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出口貿易近年來于高基數上連續增長，在奠定出口貿易大國地位及推動國內經濟增長的同時，其持續增長的制約因素也在不斷增多，面臨的市場形勢也日益嚴峻。總的來看，建立在低技術水平、低產業結構基礎上的粗放式出口增長模式已面臨越來越多的制約，因此，我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路徑必須創新。

　　從出口貿易增長的實
踐來看，我國進出口貿易額已在2004年突破了1萬億美元，2005年可望達到14000億美元。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以現行方式維持的出口增長可能正在走向極限，3年翻一番的增長速度難以維繼，有必要對出口貿易的增長方式及出口產業結構實行逐步轉型。

　　事實上，我國出口商品近年來頻繁遭受的反傾銷調查已經說明，建立在產品低技術含量、低產業層次基礎上的量大價低的粗放出口方式已日益面臨國際市場容量的制約，未來發展空間十分有限（據WTO統計，2004年16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特保調查57起，涉案金額共12.6億美元，為全球之最，幾乎涉及所有我國具備出口競爭力的產品類別）。忽視環保、食品安全及勞工福利的粗放式生產與出口模式又使我國的出口貿易成為當今日益繁多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犧牲品，大大增加了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市場的適應成本。

　　低技術的、無自主知識產權，特別是產品核心技術掌握在他國手里的部分制成品大量涌向國際市場，已造成部分發達國家及跨國公司對我國出口產品實施系統的專利制裁，他們以知識產權保護為借口，遏制我國不具有核心技術制成品的出口。部分西方國家圍繞專利保護或專利標準的措施不僅已從我國卷走了大量的專利使用費，而且采用不斷變換標準或阻止國內標準的國際化等方法使國內高科技企業的出口變得無所適從，大量的研發費用付諸東流。建立在勞動力、土地等傳統要素基礎上的，以靜態比較優勢發揮為準則的傳統出口貿易的績效已出現遞減趨勢，只不過目前這一趨勢仍能被量的擴張、第一線產業工人的超額勞動所掩蓋。事實上，建立在傳統產業基礎上的粗放式的出口增長已隱含著貿易條件的惡化以及國民福利的凈損失，甚至也在挑戰經濟增長中的倫理，因此，我國的出口貿易正經歷著出口主導產業轉型前的陣痛。

　　應當看到，諸如匯率等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已給微觀對外貿易部門的出口結構及增長方式的調整帶來了政策推動力。雖然此次匯率2%調整幅度的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意義，但匯率改革仍然意味著微觀市場主體將面臨匯率變動的新風險。就我國對外貿易而言，匯率調整后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及產品國際定價型企業將受到較大的直接沖擊，其中尤其以紡織服裝、家電、機械等行業為最。據專家研究，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的銷售利潤將下降2%-6%,本次人民幣兌美元升值2%,相應紡織行業的銷售利潤將下降4%-12%。而國際定價產品，如家用電子產品、化學原料產品、化工產品等的價格由國際供需決定，缺乏轉嫁成本變動的能力。由此可以說，匯率改革已形成了出口貿易增長方式轉型的外在壓力。

　　實現我國出口貿易的可持續增長，創新增長路徑，不僅具有強烈的現實背景，而且也有著豐富的理論基礎。

　　首先，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經濟增長奇跡的出現及20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均已表明：如果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增長以及外貿出口增長均過多地依賴大規模的勞動及資金投入，而非通過提高效率來獲得，那么他們與發達國家在技術水平上的收斂并不會發生。如果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結構無法與發達國家的產業及消費結構保持一致，那就必然會在國際分工的新格局中處于邊緣化的地位。

　　其次，從對外貿易與一國工業化發展的關系來看，出口主導產業的轉型也代表著一國工業化進程的升級，所以在實行趕超型戰略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其出口主導產業必然會隨工業化進程的發展而跳越。應該說一國工業化的進程能決定出口貿易的內容，但出口商品結構的率先轉型也能推動一國產業結構的進步。實現出口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良性互動能使后進國家的“后發優勢”得以體現，也能“鎖定”先進國家的領導地位，最終實現后發國家的“蛙跳”效應。

　　第三，多年以來，出口與投資、消費一起一直被認為是推動國內宏觀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近年來國內消費需求不振的條件下，出口貿易更是被賦予太多的經濟增長職能，但實際效果在下降。現在中國宏觀經濟的增長已從注重數量向注重質量轉變，這已為微觀對外貿易部門增長方式的轉變創造了寬松的宏觀環境，今后出口貿易要更多地兼顧增長效益、更多地兼顧貿易條件及國民福利。

　　第四，實現我國出口貿易可持續增長的思路可歸結為：從建立在低級勞動密集型產業基礎上的，以靜態比較優勢為基礎，以量的擴張為特征的粗放式的出口增長模式，向以動態比較優勢的挖掘培育為基礎，以質的改善及出口產業結構的提升為本質的現代出口增長模式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