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鞋網-行業新聞】制鞋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之一，為我國進出口創匯和增加就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可與發達的制鞋國家相比，雖然我國是制鞋大國，卻不是制鞋強國。深究于此，在這充滿競爭力的時代背景下，正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

    越南：無懼低層次超越

    奉行輕資產模式的耐克沒有自己的工廠，產品都來自于代工廠，的代工廠地域分布已經發生巨變：越南已經成為耐克鞋類產品的第一大來源地。近年來，越南正以免稅、廉價土地和更廉價的勞動力等優惠條件吸引鞋、服裝及計算機芯片的制造商。越南工人的平均工資只有中國沿海制造業中心的一半左右。越南的吸引力如此之大，甚至連中國企業都開始遷往越南。

    每6雙耐克運動鞋中，約有1雙來自于泰豐企業。2010年，中國大陸的代工廠占泰豐企業出貨量進一步降低為23%，越南維持51%的份額。泰豐企業將把重心放在中國大陸內需市場龐大的成長商機上，而越南代工廠所占的份額預期在未來幾年可達該公司產能的55%以上。“大陸地區近年來的勞動力成本上漲與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經營難度，基于長久以來集團各廠皆以勞動法令所規范的高標準給付員工薪資與相關福利，這些成本的增加多已逐步反映在前幾年的經營成本上。”

    耐克公司另一家重要的代工企業，裕元集團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與2003財年相比，集團2010財年在中國大陸、越南、的生產線增幅分別為40.4%和53.8%。裕元指出隨著珠江三角洲地區生活水平提升，加上政府訂立最低工資規定，大陸勞工成本應會上升，因而在越南繼續發展生產基地。越南雖然成為耐克鞋最大的生產基地，僅是耐克的代工企業將產能轉移到成本更低廉的越南而已，但與“”本身無關。

    在制造業從業者看來，在世界市場獨領風騷10多年的“中國制造”的地位正發生變化。不過，業界經營者強調，“越南制造”不會取代“中國制造”。對于“越南制造”而言，最好的結果只是作為“中國制造”的補充，不少海外企業也正考慮或已經將自己的研究中心搬到中國。中國企業已經從模仿走向本土品牌，與耐克等國際品牌的差距在縮小，中國本土的制造企業已經超越了代工、模仿階段，邁向創立品牌的階段。

    耐克鞋部分代工業務轉向越南非常正常，對國內就業影響也有限。在領域，中國企業已經超越了微利求生存的代工階段，成功邁向自主品牌階段，從這個角度來看，越南取代中國成為耐克鞋的最大代工基地不算是好消息，但也絕不是壞消息。

    日本：避免重蹈其覆轍

    最早耐克的工廠設在日本，隨著日本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以及日元的升值，生產基地移到了韓國和中國臺灣。后來韓國和臺灣的成本上來了，耐克開始把生產基地遷至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和中國香港，同時調研未來的長期的生產基地在哪里，在比較中國和印度之后，選擇了中國。1981年，耐克開始在中國生產運動鞋。接下來的30年里，中國很快成為耐克運動鞋的最大生產國，直到2010年被越南超過。

    為控制人力成本，耐克在近30年里不斷搬遷自己的主要生產基地。日本也曾是耐克等大型海外企業世界工廠的一部分，但后來因勞動者工資太高被舍棄了。中國的人力資源價格正在上漲，導致越來越多的國際制造商正將自己的工廠搬到勞動力更便宜的東南亞國家去。
以勞動者的低薪和環境成本為代價換來的代工貿易繁榮和GDP繁榮，并不是真正的國民財富和經濟繁榮，只是一種“貧困化增長”，這種“血汗工廠”的模式不具備可持續性。

    中國制造業者需要做的，只是堅持產業升級，努力加快高附加值產品生產的策略。與此同時，海外企業正加大在中國的研究投資，在中國新建研究中心，或者將研發中心移至中國，高科技資本正在進入中國。

    “制造業一般生產正在轉出中國，這是中國產業升級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陣痛。”南京大學商學院的一名教授這樣說道。他認為，中國在轉型過程中要循序漸進，延緩轉型過程，為高科技競爭作準備，“否則會重蹈日本覆轍”，即產業轉型過于匆忙，在進入高科技產業階段后人力成本過高，優勢喪失，產業轉型最終“半途而廢”。

    美國：制造業回流的威脅

    最近美國佐治亞州一家工廠竟然向中國出口筷子的新聞則刺激了人們對美國制造業回流的理解：無論是高端還是低端，中國都要遭遇到美國制造業競爭力的挑戰了？

    美國商務部一季度報告顯示，美國制造業出現了對外投資下降和稅收利潤上升趨勢，美國“再工業化”戰略正在生效，美國的實體經濟正顯示振興跡象，美國制造業回流趨勢將會不斷加強。

    中國的勞動力實際成本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上升，這是一個非常高的速度。中國的通脹水平已經上升了6%以上，而美國大約在3.5%左右。如果通脹保持2.5%的水平，再假設中國勞動力價格相對美國人年均上漲15%，那么2020年之前，中國的“廉價”成本則完全消失。如果，再將高昂的跨洲運輸成本算進去，回流的動力更加充足。美國制造業在中國生產，主要是銷往美國。高油價帶來的高運輸成本，是一筆可觀的開銷。

    還有就是“資本—勞動”轉換問題。以Master Lock為例，它在中國的生產線并非是最快的生產線，因為中國的勞動力很便宜，那么可以將資本密度較低、技術水平稍低的生產線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結合，從而達到最優的經濟安排。現在，Master Lock回流美國，因為在美國的生產基地投資的生產線是最先進的，效率可能會比中國高出10倍以上，這足以彌補美國工人勞動力價格比中國高出6倍的差距，是用更多的資本來彌補勞動量，從而形成技術效率提升下的新經濟合理安排。

    美國用新技術和生產線的效率調整了美國制造業崗位的全球布局，對中國這樣的國家殺傷力巨大，因為美國制造業投資中國是按照“低資本和低技術加勞動量”的組合方式，這種組合在目前的態勢下是很脆弱的，也是很容易發生重大轉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