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鞋網-國內動態】“鶴山制鞋業馳名全國源于它的貼牌做的好，國內知名品牌幾乎都會選擇鶴山鞋廠作為貼牌工廠。”這是一句教科書一般的話，流傳于熟悉鶴山鞋業的業內人士之間。

　　不同于惠東產業與溫州男鞋的“外來遷徙”，鶴山制鞋業源自于本土久遠的制鞋傳統--源自明清時代的家庭作坊。

　　傳說中，意大利人經由鶴山，看到鶴山做鞋精美，曾相互交換制鞋技藝。嚴格考究就能發現，這個傳說距離現實太遠。不過，意大利卻離鶴山很近：如今，許多意大利品牌都選擇鶴山工廠作為它的代工工廠。

　　與意大利制鞋一樣，鶴山制造的鞋款都要以30多道嚴格的手工工序，層層檢驗，經歷挑、展、磨、鏟、錳、縫、揉、壓、敲打、裁、粘合、修飾等多重工藝。這也是包括意大利在內，許多國內外皮鞋品牌商選擇“鶴山制造”做代工工廠的原因。

　　1987年，整個鶴山只有前進鞋廠、華強鞋廠、大發鞋廠和鶴華鞋廠4家制鞋企業。在上世紀70年代時，只有前進工廠一家制鞋企業。也就是說，1987年的鶴山，現代化制鞋業才剛剛萌芽，一切都在摸索中。而今天，鶴山鞋廠數量已經擴大了250倍。

　　這不是故事的終結，或許屬于鶴山鞋業的時代才剛剛開始。積淀數百年的制鞋業傳統和30多年的現代化制鞋工藝今天應該爆發出怎樣的能量?

　　顯而易見，鶴山制鞋產業在面對做代工還是做品牌這個中國制造業都無法回避的兩難問題時，沒有做選擇題，而是將研發與加工捆綁，形成了強大的“制造資本”，這一模式或許可以為中國制造業的未來發展，提供第三條路徑。

　　八萬鞋匠聚鶴山：被忽視的“制造資本”

　　從九江大橋上一下來，直面而來的是有著鶴山標志之稱的大雁山。從大雁山上可以環視西江更北處繁華的廣佛城市群。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鶴山與高明組成的高鶴縣都隸屬于當時的佛山專區。事實上，這種地理上的天然紐帶仍在發揮作用--鶴山被定位為江門進入廣佛經濟圈的橋頭堡。更深層次來說，佛山、廣州與鶴山都處于廣東鞋業分布圖的一端，另一端是珠江東岸的東莞、深圳與惠東。

　　珠江東岸的惠東有“中國女鞋生產基地”之稱，珠江西岸的鶴山則是“中國男鞋生產基地”，這或許僅僅只是巧合。

　　惠東女鞋產業已經處于轉型抑或被淘汰的交叉路口，與之遙相呼應的鶴山男鞋產業“貼牌做得好”的事實不但沒有改變，反而在歲月和市場的磨礪中日益加強。

　　事實上，“中國男鞋生產基地”的光環并不僅僅屬于政府和工廠主，也屬于無數的制鞋工匠。“制造業養人最難”，鶴山卻擁有不為人所知的簡單、高效的管理模式：一千多個工廠共同承擔八萬個員工，所有老板一起承擔員工管理的風險，共存共榮。

　　人們詫異于在制造業危機四伏的今天，鶴山鞋業并沒有絲毫頹勢，反而迸發出來強勁的生命力。

　　“鶴山還能這么強勢，是因為它真的基本上每家工廠都有它的研發，這方面確實給工廠帶來不小的生存能力，它的生存空間變成‘我沒市場但是我有研發、有制造’。”在過去的20多年間，鶴山易高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志洪沒有離開這個行業，他是鶴山最早一批制鞋人之一。

　　占據制造與研發，“微笑曲線”的上端與中端，這也許能夠證明，鶴山制鞋工廠都是一群饑餓、不滿足的企業，也是今天鶴山制造能夠立足的“制造資本”。

　　世界品牌鶴山制造

　　“2000年，整個鶴山只有100家工廠，你能想象現在有多少嗎?差不多1000家。”鄧任宜是鶴山鞋業發展的受益者，同時也在為此苦惱，因為鶴山鞋廠與訂單數量持續增長的同時，工人總數并沒有得到補充。

　　毫無疑問，鄧是個十足意義上的草根企業家，來自廣西欽州農業大縣靈山。他的漢鵬鞋業皮具有限公司處于鶴山沙坪鎮南筍工業區，一棟不明顯的低層建筑就是工廠的全部。

　　說是工業區，其實并沒有嚴格的界線區分于其它區域。漢鵬不過是鶴山近千家制鞋工廠中的一家。在這個區域附近，不乏鄧任宜的廣西老鄉開設的鞋廠。

　　鄧任宜介紹說，“整個鶴山，廣西人的鞋廠占了90%。”

