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外企和非公有制企業中，工會建設遠遠滯后于其企業增長數量和增長規模，甚至成為基層工會建設的死角。

　　不久前，北京、廣東、上海、遼寧、江蘇、陜西、河南、寧夏等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執法檢查組和工會組織等對工會法實施情況進行了再次執法檢查，發現部分在華跨國公司無視中國法律，長期拒不組建工會，這種情況雖然比兩年前全國人大執法檢查組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的工會法實施情況執法檢查時的狀況稍有好轉，但是，未建工會的比例仍然很高，最高的省市達3/4，最低的省市也有近1/3，特別是一些國際品牌的跨國企業和公司，在華運行10多年依然沒有依法建立工會組織。

　　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在沿海發達地區的浙江寧波市現有外商獨資和“三資”企業近萬家，已有9000多家企業建立了工會。而作為國家最早設立的4個經濟特區之一的廈門市，目前共有外資企業4000多家，但只有1500多家設立了工會，所占比例還不到一半。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和招商引資任務大的地區，建立工會的比例則更低。

　　外企為何拒建工會組織

　　在建立、完善工會的問題上，來自不同國別和文化傳統的外企表現出不同的立場。全球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公司在深圳、大連、昆明等城市均擺出不合作態度。沃爾瑪中國總部設在深圳，深圳市總工會主席曾親自上門做工作，第一次會談建會問題被婉拒，第二次竟干脆拒絕見面，理由是“沃爾瑪在全球都沒有組建工會的慣例”。江蘇省南京市總工會就南京沃爾瑪組建工會一事，曾上門做了七八次工作，卻都無功而返，為此沃爾瑪還曾給南京市主要領導寫信，稱南京市總工會的工作已經影響了其正常經營。這是最為典型的例子，在全國曾經鬧得沸沸揚揚。那么，外企尤其是獨資外企為何拒絕組建工會組織呢？據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戒心——中國工會的官方背景。在中國，工會的規模與力量是世界上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首先，在各級政府中，從縣級基層政權直到中央都設有總工會，這個半官方性質的機構在工人維權活動中頗具權威性；其次，在為數眾多的國企中，職工代表大會被賦予了企業的最高權力，而工會正是其常設機構。正是這種帶有官方背景的原因，使許多外企對它存在有了戒心。而外企真正擔心的是，一旦建立工會，就有可能影響經營，干預管理，甚至和企業對著干，捆住自己的手腳，請了“神”不得不“燒香”。中國工會超乎尋常的規模也讓一些外企產生了畏懼心理。

　　分歧——中外工會的文化差異。北京松下彩色顯像管有限公司工會主席王惠民曾被派駐日本，他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兩國工會。他說，日本的工會很“厲害”，每年都要組織員工進行“春斗”和“秋斗”，和資方談判，要求增加工資，提高待遇。中日工會的差異主要概括為三點：一是日方的管理者不能參加工會；二是工會的資金不是企業支付的；三是日本的工會有權組織罷工。尤其是組織罷工這一條，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通行的工會法規，通過罷工來爭取員工的福利待遇，而中國工會是通過雙方充分交流后達成一致意見。北京現代、北京JVC等相關人士都坦言，一些國外企業就是因為國內工會的事很撓頭，忍受不了才來中國的。但其中許多企業一開始聽說到中國也要成立工會時，立刻就有一種發怵的心理，所以到中國能不建就盡量不建。

　　借口——工會法規的文字漏洞。沃爾瑪曾經拒建工會的理由是：“沃爾瑪公司管理層沒有收到職工自愿成立工會的要求，所以暫無必要組建工會。”沃爾瑪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對外事務總監徐俊就曾對媒體重申了公司CEO的兩個觀點：“第一，沃爾瑪不是反工會，也不是拒建工會；第二，沃爾瑪在中國一貫遵守中國的法律和有關規定，我們完全按照相關法規執行。”“工會法的規定是企業‘應該’建立工會，而沒有使用‘必須’一詞，我們并沒有違反法律。”我國工會法第十條規定：“企業、事業單位、機關有會員二十五人以上的，應當建立基層工會委員會。”同時，第十一條規定：“上級工會可以派員幫助和指導企業職工組建工會，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阻撓。”在我國法律用語上，“應當”視同“必須”，法律專家認為，視同明顯偏軟，沒有必須來得強硬和討價的余地，法規不能留下文字上的漏洞。

　　招商——地方政府的偏袒遷就。一些基層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心切，一味地強調招商引資的指標，在協商考慮各方面利益關系時，過分偏袒和遷就資方，甚至以不建工會、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招徠外商。由于地方政府的位置沒有“擺正”，不能合理有效地整合勞資關系，個別地區出現了由勞資矛盾引起的一系列不協調的社會現象。雖然工會法賦予了各級工會組織相應的權利，但工會等與工人群體權益保護相關的職能部門，在地方政府中一般處于非核心的位置，獨立行使職權的效率不高，其執法行為容易受到各種各樣的行政干預，從而出現了“底氣”不足的問題。

