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時候，我們習慣了經濟學家“吹拉彈唱”的那些讓政府耳根子發軟的小曲，習慣了他們對于某個企業的類似于包裝促銷性質的所謂“學術演講”，習慣了他們鼓吹的“產業角度”和“學術立場”。 　　中國本土經濟學家通行的行為準則是把自己的良心揉巴揉巴交給企業，用一個所謂“獨立董事”的“虛名”換取一筆還算可觀的“交易金”。并從此喪失自我，見風使舵。 　　比如在國資改制的問題上，經濟學家總是有“辦法”讓作為投資股民的我們歡欣鼓舞并繼續下注。企業管治環境的混亂，促成了他們昧著良心與民營經濟一起膨脹野心，甚至協助后者尋找更多掠奪性的“爆炸式積累”的契機。 　　所以，面對郎咸平對于國資改制的“責難”，他們的反應是集體扮傻式地保持沉默，或者走過場式地虛假支持，或者干脆跑出來直接人身攻擊，說什么郎的動機來自于寶島臺灣當局的教唆，以此壓垮大陸經濟。或者說對于郎的加減乘除式的金融算術邏輯實在不敢恭維，并表示要郎教授讀懂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情”之后，再發言好不好。甚至有學者從郎的代言邏輯出發，直逼“郎又是為誰代言？”以及具有多少“做秀”的成分等等。 　　對于郎咸平的指責，除了來自顧雛軍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威脅之外，中國其他的企業則選擇了沉默。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感覺到了郎的形單影只，在郎希望“能夠有更多的經濟學家和他站在一起”的同時，卻出現了一撥又一撥經濟學家選擇了站到郎的對立面并與之對罵的滑稽局面。 　　在我們為這個經濟學家的人身安全捏一把汗時候，飛射而來的暗箭卻是來自郎教授最希冀的同盟者。 　　前不久，內地經濟學家終于在半公開的情況下，組織了一次聚會。說白了會議的目的就是如何打壓“郎監管”。難怪有人說，郎咸平不過是給臭烘烘的茅坑里丟一塊石頭而已，起不了多大的波瀾，但卻讓我們看清了一群寄生于茅坑的蒼蠅的“嘴臉”。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學家成了寄生于企業的蒼蠅的時候，我們會發現茅坑會越來越臭，蒼蠅會越來越多，而那塊投下去的石頭最終會成為深受“拉屎”者歡迎的一塊踏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