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動態】第九屆中國·惠東鞋文化節剛剛落下帷幕。

　　鞋文化節始于2002年，一辦就是16年，這是惠東制鞋業從傳統手工業的黃金時期艱難走向產業現代化的16年，同時也是“中國制造”在世界舞臺崛起，又向“中國智造”升級轉型的16年。

　　從1981年造出第一雙女鞋開始，惠東制鞋業至今已經走過了將近40年的路，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時間線幾近重合。可以說，惠東制鞋業是改革開放進程的縮影之一，而這里每一個制鞋人的故事，也是中國鄉鎮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又一個真實印記。

　　1981：港資率先探路

　　惠東鞋商邱天寧去年剛剛過了他的60歲生日。花甲之年以后的第一個年頭里，他依然管理著惠東新星鞋業的一百多位員工，這家廠房建筑面積超過6000平方米的企業，去年生產了幾十萬雙鞋子，全部用于外銷。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惠東鞋業的今天。”在鞋文化節活動現場，邱天寧如是說，他看起來依然精神矍鑠。像大多數年歲已高的老人一樣，他對于時間和數量的概念已經變得含糊其辭，卻依然清晰地記得那些重要的時間點，比如改革開放，又比如他開辦的那一年。

　　隨著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中國重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在廣東，港資成了首批探路的外來資本。這樣的變化同樣也在當時的惠東發生著。上世紀80年代，像其他珠三角沿海地區一樣，當地政府嘗試實行“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政策，這是一種改革開放初期探索的中外合資企業經營模式，由外商提供設備、原材料、來樣，并負責全部產品的外銷，由中國企業提供土地、廠房、勞力。

　　優惠政策的驅動使得香港的企業家和投資者紛紛涌入惠東，1981年，一名賴姓港商在惠東吉隆鎮辦起了鞋廠，并帶來了香港的傳統手工制鞋技藝。當地市場的空白、政策的支持給了這種新產業很大的生存空間，小小的吉隆鎮一下涌現了10多家港商開辦的鞋廠。

　　在八十年代初，這些鞋廠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惠東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問題，“當時進鞋廠打工一個月能掙三四十(元)，那是一筆挺大的錢了。”邱天寧說。

　　彼時的邱天寧還是一名摩的司機，他時常往返于吉隆和黃埠之間，為的是掙一塊五一趟的路費。他的摩托車后座上坐過鞋廠的女工，當然更多的是“香港來的鞋廠老板”，后者是他當時極其羨慕的對象。成日奔走于泥濘道路上的邱天寧不會想到，日后這些港資鞋廠會在幾年內迅速衰落并消失，而他自己就是取而代之的新一批弄潮者之一。

　　1986：異軍突起的一年

　　1986年的冬天，邱天寧賣掉了賴以為生的摩托車，決定和另外兩個摩的司機一起開鞋廠。

　　做出這個決定并不容易。邱天寧對制鞋技藝一無所知，而那些來自香港的商人又對制鞋技術諱莫如深，“連保安都不能隨便進工廠。”

　　“挖人”成了唯一的辦法。邱天寧說服一個在黃埠做鞋的師傅來傳授技術，對方最后卻變卦了。無奈之下，邱天寧只好找來一些在港資工廠打過工的工人，從鞋店買來成品女鞋，裁開，鋪在紙上畫出粗略的鞋模。

　　照著鞋模做出來的鞋并不成形——鞋的雛形有了，但套到腳上怎么都不舒適，于是邱天寧又改了第二次、第三次……最終做出了像樣的鞋子。

　　像邱天寧開辦的新星鞋廠一樣，1986年前后，惠東本地人開辦的鞋廠開始大量出現，扎根最早的港資企業在競爭中逐漸失去優勢，紛紛關停。隨后的十幾年里，以制鞋業為主的民營經濟異軍突起，成為惠東最不容忽視的一股經濟力量。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他的著作《激蕩三十年》里對此有類似的描述——“1986年前后，鄉鎮企業的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他看來，這一現象最讓人驚奇的地方在于，鄉鎮企業從幾乎空白的狀態中突然發展起來，“鄉鎮企業唯一可倚重的是，那些農民創業者比城里的廠長們更熱愛他們的企業，他們認為這是自己的‘事業’。”

