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鞋網1月23日訊，2004年9月14日下午，西班牙東南部的小城埃爾切貼上了許多煽動游行示威的大標語：“埃爾切市民們，讓我們團結起來，把埃爾切所有亞洲鞋都趕出去，把運送亞洲鞋子的集裝箱全部燒光!”

　　9月16日下午，埃爾切城的中國鋪紛紛提前關門，陳九松也早早關了店面。當近400人的隊伍呼喊著：“中國人滾出去！”“我們要吃飯！我們要生存！”的口號游行到陳九松的門口時，他的一個集裝箱貨柜剛從波蘭運達中國鞋城準備卸貨。一時間，一個個貨柜被游行的西班牙人踐踏、焚燒，倉庫也陷入火海，大火照亮了埃爾切的天空……

　　陳九松的損失達到1000萬元。對他來說，這是一生都難以忘記的噩夢。面對熊熊大火，在這里經商的中國人弄不明白：他們為西班牙人提供了價廉物美的鞋子，并給當地政府增加了財政收入，但合法的經商活動為何遭遇到如此慘痛的打擊？

　　之后，埃爾切的中國商人開始思考對策。人們意識到，縱火事件固然是個極端，但摩擦時代的艱巨持久才是事件的真實背景。要想全球化生存就必須正視摩擦、不斷解決摩擦。

　　我們把西班牙擠破產了

　　一周后，埃爾切再次爆發排斥華商的示威游行，只有20萬人口的小城有數千人上街。參加游行的大都是當地制鞋企業的工人和老板，他們表示：現在制鞋工人中的失業率已經高達30%，要求政府盡快解決來自中國鞋業的巨大沖擊。

　　埃爾切，素有“歐洲鞋都”的美譽。但隨著西班牙經濟的迅速發展，勞動力成本開始上升，鞋廠開始出現了外遷趨勢，一部分西班牙廠商將工廠轉移到了葡萄牙等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同時，中國鞋商開始進駐，帶來了更廉價的鞋。

　　這恰恰是西班牙人的憤怒源。西班牙企業生產一雙旅游鞋最低價格為20歐元，但中國人生產的同樣旅游鞋僅為3到4歐元，甚至2歐元。據西班牙當地的報紙報道，由于中國鞋大量進入，西班牙鞋廠工人失業人數劇增，2002年埃爾切有12個西班牙破產，2003年增加到14個，2004年頭7個月猛增到26個，1000多工人失業。

　　但是，陳九松們也倍感委屈，他們覺得當地工人失業不應該全部遷怒于中國商人。因為隨著中國鞋商的大量進入，埃爾切的不少制鞋商也成為獲利者，他們有的把工廠改為倉庫，高價出租給中國商人，靠出租房子賺錢，日子過得挺舒服；有的改行變為進口鞋業經銷商，自己去中國進貨，效益反而比辦廠好。特別是一些大的品牌鞋商，則把生產基地移師中國和東南亞，因為那里的勞動力更廉價，而一些原先靠接他們訂單生存的制鞋廠（作坊）就無法生存，只能關門。

　　這些情形陳九松們無法解釋給當地人，尤其是那些失業的工人，因為他們沒有一個行業協會性質的組織與對方對話，溫州商人們也多是“自掃門前雪”。何況大家與所在社區的關系也不是很好，投訴華商不注意社區衛生、低價競爭和超時營業的埃爾切人越來越多，這令政府很頭疼。

　　但埃爾切的華商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嚴重問題。2004年年初，法國巴黎的流行示威沒有讓他們警覺。當時，巴黎的當地居民抗議中國商人破壞了他們安靜整潔的生活環境。當地居民指責說，中國商人只知賺錢，貨車經常取貨卸貨直至深夜，街面也變得不太整潔，原來的面包店、肉店、鮮花店、小酒館等方便當地居民生活的店鋪漸漸被中國人買走，成了一間連一間的服裝批發店，徹底破壞了以前安靜整潔的生活環境。而這樣的事情同樣發生在埃爾切。

　　大火燒出貿易磨擦新思維

　　突然發生的燒鞋事件打亂了溫州市鞋革協會秘書長朱峰的工作。至2004年9月12日，溫州榮獲“中國鞋都”稱號整3年，其時，朱峰和他的同事們正對近3年來的成果回顧、盤點，西班牙的壞消息傳來后，“工作總結變成了危機公關”，多少還有點措手不及。

　　“燒鞋事件是對溫州企業的惡意傷害與侵犯，太不公平。”同時，朱峰也清醒地認識到，“溫州企業走向海外，需要智慧營銷，采取一切措施維護自身品牌形象，擺脫地攤作風，多一些潤滑少一些摩擦，否則就會使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變成‘憤怒的拳頭’，加劇摩擦與沖突。”

　　雖然這是一個極端事件，但放在入世后中國頻頻遭受國際貿易磨擦的大背景下，就會發現這件事的發生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說：“中國制造的發展，主要靠替代，靠成本低而產生的替代。所以我們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之上，是建立在對現有企業產生一定的殺傷的基礎之上的。”

　　溫州企業家開始反思。他們發現，走出國門后，自己的優勢恰恰也是劣勢所在：將價廉物美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后，就可能轉變為劣勢而腹背受敵；在國內奉為至寶的產供銷一條龍模式到了國外就有可能水土不服，甚至惹來別人的怨恨。

