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是一種力量——這個道理毛澤東一定熟悉。但是當他在1976年離開人世的時候，一定無法預想在他身后的中國，會掀起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財富擴張狂飆。

　　他的那些“一輩子盼望吃飽肚子”的人民，僅用了30年就改頭換面，過上了“西方資本主義式”的生活，并一躍成為全球第三大旅游和奢侈品消費群。這些人民從貧窮的山坳出發，以三年一個臺階的速度穿越物質生活的不同層面，像搭乘了高速電梯，三十年走完百年路。

　　那種從火山深處迸發出來的、要改變自身命運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和壯觀，使得中國成為當代最引人矚目的悲喜舞臺。在這個喧鬧而廣闊的地理和歷史空間，活躍著眾多的草莽英雄、民間賢達，在他們的周圍，是如山岡般慢慢站立起來的沉默的大多數。

　　尋找其代表并記錄他們的財富增長故事，為這30年的財富增長史留存一份歷史的記憶，是本期專輯的初衷。

　　我們選取了一組第一代個體戶的圖片故事，他們讓人想起朦朧并火熱的1980年代早期。我們記錄了一位到廣東東莞打工10年的民工的生活，他代表那些沉默的山岡。我們當然不能忽略屬于這個時代的明星——企業家——盡管最初他們并不見得有多么出色，但是后來分別達到了自己那個時代、那個族群的較高水平。

　　他們分別是：1984年開始琢磨造冰箱、10年后開始琢磨造汽車的農民李書福；1985年到深圳的轉業軍人王石，人們后來熟知他是因為房地產業的興起；1991年創業的溫州草根老板周大虎，一輩子夢想成為全球打火機大王；2003年創辦分眾傳媒并使之三年后上市的江南春，33歲的他幾乎已經成為新一代中國偶像。

　　他們的故事跨越30年，地域、背景、經歷各不相同。但是這些創業或生活的故事皆在不斷重復一個道理：路是靠自己闖出來的。實際上，從1976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私分自留地事件開始，所有的致富浪潮都反映了一個趨勢：那些勇敢甚至冒失的個體實踐者偷偷地突破了政策樊籬并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們的嘗試因而迅速普及為全民經驗，最后又被新的政策所認定。這個過程充分反映了當代中國30年的改革智慧史——來自于草根，歸結于廟堂。

　　30年后的今天，中國已站立在山坡上，但又處在岔路口。來自民間的改革動力似乎已觸及天花板，現有體制的改良亦到達了最核心的路段。在各種力量的糾纏作用下，貧富分化帶來的沖擊迅速消弭了人們對普遍富裕的喜悅，在對暴富者詛咒的同時，全民幾乎又陷于暴富夢而不能自拔。體制和文化的雙重沖撞使得這片土地充滿了張力，而市場全球化又不可避免地加劇著這一過程。人們不禁發問：當我們不再像30年前那般貧窮時，前進的力量來自何方？個體戶被定位在拾遺補缺鄉鎮企業一舉占據半壁江山

　　改革開放之初，在廣東深圳，逃港風復起。1979 年6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發文號召全省人民與之作斗爭，對有功人員將給予獎勵。1年后的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除去事先設想的4個窗口作用，深圳特區的超高速發展，也最大可能地縮小了與香港的經濟勢差，形成一個緩沖帶。

　　一邊是有人往外跑，另一邊是上千萬下鄉知青回到城里找不到活兒，1979年，城鎮待業率為5.4%。國家一下子安排不了，當時的口號是廣開門路，三扇門(國家、集體、個體)就業。國務院文件里有句大實話：個體戶也是勞動者。至此，主動的或被迫的，非國有經濟開始大發展。

　　1952年，中國的個體戶有750萬人。經過20多年“興無滅資”的改造，到1978年，個體戶只剩下15萬人。1981年底，個體戶增長到101萬人。但是，當時私營和民營企業仍不被承認，個體戶也被限制在拾遺補缺的范圍，“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慢慢補充著，百萬富翁們也開始從倒服裝、開飯館、賣大碗茶的人中生出了。

