足以使我們從中看出管理者慎思和躬身自責精神的重要性。

　　“沒有任何借口”是對執行者、員工的要求，增強執行力為什么要苛求決策者、管理者“十思”呢？這和所謂的中國式管理有關，是由管理環境中傳統文化的積淀決定的。在封建意識的影響下，管理者與執行者相比較后者始終處于弱勢的地位，他們在執行中的價值很少能夠得到充分的肯定，而管理者的正統地位則是不容懷疑的。只要管理者還處在名過言順的管理位置上，既使出現管理失誤也總是有理。管理者一般不會引火燒身，讓人們懷疑自己的管理能力，因而他們寧愿相信一切失敗源于下屬的無能和陽奉陰違，以便更好地鞏固自己的管理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要求管理者“十思”，正是對管理者與執行者雙方力量對比不平衡的一種自我校正。

　　管理者與執行者力量對比不平衡，在雙方的個性上往往也有扭曲的反映。在西方管理環境的文化背景中，人們的個性色彩普遍較濃，管理者與執行者的關系可以簡單化為“個性--個性”的關系。在商業行為中執行者可以選擇不執行，而他一旦選擇執行，必須做到“沒有任何借口”，這既是對決策者個性的承認，也可以使執行者在另一個價值取向中實現自己的個性。而在我國的管理環境中，傳統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使得決策者的個性可以極度放大，而整體思維色彩對執行者則是一種制約力量，執行者也很看重自己在整體中的位置，因而在執行者的個性中存在著較強的整體性思維色彩。這種整體性思維的表現是，執行者雖然往往無法選擇不執行(在官本位所構筑的金字塔中別無選擇)，但是在執行中卻并非沒有任何借口，而是你對我怎么樣我對你怎么樣。你對我怎么樣又是在整體中加以比較得出的主觀看法，比如你要給我在眾人面前留足“面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求得到更為公正的待遇等等。決策者與執行者的關系可以簡單的看作“個性--整體性”的關系，其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都可以成為執行者衡量如何執行的“借口”。例如發“紅包”，按照西方管理者與員工“個性--個性”的模式，發紅包應當是一對一的，員工之間相互不知情。但是在我國的管理環境中卻做不到這一點，一對一的發“紅包”終會“真相”大白。因為員工拿到“紅包”之后并非算完事，總要打聽別人是否都拿到了“紅包”，別人的“紅包”里有多少錢。實際上也不難知道相關信息，總會有人主動向你傳播和透露，相互溝通，于是老板背靠背所發“紅包”總會成為公開的秘密。那些自覺所拿“紅包”份量不夠，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員工心中不服，老板再安排工作時，他就有了種種借口。

　　在執行者整體性思難特性一時難以改變的情況下，管理者必須通過慎思消除其中的負面影響。這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是必須的。在“個性--整體性”的關系中，執行者與管理者在一對一的情況下雖然處于弱勢，但是他不難找到與自己同樣處于弱勢地位的同類，產生“同病相憐”之類的共鳴。而在管理活功中，管理者又不可能事事身體力行，總要依靠別人去執行。權力范圍越大，所要依靠的執行者也就越多。而他所要依賴的執行者們一旦聯合起來，就可以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不僅會使他顧此失彼，而且可能由及喪失控制整體的能力。這就是魏征在《十思疏》中指出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現象，魏征由此提醒管理者不可個性膨脹，忘乎所以。因此決策者必須收斂自己的個性，將管理者與執行者“個性--整體性”的關系變為“整體性--整體性”的關系，這就是魏征提出“十思”的邏輯基礎。管理者違背了這個邏輯，在實踐中必將會碰釘子，就會使自己的事業被自己所依賴、所親手培植起來的執行者葬送。

　　要求管理者從個性出發轉變為從整體性出發，就是要求管理者對自己的個性有所約束，當涉及個人意氣時必須兼顧全局。這本來也符合管理者駕馭全局的愿望，但是要真正做到這一點也并非易事。當執行、執行力、沒有任何借口的管理理念被介紹到國內企業界之后，之所以受到管理者的重視，極力推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符合管理者發揮個性的潛意識。它在實踐中收效甚微，受到員工們私下的非議也就不難理解了。管理者執意實行有利于自己個性單方面發揮的管理理念，既使表面上沒有遭到抵制，實際上也是“剃頭的挑子--一頭熱”，最后將使管理者陷入孤掌難鳴的狀態。如果管理者籍此一意孤行，為所欲為，那就等于站在了執行力的對立面，就可能成為古人所說的“獨夫”，沒有不垮臺的。而且這種垮臺還怪不得別人，只能怪他自己。正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表現在企業管理上就是管理者背離了執行力，而不是執行力背離了管理者，不存在沒有任何借口的問題，這就足以讓“后人哀之”。由此也可以看出，執行不力從表面上看問題出在執行者身上，而根子卻在管理者身上。

　　為了避免復讓“后人哀之”的現象出現，管理者在強調執行力的時候就要認真地進行“十思”，在體現自己的個性時堅持整體性思維，即從自身做起，從長計議，服從大局。管理者嚴格進行自我約束，而不是視執行者為草芥，把他們當作隨意驅使的活工具，本身就可以激勵執行者。如果管理者在“十思”過后不僅能率先垂范，而且能為執行者辦實事，執行者也就會更加專注于執行。這也符合新的時代要求，現代科學認為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僅僅強調執行這一個方面，應當綜合治理。魏征所列舉的“十思”的內容，也是一個綜合治理的單子。“欲將取之，必先予之”，能夠這樣堅持“十思”而不懈怠，得到“沒有任何借口”的執行也就指日可待。只不過那是決策者、管理者管理有方的結果，而不是強加于人的前提，也不是更深的權謀。從這個意義上講，管理者的“十思”，并不僅局限于得出一個個正確的決策，而是要糾正執行者對管理者的種種成見，形成一種健康的企業文化。在這種文化中，管理者與執行者人格是平等的，執行者只要自已努力，其作用與管理者相比毫不遜色。通過管理者的“十思”，雙方不僅要形成一種信賴關系，而且要形成一種合作關系，在共同的目標驅動下，執行就是彼此共同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任何借口”也就會內化為執行者的潛意識。

　　當然，在健康的企業文化沒有形成之前，并非說應當徹底擯棄“沒有任何借口”的管理理念。在處理具體事務，尤其在情況緊急時執行者理應如此。但這和要求管理者的慎思并不矛盾，相反，只有當管理者平時通過慎思，躬盡自責，贏得了執行者信任之后，執行者在關鍵時候才不會對管理者的決策及其動機產生懷疑，義無反顧地去執行。如果把“沒有任何借口”當做解決企業問題立即見效的診治方式，那么通過管理者的“十思”提高企業的執行力則是一種辯證施治。從把企業做大做強的目標來看，后者更為重要。在眼前要求執行者“沒有任何借口”也許并非做不到，然而“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能夠笑到最后者并不多見。因此魏征指出；“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管理者要想把企業辦成百年老店與不沉的航空母艦，認真的“十思”是必不可少的。盡管“十思”的內容應當賦予新的時代內容，需要與時促進，通過管理者的“十思”來培養不竭而又健康的執行力這樣的因果關系并沒有過時。（張華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