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人們要有很多紀念活動，但有一件曾經很大、很嚴峻的歷史事件直到現在也沒聽到提及，那就是公元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 然而現代人有必要再追溯一次那時的教訓，因為它是一場空前盛世下的空前災難。如果把大唐帝國比作一個持續創造驕人業績的企業，安史之亂帶來的，不僅是它經濟實力的大破壞、軍事組織的大混亂，更重要的，是它管理體制和核心團隊的大潰敗。 雖然到了21世紀，在現代企業制度下，董事會和高管層之間可以有一定的相互制約，但企業的社會職能（以競爭求生存）決定了它的日常決策經常是由少數人控制的。在現代企業制度不那么完備的企業里，其內部的管理體制和決策程序與古代帝國相比，有時并無本質差異。 在1250年后的今天，人們仍要考慮：怎樣讓正高速擴張的企業避免日常決策中的失誤日積月累，最終一夜之間全面爆發，造成一場嚴重災難？怎樣讓帶領企業過五關、斬六將的領導者避免在“松一口氣”之間，造成管理的全面失控？怎樣讓董事會（大唐帝國沒有這個）有效監督和干預高管團隊的組建，以保證它不迷失戰略方向？ (一) 安史之亂歷時八年，席卷了半個中國，并先后攻陷國家的兩座都城洛陽和長安。中央政府經過全國動員，死傷無數將士，甚至不得不向回紇借兵，才得以最終剿滅叛軍。但這時中國北方的經濟已被徹底毀壞，口頭宣布歸順唐廷的不少地方節度使也形成了獨立、半獨立的割據狀態。世界上最強盛、最富足的大唐帝國，從此走上了難以逆轉的衰敗之路（趙劍敏，2002）。 為什么有這樣一場空前浩劫？最無聊的解答要數把責任推給女人，也就是從純道德的立場出發，認為是因為皇帝私生活沒有頭緒，整天把精力都花在身邊那位叫楊貴妃的女人身上，才導致管理失控。元稹所謂“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連昌宮詞）云云，基本屬于文學式的瞎編。 但純制度的立場，認為當時社會已發展到國家不再擁有足夠手段管理的階段，反正不是要出這種亂子就要出那種亂子，也不能提供滿意的解釋。歷史不能忽視個人作用，尤其對具體事件負有責任的個人的文化層次、價值判斷，甚至日常偏好，都能反映出大歷史的源流。1 后人大多傾向于把問題歸咎于“CEO”唐玄宗，首先是他的自我陶醉和自我麻痹。但唐玄宗不是個沒本事的人，這位早年就“性英武、善騎射”的青年英雄，在登上權力頂峰之后，也曾任用賢臣，整頓朝綱，使“貞觀之風，一朝復振”。大唐帝國正是在他統治下的開元、天寶年間，經濟才獲得了長達40多年的空前發展（趙劍敏，2002）。 然而就像人們今天仍可看到的那樣，一個事業的成功，一定是一群人努力的結果，比如楚漢相爭中漢軍勝利，貞觀之治以及唐玄宗統治期間的前期繁榮。但是，一個事業的失敗，至少是它失敗的轉折點，卻往往只歸咎于一個人。一個人成就不了一個大事業，卻足以讓一個大事業毀滅，尤其是當一個處于權力頂峰的人從精神上松懈下來，在眼界上開闊不了，或在脾氣上執拗起來的時候。 (二) 唐玄宗就是陶醉在自己的成就中不能自己的時候，把國家卷入了“一曲霓裳四海兵”（李約·過華清宮）的厄運。據說一開始的時候，他似乎也沒有什么非份的念頭，無非是在成功之余，妻子死后，感到身心疲憊，想要放松放松（據說因聽信了某些道教背景的保健專家的勸告）。 但上有所好，下面就一定有人投其所好-這是辦公室政治的法則。于是唐玄宗的身邊也就有了所有那些放松的游戲，有人為他驅趕忠臣，為他掩蓋下情，為他安排女人，甚至慫恿他在國難當頭的時刻做出一系列違反邏輯、有悖常理的決策。