　　到1983年，非國有的鄉鎮企業一舉占據中國工業的半壁江山，當年鄉鎮企業的工業產值突破2萬億元，占中國工業的二分之一，鄉企職工數已達1.02億人，超過國企。

　　而在理論上說，1994年初，中國居民財產已超過國有資產。當年居民資產總數已達46000億元，與之對應，到1993年底，中國國有資產總量為34950億元。

　　到2002年6月底，中國百姓越發富了，城市居民家庭財產戶均總值達22.83萬元。從1984年到2002年戶均金融資產增長速度為25.5%。在城市居民家庭財產中，房產比重最高，為10.94萬元，占家庭財產的47.9%。

　　百富榜門檻一年提升3.5億

　　為調查偷漏稅情況，1991年5月國家工商局確認中國有百萬富翁490人。但這個數字值得懷疑，如果官方有辦法查清人們的收入，就有辦法查堵偷漏稅。到1993年中，據說百萬富翁已達百萬。

　　如今大家比較認同的是洋人的調查。2004年10月12日，“2004胡潤百富榜”在上海揭曉，35歲的鵬潤投資董事長黃光裕擁財105億元，成為2004年的中國內地新首富。

　　接下來還有盛大網絡陳天橋、中信泰富集團榮智健、世茂集團許榮茂、萬向集團魯冠球、天獅集團李金元、網易公司丁磊、香港富華集團陳麗華、合生創展朱孟依、新希望集團劉永好、仲盛集團葉立培等。

　　1986年，黃光裕跟他20歲的哥哥黃俊欽北上做生意時，他連初中都沒有畢業。半年后，兩兄弟轉戰北京，在北京珠市口盤下一個100平方米的門面。初時賣服裝，后改賣進口電器。國美電器在1990年代后期經歷了裂變式的增長壯大，店鋪開始遍及各大城市。同時，黃光裕也進入房地產業，鵬潤大廈寫字樓讓他賺到了錢。2001年1月，黃光裕成立鵬泰投資，以前完全不懂資本運作的黃光裕與資本較上了勁，終于在2004年將資本運作玩得爐火純青。

　　以黃光裕這等學歷，以零售業房地產這等傳統生意，黃光裕一鳴驚人，令MBA、EMBA們慚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中國社會依舊是發展中的戰國時期。

　　在過去的1年中，網絡游戲業的春天讓陳天橋躊躇滿志。和前輩丁磊不同，陳正在用另外的方法介入IT的最大盈利空間之一，他用5年時間打造了一個市值140億元的公司。

　　2004年百富榜的門檻從上一年的9億元提高到12.5億元，榜上100人的平均財富是25億元，增長29%。行業仍集中在房地產業，有45位主營房地產業。

　　年輕的新生代富翁越來越多，前10名富豪中有3人在35歲以下。40歲以下的富豪占到26%。其中最年輕的是2003年繼承財富的李兆會，只有23歲。廣東依然是產生最多富豪的地方，榜上19個企業總部設在那里，17個企業家是廣東人。

　　工程師兼職被判刑

　　腦體倒掛有了改變

　　以黃光裕的文化水平，搏得中國首富，確實令大家慚愧。但從總體來看，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富能力大大增強了。

　　1982年3月23日，國務院科技干部局專門發文：對兼職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勵的同時，給予一定的物質鼓勵。1988年1月18日，國務院文件稱“允許科技干部兼職”。上層的文不是瞎發的。1985年前后就出過這樣的事：原上海太平洋被單廠助理工程師鄭鴻堅業余兼職被判刑，后平反。時至今日，上層再不會發此類文件了，甚至管科技人員的專門機構都沒有了。今天，不僅是科技人員，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長，就滿中國滿世界發財，自己就給自己許多許多物質獎勵。

　　腦體倒掛曾廣受詬病。1985年初，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陶大鏞說，有些經濟發達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賺錢了，出現了新的讀書無用論。有人對陶說，他三個孩子，大兒子大學畢業留校每月掙90元錢，二兒子高中畢業進工廠每月有100多元錢，小女兒初中程度在飯店當服務員每月拿200多元。過去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如今是知識越多越不值錢？