　　在過去20年間，鄧任宜一直扮演設計師的角色。事實上從一名打工仔，到工廠老板，他熟悉制鞋業的任何環節。1995年，他從打工仔搖身一變，成為制鞋工廠的老板。

　　這樣的變身與許多工廠老板的經歷無異。

　　2001年至2005年，國內諸多品牌鞋生產商開始進入鶴山尋找代工企業。鄧任宜租下5000平方米的廠房，準備大干一場--打造一個擁有600名員工的制鞋工廠。

　　可惜事與愿違，急劇膨脹的鶴山鞋業瓜分了有望歸入他旗下的數百名工人。那5年，鄧任宜損失了2000萬元。

　　“現在版型師、設計師也難找，做得好的師傅都自己開工廠。”鄧任宜說，漢鵬鞋業現在的廠房只有1500平方米，工人近200人，與他的構想相去甚遠。

　　今天，缺少工人和訂單漫天飛的狀況與十年前無異。

　　“所有品牌公司都想和我合作，但是我做不了那么多。”鄧任宜不禁感慨，因為人手不足，他的鞋廠產能被限制在20萬雙。因為訂單多過產能，鄧只能與幾個貿易商合作，溫州品牌男鞋占他產量的很大一部分。

　　老人頭、沙馳、夢特嬌、萊爾斯丹、皮爾卡丹等一大批國際名牌皮鞋均選擇鶴山鞋廠作為代工企業。

　　至今鶴山早期的鞋廠老板仍會提起溫州商人周建云開著老舊桑塔納來鶴山找代理工廠的事情。1998年，周建云花200萬元簽下卡帝樂鱷魚皮鞋中國區總代理，開啟了當時溫州人代理國外品牌的先河。

　　“那時周建云只有兩百萬，交了代理費之后什么錢都沒有了。我們在廣州有檔口，下單就有錢收，所以沒人理他。”信隆鞋業董事長馮寶志介紹說，那時鶴山很多鞋廠老板都比周建云有錢。

　　人們總喜歡用“哪兒有市場，哪兒就有浙江人”來形容無處不在的浙江商人。事實上，鶴山鞋業的歷史比溫州久遠的多，溫州鞋業繁榮很大程度上因為該地區自然資源稀少，加上耕地有限，人們必須更大程度地自謀生路。鶴山是嶺南典型的魚米之鄉，像馮寶志這樣的鞋企老板多是坐地行商。

　　今天，馮寶志的主要客戶都來自溫州。他也是夢特嬌、意爾康、鱷魚、花花公子、金利來等十多個國際品牌的合作伙伴。十多年的制鞋歷程，缺人缺錢缺技術的日子他再熟悉不過，現在信隆鞋廠的訂單同樣多的做不過來。

　　每年諸多品牌的訂貨會，總有許多鶴山鞋廠老板的身影。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鶴山鞋業有著可觀的利潤--大多鞋廠一雙鞋的利潤都在20元以上，這要遠遠高于惠東女鞋的單鞋利潤。

　　過去，溫州商人求鶴山鞋廠代工，現在，鶴山代工依然有足夠的底氣叫板貿易商和代理商，擁有強大的議價能力，這在中國代工界非常罕見。

　　“你不來，我產量一樣那么多，我沒損失，我不出貨給你，你就沒錢賺。”鄧任宜有穩定的合作伙伴，同時充足的訂單是他叫板貿易商的本錢。

　　這樣的狀況多少讓外來人感到詫異--此前溫州大量跑路的企業中不少就是當地鞋廠老板，而鶴山許多鞋廠代工的品牌多出自溫州;另外一方面，而與鶴山空間距離更近的惠東，許多企業因為原材料上漲、資金乏力、不斷上漲的人力成本正面臨難以為繼的困境。

　　人們不禁會想，為什么鶴山鞋業能夠屹立不倒并日益壯大的?

　　八萬鞋匠

　　在2011年之前，黃志洪從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官方對鶴山男鞋制造的優勢表述為：鶴山男鞋從原輔材料、產品研發到生產成型;從機械設備、模具、配件等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營銷網絡從物流、銷售到專業市場、產品展示;從產品質檢、檢測包裝到出口報關等，形成一條較為完整的配套產業鏈，產業特色鮮明。

　　黃志洪并不認為這就是鶴山鞋業引以為傲的全部。因為鶴山真正意義上成熟的工廠并不多，很多工廠甚至連會計、出納都沒有。更多的鞋廠運作方式和鄧任宜一樣，都采取與貿易商合作的方式獲取訂單，部分利潤自然而然收入貿易商囊中。

　　在這個鶴山最大的制鞋企業易高鞋業的董事長看來，鶴山規模以上鞋廠不過幾十家。行業內對于本地鞋企規模的區分在于工人人數，200人是一個分水嶺。

　　在鶴山近千家鞋廠中，規模不大的制鞋作坊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這些鞋廠絕大部分只能稱為家庭作坊，幾臺鞋機、二三十個工人，就是一個廠。事實上，即使易高放到東莞，也只能算是中等規模的鞋廠。

　　“‘怎么會這樣做?這樣的話怎么管理?’外界可能會有這樣的感覺，事實上，這恰恰是他們最厲害之處。”黃志洪對這些數量繁多的鞋廠如何生存心有好奇，此前，他想當然認為這些鞋廠難以存活，而事實卻超出他的預期。

　　“它們省了很多很多制造過程繁瑣的環節，反映非常迅速。政府出臺的一些政策，如社保、最低保障等跟它們一點關系都沒有，不過，小工廠做的普工平均一個月能拿到5000元，甚至8000元。”黃志洪驚嘆道，在全中國難以找到類似這樣的制造模式。