不是嗎？不思進取的CEO，加曲道事人的COO，一定會引發一場管理上的“完美風暴”。唐人薛能有一首詩半開玩笑半諷刺地為唐玄宗辯護，說當時天下太平，他無事可做，只好沉湎于聲色犬馬： 丹蒼蒼簇背山，路塵應滿舊簾間。 玄宗不是偏行樂，只為當時四海閑。　 （過驪山） 所謂“天下太平”（“四海閑”），不過是只有幾個人每天要讓皇帝聽到的報告-包括以權謀狡詐而出名的宰相李林甫、以“照顧好領導”為天職的宦官高力士、以不學無術瞎指揮為能事的國舅楊國忠（李林甫的繼任者），以憨厚扮相而騙取了半個國家軍權的安祿山。 這是一個“以百口百心之讒諂，蔽兩目兩耳之聰明”的團隊，與唐玄宗統治前期由姚崇、宋憬作宰相時政興人和的局面，形成鮮明對照。宋人張齊賢甚至說，假設還是由姚崇、宋憬這樣的人繼續作大唐帝國的COO，說不定唐玄宗與他的愛妃真的可以白頭偕老呢： 當時不是不窮奢，民樂升平少嘆嗟。 姚宋未亡妃子在，塵埃那得到中華？ （華清宮） 不過事實上，姚崇、宋憬都是在武則天統治時期就已嶄露頭角的行政人才，到楊貴妃被帶到唐玄宗身邊時，兩人都已作古。 更重要的是，那種昏君（此時唐玄宗已不再是英雄）加忠臣的假設，從邏輯上說并不成立，在實踐上也行不通。之所以皇帝倦于理政，追求放松，是因為他感到天下已定，不必跟姚崇、宋憬那樣的人再糾纏了。姚崇、宋憬都曾讓皇帝感到過為難和討厭。姚崇拜相前提出的10大條件，不亞于一個行政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綱領，也是對君權的限制。宋憬一貫犯顏直諫，還堅持政務公開、決策透明等至今聽起來都“西化”的東西。把這種人留在皇帝身邊，他還怎么放松？于是當這兩人為營造國家繁榮各干了四年之后，就被用小手腕給撤換掉了-皇帝再也不想聽他們嘮叨了（趙劍敏，2002）。 (三) 事實上，到李林甫在政壇上躥升的時候，為大唐帝國締造開元盛世的高管團隊，除了唐玄宗自己外，都已相繼退出政壇。只有一個人，一個恪守儒家價值觀的廣東學者，對皇帝表示過不同意起用李林甫，也在皇帝不聽勸告起用了李之后，明確向他表示過不愿與他共享榮耀。他就是宰相張九齡。但由于不愿與李合作，而唐玄宗也不愿包容他的直率和倔犟，張九齡不久即遭到貶黜。中央政府的日常業務，從此為李林甫一手把持。 關于張九齡，后人記得的，往往只是他寫的美麗詩句“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望月懷遠）云云。的確，此人不但詩寫得好，而且就是因為老宰相張說看中了他的文筆而把他一手提拔上來的，一度“以文章獨步唐廷，當時朝中制詔，多出其手”。 但是，在把張排擠出高管團隊以后，大唐帝國卻不僅僅是少了一位為它起草中央文件的大文豪；與張一道被唐玄宗棄之腦后的，是他在離任前的開元24年，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前19年的公元736年，提出的懲處安祿山的建議。 人們常說安史之亂是大唐帝國的轉折點。但任何政治的轉折點都不是像大地震那樣突然到來的，尚未到來時多少會有跡象，不幸的只是人們對這些跡象一概沒注意，或有所注意但又心存僥幸。但此時的張九齡卻直言安祿山是個未來的反賊，提出應對他采取先發制人措施：“斯逆一懲，底寧萬邦，天下幸甚，國家幸甚”。 可惜的是，對這條建議唐玄宗卻拒絕知賞。因而有后人說，雖歷史記載是把安祿山起兵的天寶14年（755年）定為安史之亂之始，但在開元24年（736年）張九齡罷相、李林甫專權時，大唐帝國的命運就已埋下了“理亂之所分”的伏筆。 