　　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資建筑業最高為1827元，接下來是公用服務業1426元，商業1375元，金融業1368元，工業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機關文教1240元。10年后情況有了改變，1995年，中國大陸最富裕者是以下階層中的成功者：股市人士，個體戶，私營企業家，歌星影星舞星，公司經理，洋買辦，科技成果開發人士，出租車司機，金融業職員。

　　珠海市勞動局2000年制定的該市85個職位的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為：管理人員中，總經理年薪為110800元，月薪為9233元，最低的統計人員年薪為 7800元，月薪為650元；新畢業人員中，博士年薪為80000元，月薪為6667元，最低的高中及以下人員年薪為5400元，月薪為450元。

　　據報，1992年走紅歌星的出場費是：韋唯6000元，毛阿敏5500元，杭天琪5500元，劉歡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張行4500元，范琳琳3500元，解曉東3000元，蔡國慶3000元。和現在比比吧。中國股市讓一些人賺到了錢。它的建立和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說服股民國家不能保證賺錢，以及自我約束國企上市圈錢欲望的過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近一年后，1991年7月13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1992年8月9日，深圳發行1992年度新股5億股，在百萬股民瘋狂搶購新股認購表的同時，一些金融證券從業人員及公安、武警、保安人員竟也利令智昏，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營私舞弊。8月10日傍晚，一些人要求見市長并上街游行請愿，與公安干警發生沖突，其間多輛警車及民用車輛被砸壞燒毀，警方動用了高壓水槍及催淚彈。后查實，在300個發售點中，有95個點受到群眾舉報，到12月10日，經查內部截留私買的抽簽表達105399張。

　　與深股暴市同創中國第一的是康柏華，他住在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因忍受不了炒股虧損6449.55元，于1992年5月12日自縊身亡。

　　1995年2月23日，滬市國債期貨突掀大風暴，一瞬間盈虧翻覆令人目瞪口呆，損失數以億計，這就是著名的“327”國債期貨違規事件，被稱為“建國以來金融界最大丑聞”。

　　5月17日，中國暫停期貨交易試點。“327”之禍首上海萬國證券公司總裁管金生辭職，后以受賄29.4萬元和挪用公款240萬元被判17年徒刑。

　　熊了3年的股市，終于在1996年4月份牛了起來。在股市里，利率是大消息。中國央行在5月1日和8月23日兩次降息，盡管嚴格保密，但股市卻異常——降息前燥熱，降息當日及其后卻大冷——股民漂亮地玩了兩回勝利大逃亡。其后股市盤旋上升，央行及證監會連下令箭，連撤地方行長，卻降溫無效。

　　終于，中國股市值得記錄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12月16日出來了，《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稱：“他們眾口一辭，說明年香港要回歸，十五大要召開，政府定要把經濟搞好，絕對不會讓股市掉下來。這一種對股市的估計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經濟搞好是真，但絕對不會在股市暴跌時去托市，也托不起市。”

　　當日，股價大跌，幾乎全部跌到10%跌停底線。一時，“不托市”成為流行。

　　軍警法禁商

　　鄭州立起饅頭辦

　　經商成為改革開放最熱，“十億人民九億商”。官員也不甘落后，昨天還是局長，今天就變總經理了。行政衙門作靠山，名流官員掛招牌，供產銷運貿無所不搞，我們的關系我們的條子遍天下——這等陣勢，誰可與敵？

　　顯然，這種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必將貽害無窮。1984年7月17日，中國上層規定，禁止黨政機關干部與群眾合辦企業。1985年5月23日發出領導干部子女配偶經商禁令。1985年7月9日，上層重申黨政機關干部不得在企業兼職。中央三令五申，可見事態嚴重。

　　軍轉民曾是改革的一條經驗。1998年7月23日，中央召開軍隊打擊走私會議，在會上除重申軍隊武警不得經商外，又把禁商的范圍擴大到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門。此舉看似經濟行為，實為政治決斷。解決原來由軍警法系統辦的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及其龐大資產并非易事，更難的是國家要拿出更多的皇糧來彌補原先由軍警法公司提供的經費。嚴格說，軍警法經商是走了一條彎路，現在要捋直它是要付出代價的。