　　不少大鞋廠老板抱怨，大量小廠存在分流了他們倚重的員工，因為大廠工資不可能達到七八千元，沒辦法留住熟手。

　　這些小鞋廠的效率足足是易高鞋廠的一倍，在單價以及開發理念上非大廠所能及。

　　黃志洪介紹，“大部分小廠老板都是做版式、設計出身，老板主要工作就是開發，這樣下面的設計師勤奮度和效益就不一樣。因此，鶴山的整體的設計開發的氛圍很濃厚，小廠都能做出很好的鞋子，沒有開發它就無法生存。”

　　“那種作業方式要求員工必須是全能的熟手，每道工序他們都懂，一個人可以全套做完。而在溫州通常是兩個人才能完成一雙鞋的制作。”

　　這些鞋匠并非單打獨斗，他們需要信息互通有無，他們奉行“圈子主義”--工人可以從這家工廠跳到另外一家工廠做，有單就在這個工廠做，沒單的話可以去其它工廠做，就是非常自然和非常人性化的自由制造市場。

　　形象點說，鶴山就像是一個大而又隱形的工人自由流通的平臺，這些工人在學習制鞋的所有流程以及融合不同鞋廠的風格之后，

　　成為一個全能的鞋匠。

　　黃志洪自嘲，“大工廠培養出來的員工都是幫別人做嫁衣。”

　　在內行人看來，這樣的生產模式與意大利的制鞋工業頗為相似。

　　在意大利最大的獸皮、皮鞋和制鞋生產基地的馬爾凱大區，擁有超過5000家制鞋工廠，雇員數不過43000名。這種基于精小、家庭式運作的制鞋傳統撐起了在意大利這塊靴形國土形成了廣泛的商業網絡。

　　朝鮮前領導人金正日還是意大利奢侈品牌Moreschi的擁躉。Moreschi是意大利手工生產高質量皮鞋的代表。當眾多傳統手工藝正奄奄一息地被套上玻璃罩送進博物館、“量產”，“規模化”變成商業領域關鍵詞的今天，意大利半島傳統的沒有特別大的改變。現在，意大利有60%的制鞋廠仍然在堅持使用手工或者半手工的方式做鞋子。

　　“機器生產的只是標準，而手工追求的才是完美，這就是手工的意義所在。”這是意大利鞋業界的一句名言。

　　在Moreschi家族企業中，設計師、技術師、手工工匠等生產人員是其引以為豪的財富。同樣，對于鶴山的制鞋工廠，設計師以及鞋匠則意味著生命線。

　　馮寶志進入制鞋業時曾請人“不專業”而虧損上百萬元，以至于“到廣州去辦事，沒有路費，找鄰居小店里借50元作為差旅費。”

　　在鶴山每一個制鞋工廠的成長都充滿了不確定性與波折，不過有一點很明確--從一開始，鶴山就不是純粹做“代工”，而是研發捆綁制造，走在“微笑曲線”的上端和中端。

　　“靠開發來賺取利潤。”鄧任宜表示，工廠每年要投入300萬元用于開發，一個設計師的年薪就有30萬元，他們每設計一雙鞋還有0.8到1元的提成。

　　1989年，20歲的黃志洪在鶴山開鞋廠時，就以每月工資5000元的“重金”從廣州幾大鞋廠“挖來”設計師。“1998年，前進工廠生產的鞋子出廠價300多元，從那以后，鶴山就豎立了做男鞋、做高檔男鞋的氛圍。”

　　“我們一年大概要用4至5噸模具，5年大概是20噸左右。”鄧任宜的工廠每天都在生產新的鞋款，“鶴山每天可以設計出一千款鞋，即使放在意大利也做不到。”

　　據黃志洪估計，鶴山有8萬“自由工人”。“如果他們到廣州，一定做不好。也有溫州的鞋廠挖人過去，但工人做了半年就回來了。鶴山對這些熟手的吸引力甚至超過深圳、東莞。這樣的話，熟手都沉淀在鶴山。”

　　“目前來說，中國還真的沒有第二個鞋業產業集群可以替代鶴山。”黃志洪說。

　　重塑“代工”：第三路徑隱現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莫世祥在他的《開放經濟的比較優勢--珠江口特區群及臺灣的實證》一書中認為，臺港澳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歷程表明，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經濟的比較優勢，一般都不超過30年。

　　如果這個規律成立，那么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鶴山制鞋業的“30年大限”已到期。--或許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抱有這樣的想法。不過，現實真的如此嗎?鶴山的代工企業會否就此被拋棄?

　　沉重的翅膀

　　美國《商業周刊》的封面文章曾經這樣說：“中國是最適宜制造的地方，因為那里有持續的經濟增長、訓練有素的工人以及精致的制造流程。”

　　2007年，一本名為《離開中國制造的一年》的書曾風靡美中兩國，作者薩拉是一位中產階級家庭的主婦，前商業記者。她在2005年做了個實驗--全年不用中國貨，結果一家人的生活變得一團糟。面對10美元一雙的中國童鞋和60美元一雙的意大利童鞋，她不得不承認，“價格最終總是戰勝我們的價值觀。我們根本無法拒絕中國出售的產品。”

　　在許多人眼中，中國制造業能夠在二十年間席卷世界的唯一利器就是價格，失去價格優勢，中國制造也就毫無優勢可言。

　　2010年以來，價格這個戰無不勝的中國利刃開始變鈍，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下調、勞動力變貴、原材料漲價，多項因素疊加，像服裝玩具制鞋這些典型的“中國制造”的成本上升了30%左右。

