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成功預測了天下三分，并造就了劉備以一個極弱現實實現最終與曹魏、孫吳分庭抗禮的建國神話，成為千百年來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古今戰略決策經典。  　　然而，我們都能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五虎上將相繼過世后，蜀國戰場無良將，朝堂無俊臣。有句俗語這樣講：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這恰是蜀國戰場缺大將的真實寫照；而在朝廷之上，宦官亂朝綱，以致被諸葛亮托付重任的姜維還需借屯田避禍。從諸葛亮病逝算起，蜀國只存在了29年。而從宦官干政之后，沒有兩年蜀國就滅亡了。相較而言，曹魏自曹操死后，能人輩出，良將千員。像司馬師、司馬昭、鐘會、鄧艾、羊牯、杜預等皆有經天緯地之材。經過這些人的努力最后得以完成三家歸晉的統一大業。孫吳在蜀國滅亡之后，仍然在丁奉、陸抗等的輔佐下堅持了17年才為杜預所滅。  　　是什么造成這樣一種結果？是曹魏有更高明的戰略決策？沒有。是因為劉禪的無能與FB？諸葛亮死后，被諸葛亮托付重任的大臣仍然延續諸葛亮的政策二十余年，劉禪都很聽從這些輔政大臣的建議，直至這些人全部去世。當然這也可以作為原因之一，但只是表面原因。上面說了半天缺良將，少俊臣。自然是缺乏人才的原因了。因為缺乏人才，一聞良將死訊即讓諸葛亮痛心不已；因為缺乏人才，諸葛亮降伏姜維才歡呼雀躍，以為得鳳；因為缺乏人才，諸葛亮才不得已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什么會這樣呢？根本原因就出在諸葛亮的<隆中對>.  　　《隆中對》主張劉備取荊、益之地，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扶夷越，外結孫劉，內修政理，以俟天下之變。諸葛亮的論據是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有足夠進行戰爭的糧食與兵源。但是它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益州乃巴蜀之地、鄰接諸戎、夷越皆非漢族文化，按當時的話就是蠻夷之邦，其民尚不開化。  　　三國時期，文化最發達的地域是曹魏，其次孫吳，最末劉蜀。春秋時期，大部分楚地也屬于蠻夷之地，以后經過戰國、秦漢朝代，隨著人群遷移與文化交流，楚地才跟上北方先進文化。但是巴蜀在三國時期尚遠不能與孫吳與曹魏文化相提并論，它只相當于春秋早期楚地的文化地位。起先，劉備尚據有荊州，可惜因為關羽的剛愎自用又失了荊州。最后劉蜀的根據地只能依托文化落后的巴蜀。而文化氛圍將直接決定教育結果，也就是人才的數量。  　　我們能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除了基本被漢族同化的一些少數民族，大部分少數民族個體在同漢民族個體對比時，無論是智力、思維方式、個人能力都存在很大差距，即使是從小學乃至一直到大學都在漢族學校與漢族同學同班學習，這個差距仍然存在。（本人提出這個問題絕不是輕視少數民族，說出這個客觀事實是為了分析原因及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什么原因呢？  　　有一句俗語叫：三歲看到老。三國演義專門有兩段關于劉備與曹操幼童時表現出來的與他們后來成就相呼應的無意識行為其實與咱們討論的問題有直接關系。少數民族學生與漢族學生能力差異的根本在于其學齡前家庭教育與他生活周圍環境的社會教育（潛移默化的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美國心理學家杰明斯的研究指出，5歲以前是智力發展最快的時期，對一個18歲的孩子達到的正常智力水平來說，其中50％的智力是4歲以前獲得的，30％是4—8歲獲得的，20％是8—18歲前獲得的。有關此問題的詳細分析與本文主題無關，在此只作兩個簡單類比：其實教育如同下圍棋，分序盤、中盤、官子的三個階段，序盤直接影響到中盤與后盤勝負。在教育界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教育就是在白紙上寫字，而學齡前教育則是畫格子，其線條的走向與格子的寬窄直接決定了白紙上能寫多少東西，后續的落筆決定了只能寫什么東西。  　　而巴蜀之地文化的落后決定了這個地方不具備產生大量優秀人才的條件。今天按魯迅的話說這里缺乏人才生長的土壤。因為這個基礎，再加上具有人類普遍涵義的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劉蜀只能坐吃山空。雖然諸葛亮在良將逐個去世時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他仍然沒有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途徑，而是基于自己用兵的自信，采用六出祁山軍事進擊的辦法，希望畢其功于一役——徹底消滅曹魏。然而針對良將無數、謀臣輩出、幅員幾千里的魏國，談何容易。在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指導思想下，諸葛亮終于落得個累死他鄉的結局。  　　戰略決策從表面來說只為實現戰略目標就是獲得成功，但是如果結果只是曇花一現，這與沒有實現又有多大區別？因此戰略決策還必須考慮戰略目標的長存性。從這種意義上來看，<隆中對>的戰略決策應該是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