　　盡管中央上層在自我削權，但一些地方政府卻舍不得印把子，時常還要揮揮手，威風八面。

　　鄭州人民與全體北方人民一樣喜歡饅頭，鄭州市政府還專門鬧起個饅頭辦公室來為饅頭服務。饅頭辦公室各級政府都有，蒸饅頭是要辦許可證的，在市里辦要交1100元，區里要交1600元。官員們搶著為饅頭服務，不幸搶急了眼。2001年3月2日，鄭州市場暢銷多年的鄭榮牌饅頭被二七區饅頭辦罰款，3月6日又被管城區罰款，而這鄭榮饅頭偏又是在市饅頭辦掛號的。報復很快來了，3月14日市饅頭辦在金水區正要查處一家饅頭廠，區饅頭辦便趕來爭搶，當街對罵……

　　還有更強硬的招兒。周余武曾任湖南嘉禾縣委書記，在嘉禾縣珠泉商貿城項目中強力行政拆遷，拘捕拒拆公民，株連公職人員家屬，抗拒新聞輿論，引起眾怒。嘉禾有一個著名的口號：“誰影響嘉禾發展一陣子，我影響他一輩子。” 2004年6月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召開國務院第52次常務會議，同意湖南省對嘉禾珠泉商貿城項目中的違法違紀責任人員的處理意見，周余武被免職。

　　如果全國有一半的縣出了周余武，北京會有多少上訪者？中國社會能夠承受多少地方的政績成本？

　　另一位官員的反思或許對周余武有點提示，此人是前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2004年6月15日，劉方仁案開庭。在庭上，劉說，我現在非常后悔，曾經作為一個省委書記，我卻不懂法，這是很大的問題。

　　劉所說的“懂法”，顯然不應是狹義的精通法條，不是簡單地以法條約束自己不貪污不受賄，而是以植于內心的法律意識和憲政精神去執政。為官一任，權傾一時，不僅要知道為官要干什么，要怎么干，更應該知道為官為什么要干，什么不能干。今日各級官員，其教育程度大大超過以往，博士碩士比比皆是。但其中，多是理工背景，又有多少是學法律或社會科學的？——前者注重的是技術是操作是執行，后者講的是為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不與民爭利，這是為官起碼的禁忌。

　　民工潮一浪接一浪

　　大邱莊號稱中國第一村

　　很長時間里，農民是中國的另類。1981年12月30日，國務院通知嚴格控制農村勞動力進城做工，控制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但民工潮一浪高過一浪，后來浪也沒了，竟把城市淹了，農村包圍了城市。

　　1988年，上海有流動人口140.8萬人，廣州117萬人，北京111.9萬人，天津110萬人。1991年1月21日，當天抵達廣州火車站的旅客達71萬多人，這中間許多是外省民工。

　　真正把城鄉差別縮小了的是農民自己。民工里出人才，比如東方集團的張宏偉，當年就是扛著鐵鍬進的城。如今你多大的來頭弄不到錢，但張宏偉行，1998年3月30日一貸就是3000萬，10年期低息，還是美元。

　　過去農人的悲劇是陳永貴，后來是禹作敏。

　　1992年12月13日，大邱莊一個公司的一名職員危福和因涉嫌貪污，被逼供毆打致死。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員去調查，被村民拘禁13個小時。天津市長聶璧初大怒，親令放人。于是調來武警，遠遠逼視，一時全國矚目。事情鬧到這份上就不好辦了。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再后死于刑內。

　　所有的發財都應在法律的底線內。1992年經濟熱，物價漲，百姓已不會再像1988年那樣往家背肥皂扛咸鹽了，而是拽住金融，以錢保值。一個叫沈太福的人看準了這一眼，他創辦北京長城機電科技產業公司，以年息24%且隨時兌取(當時銀行活期儲蓄年利率只有1.8%)為誘餌，加上傳媒幫忙，僅半年就非法集資人民幣10多億元，波及全國17個城市的10多萬人。1994年4月11日，沈太福因貪污300萬元和行賄25萬元(當時沒有非法集資罪)被處決。同案原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因受賄5.2萬余元和貪污2萬元被判有期徒刑20年。