　　2011年10月22日，知名財經學者郎咸平在沈陽的一場非公開演講上說，“勞動成本不斷上升，投資環境惡化，人民幣匯率持續上漲的背景下，中國在國際競爭中毫無勝算。”

　　“請記住中國至少97%的民營企業要仰賴高利貸市場，而高利貸市場的臨界利率已經高達48%以上，最少40%。”郎咸平宣稱，中國得的病叫做制造業危機。

　　郎咸平在廣州演講時曾說，“當你回家炒一盤青椒肉絲的時候，你有注意到這盤菜的價格是由誰控制的嗎?價格都已經被華爾街控制。”

　　這是其一直馬不停蹄地到處販賣兩種理論：六環節論，加息導致制造環境惡化論--“六環節”，就是中國將“產品設計、原料采購、物流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終端零售六大環節拱手讓給歐美”。

　　鄧任宜可能不知道郎咸平是誰，但是接踵而來的訂單顯然給了這個知名學者一記耳光。

　　確實，以人海戰術制造廉價商品為基礎的“世界工廠”中國正在謀求轉型升級。早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廣東就提出過“騰籠換鳥”的雙轉移政策--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面向當地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其中一些較高素質勞動力，向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轉移。

　　雖然這樣的策略并未有明顯效果，但仍可以看出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珠三角中小企業在海外訂單銳減、成本持續上漲、勞動力緊缺、利潤率下滑、貿易金融風險和融資難等因素的全面擠壓下的困境。

　　長期以來以中國珠三角等地為代工廠布局重鎮的跨國巨頭耐克公司，也在2011財年四季度業績報告中透露，越南已經取代中國，成為耐克全球最大的運動鞋生產基地。

　　中國制造在工業化浪潮中淪為平庸，競爭力備受質疑，當下主流看法是，包括制鞋業在內的中國制造還是處在“微笑曲線”的最低端。

　　不過，這顯然是一個誤讀。Prada的家族繼承人兼總設計師Miuccia rada說，她最喜歡中國人做的鞋子。這總是有理由的，不能全部解釋成是為Prada在中國代工作辯解。

　　然而事實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國際品牌陸續開始到中國沿海地區尋找生產基地，全球化就把制造加工這個環節分配到了中國。至今，以江浙和廣東一帶為代表的地區已經形成了非常成熟完善的制造體系。

　　中國皮革協會常委付理事長李玉中經常走訪亞洲以及歐洲的代工廠，在他看來，歐洲所謂的純手工的水平，其實在廣東很多工廠里都能達到，甚至比歐洲的工人技術還要好。

　　在TCL董事長李東生看來，中國經濟未來一定會有大量第二層次的加工廠，這樣中國企業才能實現多元、有活力、有競爭力的發展。

　　“任何技術是互相轉移和滲透的，不能因為強調自主創新，就非要關起門來從零做起，我認為需要有開放的心態，通過積極交流、合作，建立最適合我們起步的跳板。”李東生曾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企業要在發展當中要逐步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

　　代工企業的第三條道路

　　美國品牌Coach有85%的生產是在中國進行，所以在Coach的包里面，總是會看到一個標記，注明“這款包是在中國，由手藝最好的手工藝者精心制成的”。

　　事實情況是，產自原產國的產品已是鳳毛麟角。“Made in Italy”，在很多情況下也可以理解為“Made in Italy by Chinese”。

　　今天鶴山鞋業如同這些苛刻要求中成長的企業一樣扮演的不僅僅是加工者的角色。

　　黃志洪的鞋廠就是意大利排名第一的休閑鞋品牌Geox(健樂士)在中國的代工廠，每年易高有50萬雙鞋的外銷訂單。而鶴山小鞋廠所代工品牌也都聲名顯赫。

　　在中國制造業瀕臨絕境，被迫轉型的新聞漫天飛的時代，黃志洪創立的易高安靜地享受著百麗集團入股帶來利好。

　　百麗集團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鞋類集團，年產量超過2500萬雙，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澳門地區擁有1萬3千多家鞋類和運動服飾類直營店。旗下擁有Belle、Teenmix、Tata等多個自有品牌，并代理包括ELLE、Geox、Clarks在內的八個鞋類國際品牌。

　　百麗收購了易高36%的股份(按公司市值估算)，對于注資的具體金額，黃志洪并沒有透露。業內人士估計，這筆交易可能為易高帶來5千萬元的現金。

　　黃志洪介紹，“我們生產的Geox鞋都要通過香港進口，然后經由香港倒回來給百麗，這里有30%的稅，使得百麗成本高很多，而且它沒辦法做快速反應。”

　　僅此一項，百麗集團每年可以節省數千萬元的成本。黃志洪說，“我們的一些工藝、技術可以幫助百麗生產面向國內的產品。”

　　如果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關于企業基本職責的表述是正確的話，那么易高顯然算得上是一個“稱職”的企業，因為它合理實現了創新和營銷這兩個基本職責。

　　“百麗入股后，易高的活路全部打開了，市場的后路不用擔心了，一年生產幾百萬甚至一千萬雙鞋的平臺。”黃志洪說，易高也不需要擔心企業運作資金的問題。

　　相比鶴山另外兩家致力于打造品牌的制鞋工廠必登高和華爾俊豪，易高顯然贏得更輕松。

　　從1996年至2000年，梁遠光耗資1500萬元通過電視、雜志、報紙、路牌等各種媒介推廣必登高品牌PiTanCo。作為鶴山最早一批鞋

　　業的創業者之一，梁遠光的必登高鞋業皮具有限公司是鶴山鞋業界的代表，PiTanCo也是鶴山鞋業中唯一的“中國馳名商標”(司法認定)。

　　“湖南小孩子都知道爸媽穿必登高的鞋。”必登高行政人事部主管、ISO辦組長溫華耀說，“必登高品牌專賣店有1000多家，我們希望每個區域增加1到2家專賣店。”

