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某人做事一貫棄信忘義，人們往往會用“腦后有反骨”來描述，此說法的始作俑者是明初小說家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五十三回，關云長奉命攻長沙，與老將黃忠三戰不下，后守將魏延反出，關云長才得以入城，豈料關公引魏延來見，孔明卻喝令刀斧手將魏延推出斬首，劉備驚問其故，孔明曰“吾觀魏延腦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后來只是由于劉備的勸阻，魏延方躲過一劫，不過最終還是被諸葛亮設計弄死了。

    在真實的記載中，無論是陳壽的史書《三國志》，還是為《三國演義》提供素材的《全相平話三國志》，都沒有魏延腦后有反骨的說法，難怪后人稱反骨之說全是三國演義造的謠或是迷信的相學。

    不過民間的話語就沒有這么多考究，大概是為了充分滿足人類想象力自由飛翔的需要，“反骨論”照樣流行不誤，并且有時還能堂而皇之進入上層人物的話語詞匯。

    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中國就出了兩個被當時最高領導人斥之為“腦后長著反骨”的人，一個是水利專家黃萬里，另一個是國防部長彭德懷。黃教授獲罪的原因據說是公開反對在黃河上游截流修建三門峽水庫，彭老總則是因為在廬山會議上激烈抨擊大躍進，引得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時氣憤地說“你和黃萬里一樣，腦后長著反骨”。當然現在已經為他們平反昭雪，這兩位被稱為“腦后長著反骨”的人，其實都是忠心耿耿的愛國者。

    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挨刀，為了更好的生存發展，那些吃過虧的企業人當然也信奉這種“反骨論”，這倒應驗了尼克松的一句話，“有兩樣東西激勵著人們——希望或恐懼和愛”。如果真是這種情況的話，那么企業管理不管說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底座卻是建立在恐懼基礎上的。

    解決恐懼的直接辦法是防范，從心理乃至行動上限制所謂有反骨傾向人的行動范圍，可是知易行難，事情說起來輕巧，做起來并不輕松。有史為鑒，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雖然表面上很完善，可還是積弱潰敗，根子乃由于猜忌，這已是公論。清朝的情況也不例外，近代湘人李肖聃在《星廬筆記》中有精彩的描述：

    “清初，寄兵權于駐防將軍，國有大役，皆遣親王貴臣將兵出征，漢人之為督撫者，第供糧餉軍而已。金田事起，詔令各省設團練，大臣督撫剿匪，別令李星沅、林則徐為欽差以督之。曾文正以侍郎督義旅出境，而岳州之捷，文宗斥其儼然以數省兵事自任。倭仁謂曾某有此大捷，恐非朝廷之福。倭為文正講學之友，尚且疑之。故終咸豐世，曾以孤軍客寄于外，不能建功業。及文祥當國，首請重用漢人，臨沒遺疏，猶以為言。于是文正始督兩江，諸將分道并出。金陵既克，天國以定。于是天下大權皆落湘、淮兩軍，曾、李兩家，清室賴以延其天命者垂五十年。至其末世，排滿說興，于是滿人防漢之計亦密，首設練兵處，令新軍直隸京師陸軍部，而各省大吏但領訓防舊部。繼采中央集權制，令總督、巡撫不兼陸軍部尚書侍郎銜，使無指揮新軍之權。故事，各部行文督撫，例以平行用咨，而陸軍部奏，竟有由臣部電令該督之文。及新軍首難，督撫皆逃，無一能擁兵相抗者。雖事勢使然，亦清自召之也。”

    看來完全靠“堵”也不是個辦法，如果要是能從源頭消除恐懼的發生，“不戰而屈人之兵”，那自然是再好不過的了。

    要從源頭消除恐懼，首先應該消除虛假的恐懼。

    企業掙來的錢是很不容易，錢袋子是要看好，但總不能緊張到只有家族成員才敞開心扉的地步，在企業管理中，必須分清忠于家族和忠于企業的界限，這兩者之間有時候是不可以劃等號的，如果把忠于企業而未必忠于家族的人視為反恐對象，那是要犯錯誤的。

    其次，古人云“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企業應該注意培養員工的相同價值趨向，以此來消除可能的內患。企業管理者如果忽視員工的生存價值，使員工感覺不到尊重，心中自然會滋生不安全感，抵觸情緒自然會日增，進而會對企業產生不信任感。當企業蒸蒸日上的時候，大家可能還相安無事，企業一旦處于效益大幅度下滑甚至危機狀態，此時正是需要三軍奮力用命方能自救，倒反而成了事故頻發地段，這方面的教訓真是不少。

    回過頭再來看三國歷史，小說戲曲中的曹操形象很不好，是個心胸狹隘的白臉奸臣，但實際上曹操奸歸奸，器量卻是大如天，招賢納士毫不吝嗇，軍中戰將過千謀士如云。相形之下，劉備好象很仁義，可為他效命的干才卻遠不如曹孟德，諾大的江山全賴諸葛軍師前后左右來打理，結果卻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令人肅敬又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