　　但此后，非法集資卻愈發張狂。從大權在握的金融官員到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從堂堂公司到民間標會，都奮勇殺入。其前后金額較大的非法集資案件有，1991年10月的韓玉姬吉林宇全公司案，涉及金額3.6億元；1994年7月的鄧斌無錫新興公司案，32億元，后扯出王寶森陳希同案；1997年8月周明容案，2.8億元；1998年李國法河南三星集團案，5.8億元。

　　黃鴻年抖擻資本花槍

　　“靚女先嫁”成為時尚口號

　　開放，全球化，是中國人發財的一條新路。雷宇是較早的一個標志。他沒往自己兜里裝錢，但給許多海南人創造了發財機會，末了丟了官。

　　1983年，那時海南還沒建省，屬于廣東的一個區，窮得很，財政吃補貼。國家給政策，讓海南快些富起來，可以進口洋貨自用。但用著用著，或者還沒來得及用，洋車就跑出島了。自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海南共批準進口汽車89000多輛，已到貨79000多輛，有10000多輛倒出島外。海南區直屬的94個單位，就有88個倒汽車，連學校幼兒園也奮勇當先。此外，海南還進口了大量的電視機、錄像機、摩托車等。

　　錢從哪來？——海南非法從島外購進外匯5.7億美元，這是國家允許海南提留外匯的10倍。同時，進口洋玩藝兒的貸款累計達42.1億元，比海南1984年工農業總產值還多10億元，至案發時尚有21.1億元未還。

　　海南出事后，雷宇降級到廣東花縣、增城等地任職，數年后官至廣西自治區副主席。1996年初，61歲的雷宇遞交了辭職報告，他說：我太累了，退下來后不需要給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將好好讀書，研究問題，并照顧我96歲的老母的起居，盡一點為子之責。

　　黃鴻年是另一個利用開放發財的人。黃是印尼著名華人財團金光集團董事長黃奕聰之次子，1980年代末，黃脫離家族自立門戶，在港以中策公司為基地，伺機進入中國大陸。1992年，機會來了，中策公司開始大量收購國有企業，步驟大致如下：投入資金與國企合資，通過增資上項目等方式取得合資企業的控股權，將股權納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現，實現滾動收購。

　　比如橡膠輪胎行業。兩年間，中策分別收購了太原雙喜輪胎公司和杭州橡膠廠，注資分別是499.8萬美元和1524.9萬美元，將股權納于在百慕大注冊的中國輪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以ADR方式增發新股，并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資1.37億美元。之后，又用所募資金收購了重慶、大連和銀川等地的三個橡膠廠，資產規模大增，這5家企業有3家是中國輪胎行業的9大定點廠。黃鴻年最有名的是一攬子收購泉州全部37家國企，組建中僑公司。

　　與黃鴻年的收購相對應，“靚女先嫁”成為時尚口號。但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有不同看法：有些國企為爭取優惠政策，熱衷于搞合資。據對一些省市3萬家合資企業評估，80%的中方企業喪失了90%的應得權益，國有資產流失近百億。黃鴻年要進來，中國人也要出去。在觀察了朝鮮7年后，沈陽中旭集團董事長曾昌飚決定到平壤去。

　　平壤第一百貨大樓是目前朝鮮國內最大的百貨商場，位于平壤市黃金地段，營業面積3.6萬平方米。2004年深秋，曾昌飚率領300名以溫州商人為主的供應商，把平壤一百打造成主要以銷售溫州小商品及中國的輕工產品為主的綜合商場。

　　曾昌飚與朝方簽訂了10年的承包合同，朝方只征收5%的進口關稅和5%的所得稅。朝鮮勞動力便宜，營業員月工資只要70元人民幣。另外，中國供應商被允許使用持幣證，可以將人民幣帶出境，也可以使用持幣證購買易貨商品，如換購銅礦石、絲綢等中國市場上的緊俏產品。更大的鼓舞是，朝鮮官方匯率從以前1美元兌換2.15朝元下調到1美元兌換150朝元，這使中國企業能夠以合理的匯率與朝方結算。

　　但曾昌飚的浙江老鄉陳九松就不大幸運。2004年9月14日下午，在西班牙鞋都埃爾切城中國鞋店附近貼滿了煽動游行示威的大標語：“埃爾切市民們，讓我們團結起來，把埃爾切所有亞洲鞋都趕出去，把運送亞洲鞋子的集裝箱全部燒光!”

