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場規模呈增長態勢，三大中國品牌躋身奧運品牌價值榜前十

全球運動鞋服市場規模總體呈增長態勢，從2013年的2306.4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3165.5億美元，同比增長37.2%。

、阿迪達斯等國際知名品牌贊助世界杯、NBA、奧運會等大型體育賽事，市場份額均達六成以上。其中，在2018年世界杯球賽中，和耐克對32強球衣的贊助占比分別達到37.4%和31.3%，占總贊助情況的近七成。另外，從2018年現役NBA球員戰靴品牌分布情況，耐克、達斯贊助占比分別為61.0%、17.0%。

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中，國產運動鞋服品牌贊助奧運會大型賽事贏得口碑，其中有三家國產品牌躋身前十，、、361分別位居第六、第九和第十位。但總的來看，國外運動品牌仍占據主要優勢。

艾媒咨詢分析師認為，通過國內外的大型體育賽事的贊助參與，使國產品牌知名度大大提升。但國外運動品牌影響力和競爭力仍優于國產品牌。在市場競爭加劇下，國產品牌應加快提升科技實力，重視科技研發，將新材料、新工藝不斷引進運動鞋制造中。

線下渠道仍為消費主力，中國運動鞋服市場的主要增長來自運動鞋

全民健身的頂層策略為中國運動鞋服奠定市場基礎，中國運動鞋服市場也持續高速發展。

對比線上線下市場，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詢)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運動鞋服市場線下及線上渠道銷售額為465.0億元、144.0億元。線下渠道占比為65.6%，增長值貢獻占比為45.0%;線上渠道占比為33.2%，增長值貢獻占比為52.0%。艾媒咨詢分析師認為，運動鞋服線上電商保持強勁增長，線下渠道仍為市場的消費主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運動鞋服市場的主要增長來自于運動鞋的貢獻。報告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運動鞋服市場中，運動服裝銷售額為192.0億人民幣，同比下降4.4%;而運動鞋履銷售額達423.0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9.0%。

報告指出，憑借廉價勞動力的成本優勢，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運動鞋生產國和出口國。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詢)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運動鞋產量近11億雙，達10.9億雙。

值得一提的是，對比國際/本土品牌，在營收方面，國際運動鞋服品牌顯著高于本土品牌，而在品牌力指數方面，國際運動鞋服品牌處于領先地位。艾媒咨詢分析師認為，品牌影響力不足，品牌覆蓋率仍不足以與國際品牌匹敵。此外，國產品牌銷售額主要來自于中國地區，并未走出去，國際市場仍有很大增長空間。

男性是運動鞋消費的主力人群，跑步鞋或成市場下一個增長點

運動鞋在國內的普及程度越來越高，已成為人們日常出行的一部分。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詢)數據顯示，2018年運動鞋消費人數中，男性占比為44.5%，女性占比為40.6%，可見，男性消費者是運動鞋消費的主力人群。

運動鞋品類的選擇在性別分布上存在差異，報告指出，2018年，童鞋以及青少年鞋最受女性消費者青睞，籃球鞋、足球鞋等運動必需品最受男性消費者喜愛。

另外，在運動鞋色系中，黑色、藍色及灰色貢獻過半的銷售份額，為56.0%，其次為多色、紅色和白色等，主流的6個色系貢獻率達整體銷售份額的85.0%。其中，黑色運動鞋為男女性消費者的首選。

艾媒商情輿情數據監測系統顯示，運動鞋的詞云主要集中在運動鞋的品牌與品類上。其中，運動鞋品牌中，最受消費者關注的為、Nike、亞瑟士、、萬斯;在運動鞋的品類中，最受消費者關注的為跑步鞋、板鞋等。

值得一提的是，報告還羅列了2018年中國跑鞋品牌TOP10排行榜。其中，耐克最受歡迎，綜合得分為88.2，其次為亞瑟士、阿迪達斯，綜合得分分別為86.4、85.9。

艾媒咨詢分析師認為，近年來，我國馬拉松比賽呈現迅猛發展的態勢，馬拉松賽事數量從2011年的22場迅速增長到2018年的1581場，8年間賽事總量翻了近72倍。據調查，40%左右的跑者擁有3至4雙跑鞋。因此，隨著馬拉松賽事的持續火熱以及消費者對跑步的熱衷，未來跑步鞋市場或將保持增長趨勢，并成為運動鞋市場的下一個增長點。

消費者將更注重科技功能性運動鞋服，全面個性化定制將成主流

未來運動鞋服行業競爭將遵循馬太效應，即“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局面。艾媒咨詢分析師認為，隨著行業市場需求的不斷變化，以及消費市場的不斷升級，消費者將更加看重科技功能性產品。國際品牌和國內一線品牌將會憑借自身優勢，獲得大量基礎性消費群體。而二三線品牌將面臨著雙重壓力，生存越來越困難。

報告還指出，全面個性化定制將成主流。全面個性化定制階段是基于獨立個體的個性化審美定制。與此同時，鞋服3D可視化、3D打印、人體數據庫建設及互通互認、三維人體測量等技術將普及應用。

此外，隨著數字化應用的不斷深化，數字化實踐持續獲益，數字化轉型逐漸成為服飾品牌企業的共識。未來，數字化將發展成為運動鞋服行業的基礎設施，一方面極大提升了運動鞋服零售的效率和體驗，另一方面也將企業間的競爭從局部的數字化改造程度引向更高維度的整體數字化運營決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