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經濟形勢極為復雜，“三重壓力”疊加“兩大變量”，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當前經濟走勢怎么看，堵點卡點怎么打通，怎樣更有力幫助市場主體……針對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熱點問題，記者與長期關注浙江經濟的專家學者開展探討。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企業穩則經濟穩。

疫情之下，原材料上漲、供應鏈受阻、貨運物流不暢、艙位價格多變……企業“增產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矛盾突出，企業間分化持續擴大。

面對壓力，企業怎樣迎難而上?助企紓困，各級政府如何精準發力?本報記者專訪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魏江。

記者：企業當下最擔憂什么?

魏江：企業目前主要面臨“四重困境”，這“四重困境”的疊加導致企業經營乃至生存壓力增大。

首先，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斷鏈。斷鏈原因在于產業轉移，目前出現產業鏈部分轉移的現象，但要整體轉移是很難的，企業對此要有清晰的認知。在浙江傳統優勢產業中，如鞋業、服裝、造紙等輕工業斷鏈壓力比較大，因為這些產業都是短產業鏈，加上越南等地發展勢頭很快，所以很容易出現大規模產業轉移。然而，像汽車產業的壓力就小得多，因為它是由兩萬多個部件組成的長產業鏈，復雜度高，很難轉移。

第二，成本壓力。這個成本不能簡單說是人工成本，而是全產業鏈成本。尤其是小企業，化纖、鋼材、金屬等原材料漲價讓他們喘不過氣來。作為整個產業鏈中最沒有話語權的主體，他們面臨的困難最艱巨。

第三，企業融資渠道不暢。過去常說，大河有水小河滿，但現在大河里的水很難流到小河里去，因為兩者之間存在“腸梗阻”。很多銀行的錢貸不出去，因為針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仍存在不少顯性和隱形的壁壘。同時，民間金融也沒有發揮出“金融毛細血管”的作用，這可能讓很多企業為資金鏈所困。

第四，疫情管控影響。疫情帶來的最大影響源自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比如各地防疫政策加碼影響企業對投資和發展的預期，畢竟穩預期才是重中之重。

記者：被動等待顯然不是辦法，企業如何自救?

魏江：一個企業做得好不好，回歸市場經濟的本質，還是要看供需關系。從生產端來看，企業當前面臨市場、成本、金融、疫情等“四重困境”，供給嚴重受阻。從消費端來看，消費者普遍存在不讓、不敢、不能消費現象。今年前5月，浙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1384億元，同比增長0.3%，這個增幅跟過去比處于低位。

供需關系出現了問題，“四重困境”疊加出現，企業的機會在哪里?我認為，這個命題很難找到一個直接明了的答案。但萬變不離其宗，有作為的企業應該抓住這個機會，沉下心來、潛心向學、埋頭苦干去做一些面向長遠發展的事情，如關鍵技術的創新，強化員工技能的培訓、內部數字化信息化平臺的建設等，過去忙于生產經營，如今可以練練內功。

除此之外，企業要抓好“基礎設施”建設，如數據、供應鏈等。尤其是今年三四月份，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重塑供應鏈，提高供應鏈的韌性和效率。當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持續增加的時候，我國的企業可以組建供應鏈聯盟，梳理產業鏈上下游的本地配套情況，互相協作保障供給。

企業不應該被動等待，而要主動抱團共渡難關。比如，產業鏈末端的小微企業普遍遇到的融資難、資金流動性差等困難，上游企業可通過股權投資等方式，幫助他們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真正發展成產業協同、合作共贏的產業鏈命運共同體。

記者：企業最渴望哪些紓困政策?

魏江：我認為疊加的困境是可以釋放的。政府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創造條件，讓消費者能消費，讓生產者能生產。我尤其希望財政能更加有所作為，比如免稅的力度有沒有可能再大一點，讓企業先活下來;保就業的政策有沒有可能力度再大一點，企業用工能否給予一些補貼等。這些政策可以有特定的扶持對象，公開公正公平地建立一個“白名單庫”，引導點多面廣量大中小企業轉型向好。

其次，要在遵守底線基礎上全面開具負面清單。個別地方的防疫政策不要簡單地出臺“九不準”“十不得”，而是要確立約束底線，設立行權邊界，防止出現“層層加碼”，真正讓人、車、貨流動起來。同理，這個原則也適合于引導民間金融健康穩定發展。

第三，市場行為要回歸市場規律，所有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供需關系，政府要做的就是讓供需兩端暢通起來，而不是過度干預，原材料能買得到、物流能跑起來、錢能借得到……浙江民營經濟就能憑借其頑強的生命力“燦爛”起來。

信心來自預期，預期來自可控性，而可控性來自政策的穩定性。老百姓不敢消費，是因為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因此，政府不能抱著“救活”的思路出臺各類政策，而應該注重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只有政策穩定了，市場主體和老百姓的預期可控了，市場機會自然就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