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關于“長三角”與“珠三角”鬧“民工荒”的報道不時見諸報端。據9月15日《新華日報》報道，江蘇省的揚州、鎮江兩市目前用工形勢相當嚴峻。揚州市的崗位與勞力之比已由2001年的0.4：1，擴大到目前的6：1。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也于9月7日發布《關于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承認“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區客觀存在”。 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勞動力市場已由初期的“民工潮”步入到眼下的“民工荒”階段，由過去的“找工難”步入到現在的“招工難”階段。 這些事實無可辯駁地向我們昭示：原有的用工機制已經失衡，亟待營造一個從政策上具有保障功能的新的勞動用工激勵機制。種種現象所暴露出的市場價格調節機制的缺失和不適應問題，正在影響著企業生產的微觀層面和投資環境的宏觀層面的發展。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導致新的人員流動趨向形成。江蘇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葛守昆認為，“目前務農與務工相比，務農比較效益上升了，也就意味著民工打工的機會成本上升了；而另一方面，他們所居城市生活成本又不斷攀升，這就自然而然促使一部分民工作出更經濟的選擇。”前不久中央出臺的一系列增加農民收入的措施，正在改善著農村務農農民的收入狀況，加之今春以來農副產品收購價的大幅提高，必然吸引部分在城打工的農民返鄉種地或從事農副產品運銷的經營活動。所有這些，從理論上講，應會迫使用工企業提高工價，當然，這是解決問題的一個環節。但不少企業還墨守前些年使用“廉價勞動力”的成規，有可能進一步激化“用工荒”。因此，緩解當前部分地區存在的用工短缺問題，無疑是各級政府首先要考慮解決的急迫問題。 筆者認為，要最終解決“用工荒”問題，必須從規范用工行為上入手，設法拓寬和疏通就業通道，提高民工的社會地位，并對民工的勞動價值進行合理的定位，做到既不使“茶葉蛋”擊垮“原子彈”，也不造成“體力活干多也白干”、凡事論功行賞，從而從根本上解決付出與報酬相左的問題。“用工荒”的困境，需要新用工機制破荊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