　　吳曉波的論證可以在邱天寧的講述中得到印證。對于當時的邱天寧來說，新星鞋業不僅是他謀生的依靠，更是正值青壯年的他證明自己社會價值的憑證，“買賣可以帶來利潤，但更重要的是，買賣是那個年代的標簽，它可以告訴別人你混得怎么樣。”

　　1986年，除糧、油以外，消費品基本取消票證，敞開供應，商品經濟開始成為一個熱火朝天的詞匯。貨幣和商品流通速度變得更快了，這讓邱天寧有了緊迫感。在成功制出第一雙鞋后，他又立即趕制了數十雙，開始了“行單”——他拉著裝滿鞋子樣板的皮箱到本地鞋店上門推銷，如果對方對某一款式滿意，就簽下訂單，他立即回工廠里趕制。鞋店需要的數量往往不多，鞋子做好了，邱天寧再找來三輪車送貨。

　　在初期發展階段，這樣艱辛的買賣是惠東鞋企的普遍發家模式，就像改革開放浪潮里眾多企業家的故事一樣，充滿了個人奮斗改變命運的意味。

　　2002-2018：結束黃金時期

　　崛起過程的傳奇色彩并不能掩蓋惠東女鞋早期發展的弊端。從產業形態看，20世紀80年代的惠東鞋業仍屬于傳統手工業，缺乏標準工藝和材料，因而產出了大量“禮拜鞋”——只能穿一個星期的鞋子，銷路越來越少。

　　邱天寧再次感覺到了緊迫感。1994年，他從臺灣引入流水線，開始了標準化的現代生產模式。多年以后的今天，邱天寧依然覺得那是他多年來做的最正確的選擇，“雖然用流水線生產成本上去了，要二三十一雙，但是訂單回來了，這是最重要的。”

　　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十多年被公認為惠東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但少有人知的是，在越來越多鞋企崛起的同時，也有大批實力更弱的鞋企倒下了。邱天寧在關鍵時刻的重要決斷讓新星鞋業在大浪淘沙中活了下來。

　　2002年，邱天寧在吉隆圩鎮選了一塊6000平方米的地，把新星鞋業的工廠搬到那里去了，這家企業自此開始了它最好的光景——這一期間新星鞋業雇傭了200多名工人，并陸續接到外國品牌的訂單，開始轉做外銷。同樣也是這一年，一個關于中國制造的趣事流傳開來：一個人出國旅游買回一堆紀念品，回到家發現商標上赫然寫著“Made in China”。

　　與代工外銷相對，成立自主品牌是惠東大型鞋企的另一路向。遠東鞋業打造了“牧羊女”的，并在2005年開始進駐全國各地的大型商場，最高峰時開了60多個連鎖店。然而，這些專賣店僅在3年后的2008年就被盡數撤回。

　　2008年同樣是邱天寧銘記至今的一個時間點。全球金融風暴下，外銷通道停滯了，大量訂單延期付款甚至取消。和邱天寧一樣，這場危機讓從事外貿訂單的惠東鞋企感受到了陣陣寒風，隨后幾年里，受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國際市場環境不佳、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響，惠東鞋業進入了寒冬。

　　“辦企業要成功靠的是眼光和魄力，但關鍵還要加一點運氣”，就在惠東鞋業近乎一蹶不振之時，電商開始在全中國興起，鞋企再次找到了新的銷路。與之相關的數據是，2017年惠東全縣產鞋達9.2億雙，其中電商銷售女鞋超1億雙，銷售額近70億元。

　　“是改革開放讓這一切成為可能”，講述這一切時，邱天寧時常帶著一點社會變革賦予的命運感。年過花甲的他還沒有想過退休，他始終相信時代發展會帶來那一點關鍵的運氣，“我想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