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設備制造商Ｆｉｂｅｒ－ｘｏｎ的ＣＥＯ李旭（音）遇到了麻煩。這家公司的總部在美國加州，但主要業務在中國。李旭花了３個月時間尋找主管運營的副總。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此君干了３個月后又另投高枝了。為了另一個高管職位，李旭找遍了中國內地，最后從他的臺灣供應商那里挖來了一位。“在中國，初級人才很容易找，但要找個高級人才卻極為困難。”李旭說。  　　７．５萬ＶＳ０．５萬  　　中國面臨著有經驗的高級經理人才的嚴重短缺。數字驚人。中國有２．５萬家國有企業，４３０萬家私營企業和巨大的過剩工業生產力。但即使是頂級公司也嚴重缺乏有經驗的管理人才。麥肯西咨詢公司稱，保守估計，那些希望在未來１０到１５年中拓展國際業務的中國公司需要７．５萬名具有國際經驗的企業領袖。而目前，麥肯西估計在中國這樣的人大約只有３０００到５０００人。“在所有規模的中國公司里，高級經理在領導力方面都不夠強。”人力資源公司海德思哲上海事務所的合伙人羅群（音）說，“市場變化的速度、海外市場與國內市場，這些問題變得比幾年前復雜的多。在位者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復雜性。”  　　領導力缺陷并不經常被視為中國經濟狂飆的障礙，但這也并非完全是杞人憂天。大多數外國公司需要雇用當地人才開拓中國市場。面對著日益復雜的市場環境，在與亞洲對手的競爭中，中國公司可能面臨人才瓶頸。中國在亞洲的主要競爭對手印度擁有一批更有經驗也更國際化的ＣＥＯ。  　　快速變遷并不是造成人才缺口的惟一原因。盡管民營經濟在中國占據１／３的經濟份額，大多數中國經理仍然按照計劃經濟的規則和傳統行事：公司按照定額生產，而非依據客戶需求，對利潤的興趣也不高。“文革”打斷了一代人的教育，人才庫遭到嚴重破壞。很多經歷了那個年代的人無法追回失去的歲月。在一項由中國政府資助的對５０００名ＣＥＯ和董事長的調查中，只有４０％的人說他們上過大學，其中只有２０％獲得過管理學位。“在中國，我們在科技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水平，但在管理上落后得更多。”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趙純均說。  　　即使是中國最好的公司也面臨高管難題。海爾總裁張瑞敏在上世紀８０年代初，騎一個小時自行車往返于工廠和學校，以獲取管理知識。盡管現在已經六十出頭，他仍然堅持學習；他的員工都為其苦練英語的執著而驚奇。麥肯西公司在北京咨詢員喬治·德思瓦曾與很多大型中國公司合作過。他說，很多中國ＣＥＯ在出國問題上面臨兩難境地：他們自己只能說漢語，所以常常派年輕一些的高管出國，這些年輕高管能說外語，但在處理國際商務問題上也同樣外行。  　　面對外國經理李東升也不安  　　很多中國高管習慣于依靠直覺和流言做出決策，而非依靠正規的數據采集和分析。“中國人通常依靠非正式的網絡驗證信息，”德思瓦說。當中國高管來到國外，他們突然被迫同不認識的人一起工作，使用不熟悉的方式工作。當中國公司海外并購時，這也造成關系緊張。在很多方面，中國經理不如他們的新雇員老練，需要向他們學習。  　　ＴＣＬ的主席李東升是中國最著名的商業領袖之一。他說，在ＴＣＬ并購了企業的美國和歐洲，他自己也有不習慣的經歷。當他的外國經理端出圖表、以中國人難以理解的方式大談本部門的問題和解決方案時，即使是李東升也感到不安。“公司的全球化確實令人激動。但我們也的確感受到很大壓力，很多東西要從頭學起。當我們與中國經理們開會時，他們說的是好是壞我都很清楚。但同外國經理開會時，他們說‘我們面臨１０００萬美元的損失而這是解決方案’，我無法判斷他們所說的是對是錯。”  　　