　　9月16日下午，埃爾切城的中國鞋鋪紛紛提前關門。陳九松也早早關了店面，但他這天剛好有16個貨柜的貨要進倉庫，此時被堵在了路上。一時間，一個個鞋柜被游行的西班牙人踐踏、焚燒、哄搶，大火照亮了埃爾切的天空……

　　西班牙人的憤怒源于中國鞋的廉價。西班牙企業生產一雙旅游鞋最低價格為20歐元，但中國人生產同樣的旅游鞋僅為3到4歐元，甚至2歐元。西班牙報紙報道，由于中國鞋大量進入，西班牙鞋廠工人失業人數劇增，2002年埃爾切有12個西班牙鞋廠破產，2003年增加到14個，2004年頭7個月猛增到26個，1000多工人失業。

　　《經濟觀察報》記者宋鐵軍說，錢要大家賺，上下游都要活，這就是生態圈或價值鏈。而眾多中國出口企業追求的是用最低工資雇傭、用最低價格出賣、滿足最低利潤，這無疑是對生態圈的濫砍濫伐。

　　不僅是陳九松，聯想也遇到了麻煩。2005年秋，美國國務院決定向聯想采購1.6萬臺電腦，價值1300萬美元。2006年5月4日，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Frank Wolf提出，“聯想是一家被中國政府控制的公司，美國國務院應對此筆交易進行調查。”美國人還表示將改變相應的政府采購流程，這對聯想的殺傷力極大。雖然聯想收購了IBM的一部分，但從IBM繼承過來的政府訂單將泡湯，聯想的海外擴張計劃受阻。

　　中國鞋出口受阻，電腦受阻，但窩在家里也不受用。2004年中國用棉量達到867萬噸，占全球棉花消費量的36%，大量棉花進口。中國棉打不過洋棉，不僅輸在質量上，更輸在價格。2004年國產棉比進口棉每噸貴721元，2005年就更貴了1766元。咱能造便宜的鞋子，種不出便宜的棉花？

　　據說，這主要是由于進口棉花背后巨大的補貼。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國，目前占全球的市場份額約42%，2005年美棉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為45%。美棉為什么這么紅？因為后面有美元。2004年美國棉花補貼總額達27億美元，占全球棉花補貼總額的67%。據說，幾年間，中國棉農丟了180億元的收入。

　　類似的情形還有大豆。

　　HDI中國排名第106位

　　有車了但到處堵車

　　經過這30多年的辛勤勞作，大家都覺得自己富裕多了。但就怕認真：拿數字來！以人均GDP來說，中國仍排在世界百名之外。不僅如此，聯合國計劃開發署還發明了一種新的核算體系HDI，以此衡量，中國在174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06位。前面不僅有加拿大、法國、挪威、美國等發達國家，香港第25，泰國59，朝鮮75，印尼96，蒙古101——都比咱靠前。

　　這個HDI不是單單看掙了多少錢，而是把人均預期壽命、掃盲率、社會福利等因素都加入其中。如此就明白了：也許咱有汽車了，但到處堵車、滿鼻子的汽油味。如此，生活質量提高了嗎？快樂嗎？

　　人們生活得是否幸福，不僅取決于物質是否充足。近年國際學術界的研究表明，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樂效應就開始遞減。一方面，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相互產生抵消；另一方面，像環保這樣的公共物品，不是哪個個人能夠改善的，若由個人選擇，幾乎人人都選擇多賺錢、多消費、多污染，結果誰都不快樂。這就是為什么一些國家和地區的GDP在增長，但賺了錢的人并不快樂，精神上沒有歸宿，人民的痛苦指數在增長，最后導致社會動蕩的原因。

　　相對應，一個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標準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出現了。GNH最早是由南亞的不丹王國國王提出的，他認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包括科學技術的種種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