　　溫華耀提到華堅集團董事長張華榮說過的一句話，“我做企業做的最失敗的就是沒有自己的品牌。”華堅集團是東莞最大的鞋廠，也是中國最大的女鞋生產集團之一。

　　很顯然，必登高不打算重復這種悲劇。不過，品牌之路并不輕松。

　　“1000家專賣店難以想象，我們100家專賣店都相當吃力。”黃廣深表示。

　　這是鶴山另一家創立品牌的企業華爾俊豪的行政負責人。因為招工難，這家曾經擁有近千員工的企業如今只剩下400人的員工隊伍。

　　華爾俊豪的會議室里掛著“欲與天公試比高”的牌匾，公司董事長麥振欽眼中的“天公”即意大利制鞋業。麥振欽曾豪言，假如我的品牌沖不上去，鶴山就沒有能沖上去的。

　　現在，華爾俊豪自主品牌“意利可”在廣東廣西擁有100家專賣店。黃廣深介紹，每家專賣店投入的現金不少于100萬元，然而結果卻不盡如人意。

　　華爾俊豪是“沙馳”的代工廠。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上，沙馳的皮鞋售價上千元，同樣做工用料的意利可售價只能達到400元。

　　鶴山鞋業另外一家龍頭企業新恒達鞋廠，也遭遇了這樣的困境，這個曾經擁有千名員工的大型鞋廠雖然擁有自主品牌“螞蟻皇冠”，但早已回歸貼牌生產模式。新恒達董事長李作鵬的另一個身份是鶴山市鞋業商會會長，他介紹，現在達芙妮成為新恒達的主要客戶。新恒達也是鶴山為數不多的女鞋制造企業之一。

　　現實中，技術創新能力與市場能力并不是一回事。

　　黃志洪曾在外銷和內銷之間搖擺不定，并非沒有動過打造品牌的念頭，不過，天生的商業嗅覺和同行的境遇比專家們的分析更可靠。

　　易高早已不是那個作坊式的民營企業，這是一家因先天不足而始終處于饑餓狀態的公司。2010年，黃志洪有個不算大膽而已經開始實施的計劃：花費200萬元，在偏遠的貴州銅仁建立自己的生產基地。

　　“把工廠開到農村的家門口去，請當地的農村婦女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照顧家庭，”黃志洪希望通過多花一些時間去把這些人培養成全能的熟手。

　　貴州工廠的終極目標是5000人的規模。想象一下，易高現在規模不超過1600人，5000人足足可以生產400萬對鞋，雖然與市值最大的鞋企百麗相比，這樣的規模并不能代表什么，但是放在鶴山鞋企中，卻足以引起巨大的轟動。

　　另外一方面，黃志洪甚至想象著有一天能和鶴山制鞋小工廠達成某種默契：想方設法將他們與易高的發展捆綁在一起，從而獲得穩定的產品配套，以及龐大的研發團隊、熟練高效的工人--可以應對更多訂單的優質生產力。

　　大公司負責處理普通消費者的大訂單，小公司則可以為個性化定做，量少而精。這或許是一種更加有效的生產方式。

　　盡管當下制鞋工廠不斷增加，甚至有人推測目前鞋業已經過剩，但在黃志洪心里，制鞋仍是一個朝陽產業。

　　和鶴山眾多鞋廠一樣，易高已經不再停留在制造環節，而是向設計、研發這樣的“微笑曲線”兩端延伸，跨越了生存階段進入了發展階段。盡管離真正的“中國創造”還有距離，但他們已經把命運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黃志洪要的并非要一步登天，他還有許多嘗試的機會。

　　誰來挖掘“鶴山制造”的資本富礦

　　去年的達芬奇天價家具涉嫌造假風波，使其代工的東莞長豐家具公司也受到牽連，停工并接受檢查。這讓不少人開始審視代工企業的“罪與罰”。

　　事情剛剛劃上句號，廣東在2月開啟的“三打兩建”更是讓不少鶴山鞋企感到風聲鶴唳。這些以貼牌代工為主的企業，雖然有正規的特許合同，但是相當一部分是異地生產。這個南中國最大的男鞋生產鞋業基地似乎還沒有走出品牌商主導代工工廠的命運怪圈。

　　事實上，研發捆綁制造的鶴山早有能力打響“鶴山制造”的品牌：產品的附加值早已不低、業行地位無可夠替代以及有足夠的議價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鶴山制造”本身就是一個巨大而無形的資本，只不過，鶴山的制造資本仍然是一座沒有被挖掘出來巨大的金礦。人們不禁要問，誰能夠成為真正的挖掘者?

