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我就是民工”，面對家鄉親友的艷羨，月薪6000元的程序員小張委屈地說。高學歷、高收入、高素質，像小張這樣被定義為“中產”的年輕人，卻常常自稱“民工”。IT產業一馬當先，率先提出了“IT民工”的說法，“民航民工”、“畫圖民工”、“新聞民工”等說法接踵而來，而他們，實際上是籠罩著職業光環的航空員工、建筑師、新聞從業者。

新生中產感覺生活在底層

　　如今的白領階層，與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頭上同樣壓著住房、醫療和教育三座大山。利益制衡機制的缺失使他們在高居不下的房價面前黯然神傷，走在都市的街頭，只能把“我想有個家”的念頭深深地藏在心底。一場大病的醫藥費足以擊垮一個年收入近10萬的中產家庭。而沉重的教育負擔也是越來越多大城市白領夫婦選擇“丁克”(即夫婦都打工不要子女)的重要理由。安身立命、扶老攜幼的基本要求尚不敢“奢望”，真真是叫人如何不“底層”。

　　職業危機也是“底層感”的重要來源。上海市統計局調查表明，上海人最關注就業失業問題。高校擴招帶來人才市場相對飽和，不規范的用人制度隨處可見，職場中人人自危。“中產”們不敢放松，不敢浪費時間，否則就會面對落伍、失業、受窮、被淘汰的殘酷現實。社會保障不足以讓人踏實，工作沒有穩定預期，殘酷的職場拼殺兵臨城下，只能加班，加班，再加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不得不恭恭敬敬地獻給老板；周六到周日也必須用來“充電”。在“前半輩子用命換錢，后半輩子用錢換命”的呼聲中，“底層感”呼之欲出。

戶籍限制令中產成外來戶

　　而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底層感”的表現形式是：你名牌大學畢業，工作體面，發展順利，惟缺北京戶口本一個。某日步下小樓，赴某名流出入的party，忽見樓下貼有小告示：“請房東速帶外來租住人員辦理暫住證”。霎時間，“底層感”油然而生，格調、細節也難以將自己和民工區隔開來，因為同屬“外來務工人員”。

　　舊的社會階層結構正在瓦解，新的尚未形成，階層劃分未定的焦灼感降低了中產群體的幸福指數。而值得注意的是，種種張力之下，中國中產群體并未表現出米爾斯筆下的美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后衛特征，反而出現了民粹主義的“憤青”傾向。（華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