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4月2日24時到了，年收入超過12萬元的成功或不成功人士自行納稅申報的大限到了。

　　在這個日子之前，擰巴的日子忐忑著。睜眼閉眼思考了4個多月，報，還是不報？逃，如何逃？

　　4月13日，國家稅務總局公布，到期申報人數為1628706人，與目前稅務機關按建檔情況估計的應申報人數比較接近。但有些地區，最終申報數量與稅務部門實際掌握的情況相比，差距還不小。

　　對于一項新制度，從制定、發布到實施截止，大多數人，包括涉及和不涉及這項制度的人，都表現了極大的關注。但稀奇的是，很多人從一開始就不相信，或不準備遵從這項制度。

　　這個故事還沒有完，但已生出許多議論和疑問。

　　其一，個稅起征點上調到1600元，為何有人還不滿意

　　在實施12萬元自行申報之前，個稅調整的一大動作是，2005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議案，個稅起征點由800元上調到1600元,北京市為1500元。當時，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告訴大家，工薪階層納稅面將從60%降至26%，而國家將減收280億元。

　　800元的起征點已經持續了25年，這令許多保姆都進入納個稅行列。實際上，此次減收只占當年財政收入的1/100。并且，個稅減收應會刺激消費，從而促進營業稅、增值稅的增長，大賬還是劃算的。

　　盡管政府似有割肉的義舉，但一些有識之士還是不夠厚道。

　　有論者童大煥稱：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1.3億元，2004年上升到2.6億元，4年財政收入翻了一番。而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與之對比，工薪階層負擔的個稅卻成為1994年以來增長最快的稅種，平均增幅高達48%，遠高于GDP的9%的平均增長率。

　　童還比照香港：2005年香港個稅免稅額是10萬港元(按年申報)，已婚人士為20萬港元。此外，對供養老人、傷殘受養人等都有幾萬元的額外免稅額，對購買房屋等還實行個稅返還措施。港人人均月收入約是內地的10倍，而且社會保障體系健全，月入1萬元才少量納稅，我們月入1500元就征稅，未免苛刻。

　　個人所得稅在國家稅收中不是支柱稅種，只占到第四、第五的位置，但在公眾中引起的躁動卻是大的。

　　其二，為何圈定12萬元這個申報點

　　在公開報道中，只發現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對這個問題有正面解釋。不知李教授是否參與了12萬元申報制度的制訂。

　　李教授解釋道：根據比較普遍接受的看法，所謂高收入者，應該是人均收入的10倍。北京市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8800多元，這樣，12萬元的富人標準也不大離譜。這可能是個粗略計算出來的數字，目的是讓稅務部門有一個查詢依據，應該是這樣吧。

　　有學者認為，12萬這個起點顯然太僵化。事實是，很多國家富人自行申報是沒有統一標準的，比如美國，常規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隨著納稅人的申報狀態、家庭結構的不同而不同，通常有5種申報狀態，即單身申報、夫妻聯合申報、喪偶家庭申報、夫妻單獨申報和戶主申報。

　　學者說得不錯。但在中國，隨便哪一種，要想搞清真正收入都是美好的愿望。于是才有銀行開戶實名制，從基礎做起。但基礎還沒建好，又要緊忙著再上一層樓，只好先弄個12萬元，武斷了？僵化了？先干起來再說，聊勝于無。

　　其三，稅收高歌猛進13年,為何還在頻出征稅手段

　　2005年1月17日，國家稅務總局宣布，2005年共入庫稅收30866億元，這還不包括關稅和農業稅收入。
　　1993年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只有4349億元，自1994年實施分稅制便以每年1000億元的增量前進，1999年突破1萬億元，到2003年突破2萬億元用了5年，而后突破3萬億元卻只用了2年，2006年接近4萬億元。

　　一個國家在稅收制度沒有發生大調整的背景下，稅收收入能保持長達13年的持續高速增長，簡直是個奇跡。但有關部門要花力氣對公眾解釋，稅收收入增幅超過GDP近3倍，是不是合理？會不會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

　　有一種解釋：以前稅收監管不嚴，偷漏稅嚴重，今日稅收大幅增加，是補過去的課。可為什么補了10年的課，還沒補完，而是一再創紀錄？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說：1994年設計稅制時，一是為控制通貨膨脹，一是為解決中央政府缺錢的困境，而當時稅收征收水平低，于是采用了“寬打窄用”的路數。寬稅基、高稅率——只想收5000億元的稅，但稅制的架子卻做的能容納10000億元。