　　非主導產業的際遇

　　2009年，鶴山在廣東縣域經濟綜合發展排名第四位。雖然鶴山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打造嶺南特色宜居城市，但事實上，作為珠三角新興工業基地，其多年一直實行的是“工業強市”策略。

　　鞋業在鶴山的“江湖地位”并沒有“中國男鞋生產基地”的稱號來的響亮。人們稱鶴山為珠三角核心圈第二梯度的區域，是江門“左聯廣佛”的前沿陣地。與廣佛經濟圈有著天然地緣關系的鶴山，除了與廣州皮革市場有著頻繁的往來之外，鞋業與這種地緣關系基本絕緣。

　　另外一方面，梳理眾多公開信息，我們不難發現，在擁有中國男鞋生產基地的同時，鶴山還擁有國家新材料產業基地、中國印刷產業基地以及中國水暖衛浴產業基地的諸多“中字號”基地。

　　在2010年鶴山工業構造中，產值21.5億元的鞋業位列六大產業最后一席，前五名分別是產值52.9億元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產值51.3億元五金衛浴產業、產值48.6億元計算機及電子設備以及產值31.2億元印刷包裝產業。

　　在鶴山本地乃至廣東全省，鶴山印刷業包裝業的名氣遠遠蓋過鞋業。其印刷品出口總值位居廣東省第三位，其中還有產值過10億元的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而全國投入使用的海德堡高速印刷上光機僅8臺，鶴山就有兩臺。廣東省印刷行業投入使用的電腦直接制版輸出系統90多臺，鶴山就有70臺。

　　“十二五”期間，鶴山市將重點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計劃將新能源、新光源、新材料、新裝備、新醫藥以及現代物流、休閑養生業發展成為鶴山主導產業。

　　這樣一組數據或許能夠說明鶴山鞋業的境遇。一鞋企老板表示，“政府認為鞋創造不了大稅收，出不了政績，而且他們認為制鞋有點污染。”

　　一個現實的問題是，鶴山雖然有“中國男鞋生產基地”的頭銜，但難以稱之為“產業集群”--上千家大大小小的鞋廠零星分布在沙坪、雅瑤、古勞、共和四鎮街，只是鞋廠自然的積聚。

　　面對擁有強大制造和研發能力的卻散亂的“鶴山制造”，黃志洪最盼望的是一個超級商貿城，“我想最有效方就是搞一個市場，沒有市場凝聚力不強。像廣州一樣擁有幾個大的市場，我們的鞋廠就可以直接和供應商進行貿易。”

　　這個并不復雜而又在預期的愿望對于鶴山鞋業來說絕對是個利好。

　　2011年8月29日，新濠畔集團董事長劉穗龍投資鶴山新濠畔國際鞋材皮革五金采購中心與鶴山市政府舉行了簽約儀式。然而劉穗龍在結束致辭前的講話似乎印證采購中心難以順利建成，他說，“今天的簽約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鶴山新濠畔國際鞋材皮革五金采購中心的建設還任重而道遠。”

　　據知情人士介紹，這個原本計劃五年內實施的項目，已經將建設時間延長至十年，并且至今沒有動工的跡象。

　　在鶴山市政府的構想中，早已規劃5000畝的鶴山男鞋工業園，用于引導制鞋、制革企業集中生產，引進國際、國內知名品牌生產廠家進園，把工業園區打造成集生產、研發、物流、倉儲、會展于一體，匯聚男鞋高端資源的具有綜合配套服務功能的現代化工業園區。同時不斷完善鞋產品質量檢測中心、研發中心、鞋材市場等配套建設，推動鶴山鞋業朝著生產基地化，營銷網絡化、產品品牌化、市場國際化、規模集團化的方向發展。

　　不過，兩年過去，這個曾令許多鞋廠老板心動的項目還沒有拿到相應的土地指標。這讓許多鞋廠老板有些遺憾：鶴山鞋業“動作最大”的兩個項目都無法在短期內有所成效。

　　“資本”流失

　　黃志洪在銅仁的工廠已經開始生產，雖然現在還只能進行皮面加工，而且每雙鞋的運輸成本多出八毛錢，但是那里的用工成本比這邊便宜一倍以上。“在鶴山生產一對鞋面大概十塊錢，在貴州只需要五塊錢。”

　　黃志洪并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梁遠光在他之前，也選擇在銅仁建立了自己的制鞋工廠。銅仁市正準備打造貴州的鞋業基地，早在兩家企業落戶之前，市委市政府的領導就專程來到鶴山招商。

　　“剛去銅仁沒有合適土地，銅仁市還是想辦法給了我們兩個廠房，雖然這兩個廠房不在一起。”黃志洪對銅仁市政府的服務頗為滿意。

　　黃志洪與梁遠光的“出走”或許能解釋為企業自身的發展邏輯的驅動：一方面銅仁不僅能夠提供企業發展所需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這里有良好的扶持政策以及求“資”若渴的政府。

　　這是不是個案?無人統計，在鶴山產值2000萬元以上的鞋廠才會進入政府的統計范圍。

　　“沒有政府支持和工人這兩塊解決不了，永遠是瓶頸。”鄧任宜介紹說，從2004年開始，鶴山工人工資每年大概遞增15%-20%，工人平均工資超過4500元。

　　鄧任宜算過一筆賬，工廠不開工的話，一個月的開銷將近50萬元。

　　“我們和勞動局商討過這個問題，宣傳不夠，勞動局沒錢。其實這些鞋廠一個給你2千元，30萬元夠不夠，你們幫著在年前一個月和年后一個月做點廣告。但勞動局沒有答應。”

　　不過，許多制造業的城市政府早已開始多管齊下：一方面向四川、湖南等勞動力資源大省派駐勞務機構，吸引外地勞動力前來上高打工;另一方面則在上高設立了省級職業培訓基地，以吸引周邊地區人員前來培訓，并留在當地就業。