考慮到青年經理們的成長環境，尋找好的青年經理頗為困難。零點調查公司的袁岳說，在訓練年輕經理的國際商業技能方面，他投入了更多資金。比如，他禁止向潛在客戶支付回扣，盡管他的雇員反對說，不支付在中國很普遍的回扣會丟掉很多生意。袁岳說：“美歐甚至印度的經理都有更多的國際商業經驗，而且他們有更好的商業道德觀。”  　　讓經理們有奔頭  　　缺乏好經理使得互相挖人十分普遍。為了提高忠誠度，歐萊雅化妝品公司將其在中國的７０００個職位幾乎都提供給當地雇員。該公司還將亞洲培訓中心從新加坡搬到上海，并啟動了指導計劃向中國經理們傳達信息：在公司干大有奔頭。“這些人在市場上十分緊俏，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地培訓他們、關注他們、幫他們發展自己。”歐萊雅中國區總裁保羅·加斯帕里尼說，“別忘了其他公司也在發展。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每年有這么多公司進入市場。”  　　這種支持可能對努力奮進的中國經理們極為重要。１９８６年，王洲（音）獲得了機械工程學位后被政府分配到天津的一家工廠。１９９４年，王洲決定辭職到摩托羅拉當一名主管。當時王洲完全手足無措：在國企里經歷了多年聽令行事之后，他不知如何管理３０名手下。經過６個月實習期后，他對經理說他無法適應外國公司的方式并要離開。但他的經理花了４小時向王洲講述他本人２０年前加入摩托羅拉時是如何經歷了同樣的困難。王洲在摩托羅拉繼續工作了７年，現在在一家芬蘭公司Ｅｌｃｏｔｅｑ工作。  　　很多經理試圖通過回到校園進行調整。對ＭＢＡ的需求急速上升。１９９１年中國政府批準開設ＭＢＡ項目時只有９家。現在有９５所學院提供ＭＢＡ教育，并竭盡全力進行現代化。很多ＭＢＡ項目同西方的大學合作，引進教授或派出教師進修。一些大學還為高級經理提供在職的ＥＭＢＡ教育。北京大學的國際ＭＢＡ項目每年招收２５０人，其講授的課程幾乎與美國的商學院完全一樣。  　　上周，哈佛商學院接待了７０位中國的商學院教授，向他們講述如何更好地編寫案例，推動交互式教學和激發課堂討論。對于大學來說，多年來一直要求學生背誦來自蘇聯的國家計劃教條，這樣的變化可以說是滄海桑田。“在變化過程中，任何東西都是對的，這些中國的商學院很像１９７５年時的美國商學院。”哈佛教授沃倫·麥克法蘭說，他與中國的商學院教授們進行了深入的合作。“實際上，我對過去２０年來的巨大進步感到震驚。”  　　聯想高管猛挖潛能  　　很多學生也有同感。２００１年時，中國事實上沒有風險投資家，而劉二海當時也在這個領域沒有經驗。他參加了北京大學的國際ＭＢＡ項目向經過國際培訓的教授學習。他從未經歷過這樣的課堂：“你研究案例，與同學討論，分享觀點，甚至挑戰教授！”劉二海回憶道。３７歲的劉二海現在是聯想投資的資深副總裁。  　　也有人說中國的商學院仍然落后于時代。在聯想電腦工作了１２年后，于兵從１９９９年開始尋找商學院求學，他現在已經是聯想的副總裁。當時，不斷接觸西方公司讓他感到，對手在諸如定價之類的問題上是如何仔細研究、反復推敲，相比之下，聯想的決策過程是多么“武斷”。“我們對西方世界的了解并未達到應有的程度，特別是在大企業的正規管理方面。”于兵說。他參加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課程，但在３個月后就退學了，因為教授“完全不懂管理只會照本宣科。”  　　聯想的高管們并未停止挖掘管理潛能的努力。于兵后來進入了由香港富豪李嘉誠投資的長江商學院。于兵認為，由于李嘉誠的關系，這所商學院更懂得商業管理。今年５月，聯想并購ＩＢＭ幾乎垂死的ＰＣ業務時十分坦白地說，主要的吸引力并非業務本身，而是獲得ＩＢＭ的管理經驗。中國訓練管理者的速度無法填補巨大的需求缺口，所以通過并購獲取也不失為一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