　　在稅收制度沒有大的改動之前，12萬元申報制度之類的征收手段卻一再出臺，這對國家、對社會、對公民利弊如何？

　　其四，稅負是否過重怎么看

　　燃油稅要擇機出臺了，車船使用稅要上調，土地增值稅開片，物業稅也在討論，遺產稅的傳聞令許多小兒成了房主……

　　單說房子。邢海洋一定痛定思痛，他寫道：一套50萬元的房子，若首付10萬元，貸款40萬元，30年還清，以當前5.75%的優惠利率水平，30年內總房價款就要累積到94萬元。但現行個稅的計算方法不管你是否貸款買房，只從你買賣的差價中抽稅。就算30年后你的房子漲價1倍達到100萬元，按規定你要為50萬元的增值繳20%的稅，即10萬元。而實際上，真正增值的只有6萬元，只應繳3000元。

　　2007年3月，在人大政協兩會上，財政部財政預算報告首次提出征收物業稅。北京大學經濟所房地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馮科認為，此稅有重復征收之嫌：投資是有風險的，如果投資者賠了，財政會給補償嗎？當然不會，財政只管琢磨增加新稅種，旱澇保收。況且，投資者已經在買房子時一次付清了70年的地租，上市公司在分紅前已經繳納了企業所得稅和紅利稅，再向投資者征稅不是重復嗎？

　　這些關于房子的故事只是個案。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財政研究室主任楊之剛認為：如果不僅僅考慮稅收，還把政府所能拿到手的所有資金，包括預算外的一些規費收入考慮進來的話，中國的宏觀稅負不會低于27%至28%，這已經是一個中等高收入國家的稅負水平了。

　　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如果按照國家稅總提供的18%這個數字，則僅比2005年小漲0.5個百分點，比發展中國家平均低3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低12個百分點。“2006年政府財政收入接近3.2萬億元，如果加上1.3萬億元的預算外收費、5000億元的土地出讓金、8000億元的社保金等，我們真實的稅負已經達到31%至32%。”

　　其五，申報財產為何要公眾率先官員斷后

　　民財先報，官財豈可后報？這是12萬元自行申報制度施行后，公眾反應最強烈、最直接之處。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是山東民營科技促進會副會長，在今年人大政協兩會上成為明星。2005年王曾提出《建立官員個人資產申報制度》的議案。他說，今年是任期的最后一年，如能連任，我還會提這個議案。

　　實際上，在王全杰之前，已有數部法規涉及此事。

　　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財產收入申報法》列入立法項目，只是“當時由于技術手段無法滿足要求等等原因”而沒有進行下去；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2001年6月15日，中紀委、中組部聯合發布《關于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報告家庭財產的規定》。

　　不幸，這些擬議的法和正式公布的規都不了了之。其中一條解釋是“不適合中國國情”。有關方面曾明確表示，“官員申報財產，涉及面很廣，操作起來比較復雜，不是短期內就能辦到的”。

　　萬幸的是，終于，操作的技術手段解決了，中國國情也適合了，財產自行申報制度開始實施了。但是，這次是請公民打頭陣的。

　　法學家喬新生撰文道：“有些民眾不愿意把自己的財產通過申報方式，公布給有些財產來源不明的公務員，也不愿意在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情況下，主動履行納稅義務。”

　　其六，為何人大審議政府預算效果一般

　　納稅人把錢交上去了，當然關心錢是怎么花的，拿預算來！

　　蔡定劍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服務了10多年，但幾乎沒有看到過國家預算。2005年，蔡在新加坡國會調研，提出想看看國會預算，國會圖書館館長送給蔡兩本新加坡當年的國會預算。不留神，蔡定劍在國外享受了超國民待遇。

　　但蔡定劍在3月12日《新京報》上的文章標題不好，《能否向公眾公開政府預算》。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嗎？況且，每年人大政協兩會不是總在討論政府預算嗎？

　　蔡定劍說，每次兩會上雖然都有聽取審議國家預算的程序，但審議的是預算報告，不是具體預算。

　　也有報道引述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話說，目前中國預算編制比較粗糙，審查時間太短，人大代表不專業，難以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以本屆兩會為例，安排審議財政預算的時間只有3月6日下午和3月7日全天。在如此短的時間里，讓2000多名人大代表對關乎整個國計民生的財政預算進行詳細的審議是非常困難的。而外國的議會60%的時間是用在審議各種預算上的。

　　其七，為何行政開支芝麻開花節節高

　　實際上，知曉和掌握稅收用途，是納稅人的第一權利。稅收用途最遭人白眼的是行政管理費用的增長。

　　中國行政管理費用1950年在13.13億元，1960年31.39億元，1970年32.00億元， 1985年171.06億元，1990年414.56億元， 2000年2768.22億元，2004年5521.98億元。改革開放25年間增長了104倍。

