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風俗習慣、道德倫理、價值觀、人生觀影響極其深遠。這種深刻的影響發展至今必然滲透到現代企業的管理當中。

　　殷商時代，天命神學占統治地位。到了周代，對“天命”和上帝的絕對權威產生了懷疑，認識到了“天命靡常”，“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因此，“不可不敬德”（《尚書。周書》）。孔子從殷商以來的天命神學中解放了“人”，從而發現了“人”。自孔子開始，儒學一直認為人為萬物之靈。《尚書。泰誓》篇說：“惟人為萬物之靈”，人是宇宙中最具有靈性之物。人來源于自然，超然高于自然，高于自然界一切有生命之物。《中庸》在它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更詳細地闡述了人為宇宙中心的思想，它說：惟有天下最誠心的人，才能完全認識到和實踐自己的本性；能盡自己的本性，就能認識人共有的本性；能認識到人的本性，就能認識到萬物有本性；能認識到萬物的本性，就能幫助天地間萬物的變化發育；能幫助天地間萬物的變化發育，就“可以與天地參”了。參者，叁也，即是三，也就是說，人與天、地并列為三，與天地同尊，并處于天地中心的地位。

　　儒家把人們的視野從“天”轉向了“人”，主張“仁”道，提出了“仁者愛人”。孔子所分析的是己與人、人與人的關系，是一種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精神。《論語。鄉黨篇》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仁”還是孔子所認為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圣”，“圣”的目標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更進一步發展了孔子“愛人”的思想，明確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他還特別強調了“人”和“人心”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天來看，這樣的論述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管理，關鍵在于管理好“人心”。

　　儒學也非常重視人際關系的處理，并把互相尊重作為一個重要方面予以強化，比如儒學非常講究“禮”，講究“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禮”不僅僅是形式的禮，更重要的是內心里真正的禮。“禮”既是國家管理的整套制度或法律，也是個人修養和行為的標準和規范。在孔子看來，國家和社會的種種亂相其根本原因是“禮崩樂壞”，個人的種種不良行為和過失是因為“違禮”。所以他開出的社會管理和個人修為的藥方就是“克己復禮”，即克制自己一切負面的欲望，把身心歸附到規范制度上。孔子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他質問，禮儀僅僅是華麗的外表嗎？限于形式是不夠的，要注重禮的精神。

　　那么禮儀的精神是什么呢？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首先是“仁”，如果缺乏仁，外在的禮節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其他方面如待人莊重的“恭”、對人真誠的“敬”、對待事物謙恭的“讓”等，無不體現一個“情”字。這種情就是因尊重而引發的出于內心的關心、照顧，所以禮儀的實質最終要體現為“方便別人”，如果讓人感到別扭，反而失禮。

　　組織的管理，本質上就是管理人心，應從尊重人（職業經理、員工）出發，以人性善的假設為基礎，以道德自律為核心，以陰陽互補為方法論，以安民富民為其目標，建立起系統的注重人性特點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