當張九齡無比郁悶地告別長安時（四年后就去世了），唐玄宗大概覺得自己還挺有兩下子的：盛世業已建成，忠臣又有何用？只不過他沒想到的是盛世竟如同幻夢，忠臣離去之后，惡鬼必然來半夜敲門。直到20年后，唐玄宗才在去四川的逃亡路上又想起了張九齡。此時兩都已陷，愛妃已死，老皇帝淚流滿面，噬臍莫及。 (四) 人們常把紅花和綠葉的關系比作美景與陪襯的關系，或一美與多美（主要的美和次要的美）的關系，但這些比喻都有不恰當之處。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紅花與綠葉也是互為依存的關系。 在高速發展的企業里，人們往往看到，它們的領導者，作為個人的確是杰出人物，甚至是類似古代英雄君主式的人物。更何況中國的流行文藝也在喋喋不休地表現那些古代的英雄君主，其感染力可想而知。但領導人不等于領導力。沒有一個團隊幫助領導人進行決策，甚至對他進行約束，再杰出的個人也會迷失方向，他（或她）領導下的企業也會喪失領導力。 領導者與高管團隊的關系也是互為依存的關系。紐約心理分析家Kerry Sulkowicz（2004）曾發表論文專門討論CEO與其“親密咨詢者”（intimate counselor）之間的關系，說明這一組關系對企業命運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正如中國歷史上的君主與“近臣”之間的關系時常決定國家命運那樣。這也揭示了領導者不能單槍匹馬發揮領導力的道理。 企業高管團隊需要各種專業、各種經歷的人，但一種人絕對不能沒有，那就是“直道事君”的“忠臣”。忠誠與諂媚的界線是道德。但忠誠不僅僅是道德，而且是一種行動、一種參與、一種具有向心力的激情；在競爭性的環境中，它也往往發揮一種警覺的作用。同樣的道理，諂媚也不僅僅是無道德或道德標準的淪喪，而且也是一種行動、一種介入、一種瑣碎利益對戰略方向的干擾；在競爭性的環境中，它往往起到一種麻痹的作用。 在現代企業里仍會見到李林甫、高力士、楊國忠、安祿山那樣的“曲道事君”者。無論他們出于何種目的，或無目的，他們都在客觀上混淆老板的視聽，敷衍他的事業，護送他踏著飄飄然的步子走向深淵。 不僅中國企業有這樣的情況。不久前英文《財富》雜志也有專欄文章，把CEO比作封閉在父母溺愛中的幼兒，并列舉了他們與受溺愛幼兒的各項共性：他們都被尊為宇宙中心；他們說起話來都語無倫次，而溺愛者（公司團隊）卻毫不介意；他們的興趣都頻繁變幻，而溺愛者則只管一個勁地為他們更換玩具；他們的情緒都喜怒無常，而溺愛者也都會小心侍奉；公司的一切議程都必須按照他們的飲食起居來安排，而且他們的靈機一動還要經常打亂別人的飲食起居，等等（Stanley Bing，2005）。如果不是董事會及時對這些“成年幼兒”采取措施，他們總會有一天面臨晚年唐玄宗所面臨的問題。 貶官之后的張九齡因感到一生抱負不能實現，把更多的心血用在寫詩上： 蘭葉春葳蕤，桂花秋皎潔。 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感遇·其一） 這是唐代最早出現的帶《離騷》風格的詩歌。往日的臣子，盡管內心如春蘭秋桂，依舊純潔、忠誠，卻不再奢望當權者的信任了；他將像屈原一樣在寂寞中離去。《離騷》的藝術極美。可是，當楚國不能起用它的作者，它就行將滅亡了；當大唐帝國的忠臣張九齡每每以屈原自況，它的統治也變得力不從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