　　黃志洪表示，“其實有利可圖的東西大家都愿意去做，而政府可能還沒想明白。”

　　事實上，“鶴山制造”隱藏在紙面數字之下的是驚人的產值，只是誰都不愿意主動提及。

　　“每個工廠都有接不完的單，一個工人一天能生產4對鞋，8萬工人能生產多少?”鄧任宜說，鶴山鞋業的產值早已突破百億元。

　　外行人也許無法知道，他們面對商場專柜琳瑯滿目的鞋款時或許并不能分別出來，哪些屬于鶴山制造，而鶴山的工廠主們卻能從鞋款設計、做工中輕易分辨。

　　然而，即使今天從價格戰中成長的“鶴山制造”顯然不會在貿易商和品牌商的壓榨下進行“自殺式”生產，而長期掌握溫州商人及其代理者手中的“自由裁量權”開始轉向擁有一定的附加值和議價能力的“鶴山制造”，但鶴山鞋業似乎總缺少些什么--唯一缺少的就一個擦亮“鶴山制造”的契機。

　　“在交貨之前，我是大爺，交貨之后，他們是大爺。”一個月間與貿易商交易的不同境遇讓鄧任宜感覺到“做大爺之后再做孫子”的心理落差。

　　在鄧任宜們中間還有貿易商的存在，對于企業和政府而言，一方面，這些貿易商為鶴山企業與其他區域的公司建立了貿易關系，另外一方面，他們的存在意味著許多金錢和稅收悄然流逝。

　　“鶴山鞋業稅收的流失非常大，都給這幫供應商拿到別的地方開發票了。”黃志洪感慨，這些稅收鶴山完全收不到。

　　可惜的是，幾乎所有鶴山貼牌制造的男鞋都看不到“鶴山”的標示，“鞋盒都是品牌公司提供的，上面只會打上與他合作的公司的名稱和地址。”而鶴山鞋廠老板們還要為此提心吊膽：雖然有合約在身，但是鶴山生產的鞋款卻沒有在產品上有所體現，不得不擔心“異地生產”帶來的風險。

　　或許還沒有鞋廠老板因此替品牌商與代理商“挨板子”，但這樣的狀況沒有改變的話，“挨板子”是遲早的事情。

　　“政府可以特許商會，或者以‘鞋業辦’的形式統一管理‘鶴山制造’的品牌。”行業內人士建議，政府、商會牽頭將品牌商和代理商召集到鶴山，由鶴山鞋廠挑選品牌商，改變過去品牌商挑選鶴山企業的格局。

　　不過這一切取決于未來“鶴山制造”的品牌能否打響，沒有集體話語權，也就無法挑戰原有的秩序。

　　當然，這條路還相當漫長，鶴山能否擦亮“鶴山制造”的光環?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鶴山市市委書記郭偉：鞋業要做大“制造資本”

　　2012年2月23日，時隔半年之后，郭偉再次登上鶴山市委全會報告臺，代表市委常委會作工作報告。與鶴山市委十一屆一次全會所作全方面報告不同的是，這一次郭偉的報告點明要“查擺問題”。

　　這個上任不足三年的市委書記自譽為鶴山的“班長”，早在去年九月的市委十一屆一次全會上表示“將恪盡職守，率先垂范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熱情和力量奉獻給鶴山這片熱土，奉獻給勤勞智慧的鶴山人民，真誠希望各位委員支持和監督。”

　　早在上任之初，郭偉就著手調整土地利用的總體規劃，并邀請新加坡規劃大師編制城鄉總體規劃、城市規劃、濱江新區規劃等三個規劃，將全市分為北部商貿板塊、中部工業板塊、西部生態板塊三大功能區。在他的構想中，鶴山建設成精致城市、低碳城市、幸福城市，一座富有文化韻味的城市。

　　這一次，郭偉就向在座的委員拋出“五個為什么”：為什么鶴山經濟規模與地緣優勢不相匹配?為什么鶴山始終沒形成產業集群?為什么鶴山經濟發展效益較低?為什么鶴山城市面貌變化不大?為什么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

　　“鶴山曾經輝煌一時，躋身于全國百強縣之列。盡管我們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長，但舉目當下，百舸爭流，在新一輪區域競爭中已顯示出后繼乏力。”郭偉表示。

　　“五個為什么”多少反映了鶴山作為江門通往廣佛經濟圈橋頭堡失位的尷尬和遺憾，不過，在尷尬遺憾背后，是郭偉破除掣肘邁出的第一步。

　　郭偉的意圖很明顯，從“加快轉型升級，促進幸福共享”的報告主題中就可以窺見端倪。

　　這個地方主政者在擔任臺山市委書記時曾這樣表示：“很多用過去的辦法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我們通過思路的調整創新，可能就可以解決了。如果按老一套的辦法，我們可能會遇到死胡同，會遇到困境。說到底還是：思路決定出路。”

　　顯而易見的是，轉型升級并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不過，對于鶴山下一步如何“對癥下藥”，破而后立，其實作為“班長”的郭偉心中早有韜略。

　　他的韜略是什么?未來的鶴山將以怎樣的姿態突圍?圍繞這些話題，《中國皮業周刊》對鶴山市委書記郭偉進行了專訪。

　　打好“三大戰役”

　　記者：在你擔任市委書記三年間，鶴山發生了一系列顯著變化，這不禁讓人們對鶴山這座珠三角中心邊緣城市側目。那么，作為主政者，你能否為我們具體介紹一下鶴山經濟社會發展情況?