　　早前，溫州鞋來到埃爾切時，往往是由第三方來代理。后來，溫州鞋商開始自己在埃爾切設立攤位，溫州鞋逐步以工貿一體的方式大舉進入，他們既是出口商、進口商，又是經銷商、營業員，這樣可以把所有環節的利潤都賺走。朱峰認為，這看起來是好事，沒想到已埋下禍根，因為這樣等于是把該讓別人賺的錢都自己賺盡，自然會“引火燒身”。2004年上半年，溫州鞋席卷市場的時候，西班牙行業協會的主席就開始號召西班牙人抵制中國鞋。

　　為了修復關系，2005年7月，溫州鞋業協會組織了一批企業家專程前往埃爾切，與西班牙鞋業協會溝通協調。他們一方面讓西班牙人了解溫州鞋企的經營和發展狀況，一方面表示可以幫助西班牙開通中國渠道，使其高檔鞋進入中國市場。同時，支持西班牙鞋廠到溫州生產，實現品牌與生產資源互補。

　　此外，他們還要求在西班牙的中國鞋商調整自己的經營模式，把自己融入當地社會，招收當地工人，學會與當地人“雙贏”。

　　“一把西班牙大火燒出了我們破解國際貿易壁壘新思維”，溫州市鞋革協會理事長陳錫強說。溫州商人對“大火”有著特殊的情愫，上世紀八十年代，杭州市武林門一把大火燒掉溫州生產的5000多雙假冒偽劣皮鞋，幾乎全國各大商場都抵制溫州鞋，溫州鞋一時成了假冒偽劣的代名詞。那把火讓“溫州制造”痛定思痛才有了今天的輝煌。而此次西班牙埃爾切的大火則燒醒了溫商的雙贏意識。”

　　替罪羊，還是瓷器店里的大象？

　　燒鞋事件發生后，國內的學者紛紛表達自己的觀點，一種論調是：不能狹隘地把燒鞋事件跟“溫州模式”聯系在一起。現在，“中國制造”已經開始成為國外制造商的眾矢之的，中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為“中國制造”帶來了無人能及的價格優勢，也令“中國制造”陷入泥潭。所以，“溫州模式”所面臨的問題其實就是“中國制造模式”所要直面的。尤其是再過幾個月，紡織品自由貿易時代就要降臨。紡織業財富大轉移的規模將遠甚于鞋業，紡織業的陳九松們該怎么辦？

　　這是一個略顯緊迫的問題。3個月后的圣誕節，住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的經濟新聞記者莎麗邦加妮面對圣誕節宴會結束后亂七八糟的家，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從電視機到網球鞋，再到裝飾圣誕節的燈泡、地板上的西方人偶，無不都是Made in China。于是，她做了一個瘋狂的決定：和家人一起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不使用“中國制造”。

　　最后的結果是，一年后，邦加妮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書《沒有“中國制造”的一年》，她在書的最后宣布：“原本想讓中國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但后來才明白中國原來已經滲透到我的生活中，這令我非常吃驚。我和家人決定向現實妥協，否則為此生活不便和代價真是太大了。”

　　沒有比邦加妮的經歷更說明現實了，廉價是“中國制造”制勝的唯一武器。一個數據是，加入WTO的2001年，中國外貿規模為5000億美元，到2004年時就突破萬億美元大關，隨之而來的則是不斷的貿易摩擦。

　　“正因為我國的產品有競爭力才會有貿易摩擦與抵制，即便突破現有抵制，也會有新的制約，貿易摩擦永遠不會消失。”時任商務部WTO司副司長的張向晨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一位經濟學家將中國當前頻繁遭遇的貿易摩擦境況比作“一只大象走進了瓷器店”。

　　美國人認為自己也受到了“大象”的威脅，他們發現2004年的就業增長水平偏低近40%。“消失的工作崗位”絕大多數屬于與貿易有關的制造行業。許多政界人士、工人和商業領袖迅速做出結論，上述情況的出現是不斷擴大的貿易赤字所致，因此中國成為這批憤怒人群的眾矢之的。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美國老牌的商業類雜志《商業周刊》在2004年底時刊發了一篇文章——別再拿中國做替罪羊，否則悔之晚矣，文章的作者勞拉泰森是倫敦商學院的院長。勞拉泰森說：把美國工人目前所面臨的困境歸咎于中國是個錯誤的判斷。他舉例表示，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大多是工業制成品，生產這些產品的工人收入僅為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的4.5%。自2000年以來，導致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升高的原因中，貿易問題的影響力只占12%。更主要的原因還是出口乏力，而不是來自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商品的飆升。

　　中國的專家及官員則試圖從自己的立場來化解這種令人尷尬的局面。2005年5月，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赴法國巴黎參加“中法中小企業合作洽談會”。那幾天，7000多萬件紡織品滯留在歐洲各大港口，無法進入歐盟市場，歐盟委員會決定對中國進口的9類紡織品進行調查并實施制裁。當被問到中國對紡織品傾銷的態度時，薄熙來這樣回應道：“各位也許沒有計算過，中國只有賣出8億件襯衫，才能進口一架空客380。”而在過去的兩年里，中國購買了30架空中客車飛機，其中5架是昂貴的空客380。

　　不斷涌現的事實再一次告訴大家，摩擦永遠不會停止，而摩擦的主動權更多的掌握在游戲規則制定的一方。如何制定規則，參與規則，成為商界一直難以解答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