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革業，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古時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衣服，猿人只好被毛寢皮，皮革成為人類的“另類衣服”，大概濫觴于此。到了商代，已經有“革工”，這可謂是中國制革工業的嚆矢。當然，此時制革業并非市場活動，直到唐代，牛皮才成為市場上可以買賣的商品，《新唐書·百官志》云：“市牛皮以供用。”到了宋代，已經開始用皮革制造刀劍的鞘具和車馬用具等，這是制革成為軍用品工業之開始。元明時期，皮革之用途日益廣泛，對其需求日益增加，但此時中國制革業的生產方式及其技術還處于落后狀態，無法滿足其需求。

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歐美列強一方面掠奪中國的原料資源，另一方面則是傾銷產品，其中就包括鐵路等交通工業所需的皮革制品、皮革配件等。面對中國工業之現狀，很多愛國志士、工商業人士提出了“實業救國”的口號。由此，中國的民族工業開始萌芽發展，制革廠也相繼出現。天津第一家大型制革廠為英商怡和洋行買辦吳懋鼎于1898年開始籌辦的“北洋硝皮廠”，廠址位于天津河北錦衣衛橋附近，不過直到1908年才正式開工生產。當時資本金為白銀78萬兩，該場所用機器購自英國，并以先進的制革技術組織生產，為中國機器制革業的先驅。可惜由于經營不善，民國初年就倒閉了。

另一個創辦較早的工廠是位于三條石的華北硝皮廠，時在1915年，1917年正式生產。經理兼工程師為留學美國的王晉生，他邀請在津的知名人士張伯苓、朱繼圣、周叔弢等人集資30萬銀元而創辦。該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為雍劍秋、楊錦魁等人，經理則是王晉生。華北硝皮廠最初租賃河北金家窯房產數棟，后因房屋不敷使用，遂又在河北三條石東口設立分廠，有廠房二百余間，占地約十畝。創辦之初，制造的皮革有芝麻皮、花旗皮、英軟皮、豬皮、馬皮、羊皮等，品類不少，但不甚精致，未能暢銷市面。為此，王晉生再次赴美，進入普瑞提實業學校學習制革專業，并到制革廠當工人以掌握先進技術。回國后添置大型機器，提高工藝水平。于1937年3月，再次增資至30萬元，專門制造法蘭皮、花旗皮及兩色皮。這三種皮革用做鞋底，經久耐用，一經推出，立刻暢銷，市場供不應求。在此之前的1927年，該廠添制皮帶，其生產的傳動皮帶有“雙象”“象”“馬”“熊”“狗頭”等牌，每日能夠生產各號傳送皮帶一萬數千尺，并制革一百多張。被譽為“華北第一流制革工廠”。淪陷時期，該廠被迫停工，為了不被日本人所利用，拆除機器，遣散工人，出租廠房，以待勝利。

1919年，在直隸省工業實驗所化工科及皮革室工作的韓舉賢、李彪辰二人，成功研制出鉻鞣二浴法，并大力推廣。其產品不僅供應天津當地，還遠銷煙臺、哈爾濱等地，頗受消費者歡迎。不久，二人即受聘一大制革公司，為其建廠做準備。1921年，一大制革公司在京津公路西沽建立。但是由于實收資本不到位，再加上經營不善，未能發展起來。

20世紀30年代是天津制革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相繼開業的有玉記、萬盛和、匯祥、祥茂、義大、中亞等硝皮廠。后來又有鴻記、恒利、鑫華茂、德發源等硝皮廠開業。1936年時，天津有制革廠約60家，職工1000余人，資金達1000萬銀元，年產重革300多萬斤。產品不僅行銷平津地區，還擴及華北、東北、西北、華南、華中等地。質量甚至可以和舶來品相抗衡。也因此，制革業頗有利潤，當時有“能舍爹和娘，不舍臭皮行”的說法。天津淪陷后，日方出資開設了“公大制革廠”和華北制革株式會社，生產的皮革全部供日軍使用。日本投降后被國民黨政府接管，改為聯勤制革廠。這些工廠都以牛皮制革為主。

另外，還有一種是羊皮鞣制。其在天津起步較晚，清光緒年間開業的德義硝皮廠，就以鞣制本色皮革、自制車馬具為主。德順永硝皮廠的徒工朱可臣經過二年多的苦心鉆研，于1925年研究羊皮鞣制成功。價格比進口的便宜一半左右，深受使用廠家的歡迎。后來他又進一步研制成功箱子、服裝、手套等羊皮制品，為抵制進口羊皮革作出重大貢獻。由此，制羊皮革技術開始在一些工廠如同泰硝皮廠、玉豐泰硝皮廠得到推廣，當時天津約有40余家都是以羊皮制革為主。

這一時期，天津的制革廠之所以能有如此發展勢頭，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與天津獨特的地理位置有關，天津地處華北平原，瀕臨渤海，是東西南北的交通樞紐，也是北方重要的經貿中心。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美列強忙于戰爭，無暇東顧，皮革制品進口減少。而國內則出臺了保護工商業者的《商人通例》，為工業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三是隨著國內愛國主義的高漲，抵制洋貨、愛用國貨的號召，開辟和擴大了國貨的市場，鼓舞了民族資本家辦工業的積極性。天津民族工業較大的工廠，多設立于這一時期。據1912年至1920年北洋政府工商部注冊工廠數字統計，萬元以上的工廠達23家，資本總額達1211.5萬元。主要行業包括紡織、面粉、化學、制革等。四是制革行業發展的特點是企業規模可大可小，只要掌握基本技術，擁有簡單設備，即可生產。五是天津開辦有“河北省立工學院”，其化學制造學系中設有制革課，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如一大制革公司廠長韓舉賢、華北制革公司經理王晉生等都是該校畢業生。

總體來說，近代天津的制革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它既帶動了近代天津工業的發展，也為后來天津制革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