　　郭偉：鶴山市是珠江三角洲一座新興的工業城市。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已形成紡織制衣、印刷、制鞋、電子電器、化工、五金不銹鋼制造六大支柱產業，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工業生產體系。

　　五金及衛浴制造企業主要分布在址山鎮，總共發展歷史只有短短10來年，卻有五金及衛浴企業380多家。鶴山又有“中國印刷產業基地”的稱號，印刷業界的兩大巨頭--投資額達15億港元的鶴山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和投資額5億港元的鴻興印刷(鶴山)有限公司均落戶鶴山市。

　　在發展壯大傳統產業的基礎上，鶴山市委、市政府近年來在引進先進制造業、新興產業等方面狠下功夫，鶴山工業城更是被評為“國家火炬計劃江門新材料產業基地”。

　　2011年，鶴山市實現生產總值188.75億元，同比增長12%;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12.66億元，增長14.8%;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4.08億元，增長21.3%;固定資產投資91.28億元，增長12%。

　　鶴山經濟綜合實力躍居江門市前列，2009年名列廣東省縣域經濟綜合發展力第四位。

　　記者：你在鶴山市委十一屆二次全會上說，因為產業沒有形成集群、土地指標限制等因素，鶴山在新一輪區域競爭中已顯示出后繼乏力。我們也從你的報告中獲得一個關鍵詞，就是轉型升級。下一步，你將如何系統規劃鶴山的轉型升級?

　　郭偉：在轉型升級的戰役中，鶴山現在正在進行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構建兩大市級發展平臺：鶴山低碳谷，依托鶴山中部谷地生態環境，整合鶴山工業城和鶴城、共和工業園區，重點發展新光源、新能源、新材料、新裝備、新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力爭五年內低碳谷工業產值超過300億元，成為鶴山工業第一引擎。鶴山物流港，規劃建設集物流、倉儲、保稅、先進制造業及配套服務于一體的國際物流港區，重點跟進全球最大物流企業美國普洛斯項目以及鋼材、農副產品、紡織等專業市場，拉動千億物流市場發展，逐步把鶴山建成珠江西岸的樞紐城市。

　　二是培育高端產業，追求效益經濟。把握珠三角一體化趨勢，搶占產業鏈高端環節，積極引進各類企業到鶴山設立總部和財務中心，發展區域性總部經濟。加快建設新濠畔國際鞋材皮革五金采購中心、址山衛浴五金商貿城，促使鶴山從“貨品生產地”向“商品集散地”轉變。實施《鶴山市現代農業發展總體規劃》，著力發展高效生態農業，促進農業轉型、農民增收。

　　三是集聚高端人才，發展創新經濟。依托鶴山生態和區位的復合優勢，創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制定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設立創新創業專項基金，推動人才、技術、資金、信息等生產要素加快集聚，促進鶴山由“打工者樂園”升級為“創業者天堂”。

　　今后五年，是鶴山跨越發展的關鍵時期，特別是珠三角一體化進程加速推進，產業轉移、要素流動，信息共享將更頻繁、更便捷，這為鶴山這個橋頭堡加快轉型升級帶來了新的機遇，我們將借勢發展、乘機而上。

　　要做大“制造資本”

　　記者：你的報告中提出“為什么鶴山始終沒形成產業集群”。具體到鞋業而言，這個鶴山最早的產業不僅形成了一定規模，而且擁有了享譽全國的美名，但似乎至今鞋業企業仍是各自為戰。作為鶴山的掌舵者，你在力推轉型升級的戰略計劃中，對鞋業未來的發展又有著怎樣的思考?

　　郭偉：政府的目標是希望企業升級轉型，鶴山制鞋業要抓住產業政策調整機遇，走綠色生態、質量安全和循環經濟的新型發展之路。

　　鶴山擁有“中國生產基地”的區域品牌。鶴山市制鞋業產業集群效應明顯。目前形成以沙坪街道辦、雅瑤鎮、古勞鎮、共和鎮為主的特色產業帶，男裝鞋品牌在國內同行中處于領先地位。

　　雖然絕大多數鞋廠仍是代工生產，不過，跟其他地區鞋業不同之處在于，我們并不是簡單的加工，而是研發與加工捆綁，形成一種工業“制造資本”。

　　每天鶴山能研發出1000對以上鞋款，這個研發設計能力，比世界上任何鞋業制造基地的研發能力都要強大。因為擁有良好的做工和強大的研發，全球市值最大的鞋企百麗集團甚至入股鶴山易高鞋業30%的股份。

　　現在，市委、市政府計劃建設占地5000畝的鶴山男鞋工業園，引導制鞋、制革企業集中生產，引進國際、國內知名品牌生產廠家進園，把工業園區打造成集生產、研發、物流、倉儲、會展于一體，匯聚男鞋高端資源的具有綜合配套服務功能的現代化工業園區。同時不斷完善鞋產品質量檢測中心、研發中心、鞋材市場等配套建設，推動鶴山鞋業朝著生產基地化、營銷網絡化、產品品牌化、市場國際化、規模集團化的方向發展。

　　我們希望通過政府引導、園區依托、企業運作，讓更多國際、國內知名品牌生產企業進入工業園，一方面帶動鶴山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促進鶴山鞋企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中國鞋網-最權威最專業的鞋業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