　　維權——為保飯碗的忍氣吞聲。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例，這里制造、加工業很發達，中小型外資企業云集，是我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這里聚集了被稱為“新產業工人”的2000多萬農民工，廉價的勞動力為一大批勞動密集型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利益空間。這里大多數企業沒有設立工會，或者工會名存實亡，能正常發揮工會職能的不足1/3.工會普遍處于資方掌控狀態，多數是資方代表兼任工會職務，有的小型外企雖然設立了工會，但工會組織不健全或者“形同虛設”。廈門市總工會有關人士指出，一些外企只是在管理層開個會選出工會干部，職工根本不知道企業還有工會；一些企業不給工會提供必要的時間和地點，也不提供經費。職工權益屢受侵害而得不到有效保護，是目前導致民工暴力維權事件上升趨勢的直接原因。大量從農村到城鎮特別是到新建企業來工作的民工，既沒有健全的勞動合同保障，又沒有工會組織的保護，遇到困難和出現侵權時，他們為了保住飯碗，只好忍氣吞聲，甚至于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講句公道話。

　　拒建工會“叫板”工會法執行力

　　外企不愿組建工會，除了擔心工會與公司對立以外，一個主要的考慮就是節約成本。我國工會法規定，企業按照職工工資總額的2%繳納工會經費，其中60%作為基層活動經費，40%上交上級工會，如果，一個小型外企年工資總額為1000萬元，那么就要繳納20萬元的工會費，盡管工會法有明文規定，但是，幾乎很少有企業或單位按規定比例繳足經費的，有的則象征性地繳一點，有的象菜市場一樣討價還價，還有的干脆以年包干繳費。

　　只繳費不維權，也是目前我國基層不少工會的通病，端外企的飯碗，吃外企的飯，不好維權，明知侵害工人利益，有時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此，有人形容一些基層工會組織是“一張桌子、一個戳子（公章），一個主席、一個兵，一份報刊、一壺茶，鐘點一到就回家”。工會法在執行上剛性不夠，力度不大，維權也只能是溝通、協商，法律沒有賦予工會更大的執法權力，比如：“阻撓職工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或者阻撓上級工會幫助、指導職工籌建工會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勞動行政部門提請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處理；”這里工會法把總工會和工會委員會定在從屬位置上，企業不建工會的卻由勞動部門責令改正，而勞動部門既不享用2%繳費中上交的40%費用的一部分，又沒得其他利益關系，憑什么要去打“旁皮官司”做“仇人”，勞資矛盾由勞動仲裁解決，大不了鬧上法庭去，自己一畝三分地種不好，還去承包別人的“責任田”？

　　還有一個執行不力的因素，主要是各級黨政領導擔心追究工會問題會嚇跑外商，好不容易招來的客商、引來的資金，因工會問題再弄跑掉了，招商引資成果豈不是竹籃打水。再說，別人都未要求建工會，我為什么偏偏強求外企建工會攆走外商呢？在這樣的大環境和社會背景下，外企不建工會，指望勞動部門責令無效后，再提請縣級人民政府去處理，這能有多大成效呢？

　　完善我國工會制度醫治缺位之痛

　　完善工會法，增強法律的剛性。通過修改和完善法律條文，去掉可以多種解釋的詞語，多用直接明了的詞匯，賦予工會組織更多的強制性。

　　增強經濟上和人事上的獨立性。除了規定企業領導人不得擔任工會領導人外，應明文規定，凡必須建全工會組織的企業和單位，在工人繳納會費的基礎上，每年必須撥給一定數額的活動經費，這筆經費應由同級財政提供，工會主席從職工中選舉產生，沒有行政級別。

　　弱化地方工會的行政化傾向。工會本應該是代表職工利益的團體，但是長期以來，一些工會更多地對上級負責或對資方負責，嚴重脫離了與群眾的聯系，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因此，必須回歸工會是工人自發成立的第三方組織的屬性，活動經費主要來自工人繳納的工會費，這樣才能成為工人維權的有力后盾。

　　改變多頭執法現狀。工會法就是各級工會組織機構的“根本法”，必須賦予相應的或同等的執法權力，不能一部法律，變成兩個以上執法主體，甚至要由其他部門來行使行政執法權，應盡快改變“兩張皮”現象。

　　加大處罰力度。這是檢驗工會法執行力的“試金石”，溫和已經無效，遷就無法維護中國工會法尊嚴。各級工會組織應該理直氣壯地捍衛工會法，主動尋求黨委、政府以及立法機關的支持，創新工作機制，在維護工會法尊嚴和維護工人合法權益的積極實踐中確立自己的權威地位和權威形象。

　　在工會建設的問題上，任何企業無論是小型外企還是財大氣粗的跨國公司，都沒有超越我國工會法的特權。維護工會法尊嚴，不能等外企覺悟，也不能等工人普遍覺醒，需要各級政府和各級工會組織共同努力。缺位之痛不能再持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