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學者，萊斯利·珀洛(Leslie Perlow)不單要記錄我們的工作方式。她還有強烈的使命感：轉變人們的工作方式，使工作和生活更加平衡。      這位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組織行為學教授表示， “我希望超越只是寫論文的學術角色，而是要真正幫助人們看到，改變是可能的。”她在該校MBA課程教授“權力和影響”。      “我的夢想是，我們將以一定的方式重新組織工作，使我們的工作能夠超越單一模式，但又能得到同等重視。”      如果說這是一個尚未實現的夢想，那她還有一個正在經歷的夢想。她將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描述為“我15年前就夢想著要做的研究”。      這項研究旨在調查，在高級專業服務公司中，長時間的工作和工作缺乏靈活性是這一工作固有的特性，還是人們形成的某種工作方式。      “我們能否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工作方式，從而既提高企業生產率，又使個人獲得更大的靈活度？”她問道。      與此同時，珀洛教授認識到，高管受到順從典型的長時間工作方式的壓力。“許多企業試圖提供更靈活的選擇，但利用這些選擇的人會顯得特立獨行，”她說。      珀洛教授獲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經濟學學士、麻省理工學院(MIT)組織學博士。28歲時，她到密歇根商學院(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任教，5年后任教于哈佛商學院。      她對工作實踐的知識以及它們對企業效率和高管個人生活的影響，并不全都來自于學術研究。幾年管理咨詢師的工作經歷給了她第一手的經驗，使她對高業績企業的工作壓力深有了解。      作為一名文化人類學者，她能深入研究人和組織。她往往在研究對象的辦公室里待很長時間，每周多達40至60小時，這給了她有關工作模式的翔實信息，并讓她對個人觀點有深入的了解，這是僅僅通過訪談難以獲得的資料。      “研究內容包括：人們多久會被打擾一次，一天要查幾次電子郵箱等等，”她說，“如果你問一個人：‘你昨天做了什么？’他們可能會說，他們在計算機前工作了4個小時，但這到底意味著什么呢？”      她也通過做實驗來深入挖掘工作模式，某些實踐在實驗中被確立。例如，她在一家美國公司發現，從事產品開發的軟件工程師只在晚上和周末工作，因為這是他們唯一能找到的“安靜時刻”。      這一實驗是要在一般的工作時間設置這些“安靜時刻”。這些工程師被告知，他們在某些特定日子和特定時間段不能和任何人交談。“一開始，這對他們打擊很大，因為他們擔心，如果出現危機怎么辦，”她說，“但后來他們發現，很多事情都可以等。”      這些以及其它一些實驗，讓珀洛教授積累了幾次刺激的經歷。在網絡風靡的時代，她花了大量時間——包括許多不眠之夜——與一家互聯網創業公司一起，從這家公司成立到破產的19個月里，跟蹤它的每一步。她把這次經歷稱為一次“過山車”。      她也曾跟著軟件工程師團隊到中國、匈牙利和印度，從跨文化的角度，比較他們在從事相似的工作任務時各自的表現。這項研究發現，盡管工作方式截然不同，但每個團隊都同樣富有效率。在第一組中，每個成員都是專家，他們在面臨決策時會相互依靠。而在另一組中，管理者是聯系樞紐，所有的決策都通過他轉達。      在第三組中，每個成員都是多面手，他們的成功有賴于集體而非個人。“他們有更大的靈活性，工作時間更容易掌控，” 珀洛教授說，“因此，每一組都很有效率，但工作方式極其不同。這使我意識到，我們有許多想當然的看法，為此，我很想回美國進行一些實驗，力求創造出可持續的變化。”      在她向著目標前進的過程中，她在哈佛教的MBA學生給了她無價的幫助：他們既是可供她研究的資料源泉，又因為她看到他們的這一面：一旦他們完成學業、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他們可以推動不同的工作方式。     “我目前的研究因為有這么多的學生而深受鼓舞，”她說，“他們即將走出校園，并有機會改變這個世界，因此他們越多思考這些問題，就越對我們大家有幫助。”（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