　　行政管理費用在財政總支出所占比重也在逐年上升。1978年僅為4.71%，1985年為8.53%,1990年為13.44%,2000年為 17.42%，2003年為19.03%。

　　與其他國家在統計口徑上或許有出入，權且一比：日本一般公務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為2.3%(1993年)，德國2.7%(1998年)，埃及3.06%(1997年)，英國4.19%(1999年)，韓國5.06%(1997年)，泰國5.2%(2000年)，印度6.3%(2000年)，加拿大7.1%(2000年)，俄羅斯7.6%(2000年)，美國9.9%(2000年)，意大利 23.09%(1999年)。

　　行政管理費用如此生猛增長，一個很大的原因是養的人太多，各級財政又養了哪些人？誰說得清？比如劉翔，政府財政肯定掏了錢。比如另一個上海人姚明，美國政府就不會掏錢。

　　財政不僅養的人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99年官員公費出國消耗的財政費用大約3000億元，此后公費出國之風有增無減。內地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1年超過6000億元，相當于2006年國防開支的2倍……

　　所以，有些大學畢業生拼著命也要考公務員，有些崗位競爭和錄取比例達到 200：1。

　　所以，2006年4月3日，當湖南常寧市蔭田鎮爺塘村村委會主任蔣石林，狀告常寧市財政局超預算購買豪華車，聞者無不歡欣鼓舞。只是不知此事結果如何。

　　2006年11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傳出消息：國家要規范黨政機關公務接待，要將接待費用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公開透明，接受監督。對此，聞者亦歡欣鼓舞。但大家馬上就記起此前國家也有規定，“四菜一湯”，后來被下面改成了“四盆一缸”。

　　財政部部長金人慶曾說：“我最不想埋單的是增長最快的行政費用。”最不想，增長偏偏最快，鐵算盤也無奈。

　　其八，為何稅外還要收費

　　稅外收費，不知世界上有幾個國家祭此高招兒？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估算，中國各級政府部門年收費總收入約為8000億元。這個說法遭到許多人的質疑。但《2005年中國經濟普查年鑒》公布后，大家不說話了。《年鑒》顯示：2004年內地工商、質檢、城管、消防、交通等政府部門年收費為9367.67億元，加上法院和檢察院所收356億元，共達9723.67億元。

　　在現行財政體制中，除預算內撥款外，還有自籌資金制度，比如政府要建一個大樓，財政只給1000萬元，缺口自己去補；或要成立一個機構，財政不給錢，自己去搞。

　　這些只給政策不給錢的“獨立團”大多具有執法權力，于是權力商業化了，為了錢把權力用到極致。
　　燃油稅遲遲不能替代養路費，27萬公路收費員的安置是難題之一，有的收費員月薪達8000元，全世界有收費公路14萬公里，而中國內地就有10萬公里。

　　不要以為公眾不在乎這些許收費。4月1日，訴訟費降低，許多法院立案量猛增，南京法院共立案700多件，是平日的兩倍。

　　其九，何時才能看到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前面已經聒噪了8個為什么，但還有一個樸素然而更為宏大的為什么，就是，政府為什么要收稅？稅收是越多越好嗎？

　　兩個事實值得注意：近年中國銀行儲蓄中，政府和企業存款的比例在不斷提高，而居民個人儲蓄比例在持續下降，目前只占儲蓄總額的30%多。此其一。從1997年到2004年，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204.7%，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長了82.6%，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長了40.5%。此其二。

　　過高的稅負不僅使民眾生活不容易，還會削弱他們的創富熱情。近年由沿海發起來并蔓延到全國大城市的投資移民中介機構一路高歌猛進地壯大，電梯里都有他們的廣告。這個行業的主要職能就是把中國最富裕的階層連人帶家搬出去。富人為什么要搬走？

　　12萬元申報制度不是針對富人的，它網住的是范圍更廣的中等收入人群。而富人的生長大多要經過中等收入過程，中等收入人群是富人的預科。

　　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認為：中等收入人群是中國經濟和社會未來穩定和發展的主要力量，盡快培育一個比重不斷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是民族復興的關鍵所在。

　　什么樣的計劃對于一個國家才是最重要的？

　　1953年日本的GDP已經達到了二戰前的水平，但社會并未就此穩定，產品積壓，失業增加，勞資關系緊張。1960年，池田勇人內閣宣布啟動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采取最低工資制、社會保障計劃、增加農業者收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等一系列措施。結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國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到1973年甚至增加了2倍。此后，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思維方式以及社會形象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像換了個國家一樣”。

　　中國各個部門都已完成了“十一五”規劃，稅務部門也一定有自己的打算，比如到2010年收繳稅收若干。但是不是也該有個部門來制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