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日報》發表兩篇文章：《干得多，能掙得多嗎？》、《提高“勞動所得”勢在必行》，呼吁改變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由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過低，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干得多，掙得少”，制約著百姓消費能力和生活質量的提高。而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50%左右，而在中國則不到10%.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國則不到42%.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在中國這場收入分配改革的權利與權力對決中，我們將擁有一個怎樣的未來呢？

　　訪談嘉賓

　　孫群義：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秘書長

　　卓勇良：浙江省發展與改革研究所所長

　　夏業良：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

　　1914年1月5日的早晨，亨利-福特，一個還不甚知名的汽車制造商，宣布將支付工人每天8小時工時最低工資5美元。這一舉措，既縮短了每日的工作時間，又將大多數工人每小時的工資數額提高到了原來的兩倍以上。這并非是勞動力供給不足，相反，福特的工廠的門口排著幾百人的失業者長龍，福特的初衷是：“我要讓我的工人能買得起我的T型車”。

　　這一看似違背“常理”的決定，卻給福特帶來了回報。工廠的生產效率增加超過了2倍，利潤也隨著增加。福特的發現，也為經濟學對勞資關系的解釋帶來了新的視野，即雇員將對更高的工資報以更大的努力。從此，福特成了一個全世界家喻戶曉的名字。而福特主義則締造了美國的中產階級。

　　福特要是在今天的中國，一定會是眾望所歸的英雄。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創造了舉世矚目的財富，卻也產生了貧富差距極化的現實。

　　一組組數據，無不在提醒著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財富格局。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卓勇良，2006年就研究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問題，他用兩組數據來提醒痛苦指數增長的嚴重性。第一個數據是勞動和資本的收入差距，1985年在每一元GDP分配中，勞動得到0.56元；2008年，勞動在每一元的GDP分配中，只能得到0.36元。資本得到了高于勞動的收入份額，我的估算是約40%，比勞動所得高10多個百分點。再一個數據就是關于浙江城鎮收入差距大幅擴大的數據。1990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2.77倍。而到了2008年，這一收入差距達到8.32倍，擴大了整整3倍。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和趙人偉等學者一起，曾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進行了四次全國范圍內的大型居民收入調查：從1988-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藍皮書表示，全國85%家庭買不起房，房價遠遠超出家庭收入，土地招拍掛制度導致寡頭壟斷。2009年農民工的房價收入比為22.08倍，對于農民的城鎮房價收入比為29.44倍。

　　根據央視《經濟半小時》的一份調查，有56%的經濟學家和企業家認為當前經濟面臨明顯的通脹預期。如果低收入群體的薪資無法增加，那么基本生活將會受到影響，“窮忙族”將會進一步涌現。

　　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把過去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轉變為內需拉動，成為當前的重中之重。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這顯然與福特主義不謀而合。可是，相同的理路卻是不同的“國情”，在中國這場收入分配改革的權利與權力對決中，我們將擁有一個怎樣的未來呢？

　　勞動所得遭“雙重擠壓”

　　時代周報： “干得多，掙得少”，“除了工資不漲，什么都在漲”，這成了多數人的一種普遍感受。時下，“勞動所得偏低”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這反映了一種現在的經濟現實？

　　孫群義：全國大約有7.6億勞動者，大致可分布在三個層次的勞動力市場。第一個層次是高端勞動力，這是供不應求的，工資水平主要是受國際同類勞動力薪酬的影響，工資漲幅是最大的，數量大概是兩三千萬；第二個層次是接受過系統專業技術培訓，有一定專業技能的熟練勞動力，數量約有一個多億，其工資水平主要受企業效益及行業、地區關系影響；剩下還有6億左右是屬于一般的勞動力，是第三個層次，一定時期內，低端勞動者是供大于求的，是低工資、多就業的市場格局。

　　卓勇良：中國當前勞動所得在GDP中的比重，大致只相當于美國這一數據的1/2，歐洲的3/5，日本的7/10.

　　當前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是多因素交織而成的。第一，勞動力供大于求。第二，政府存在著嚴重的重資輕勞的政策取向。這就導致了投資饑渴癥，在GDP考核或者說GDP主義的驅動下，特別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非常積極，但是對工會的建立、提升工人的談判能力，就不積極。第三，低估人民幣匯率對于勞動利益的長期損害。

　　夏業良：“收入分配嚴重不合理”，這種聽起來貌似合理的說法，背后反映的是市場化機制在萎縮，而計劃思維越來越強化，越來越多地要依靠權力。中國市場化的進程推進了這么多年，現在回過頭來，又要依靠行政機制來調節社會收入，這是一種倒退而不是前進。

　　時代周報：完全靠市場化，可是由于職工與企業是不對等的，我們看到了“血汗工廠（專題）”。

　　夏業良：：過去的“民工潮”，到現在的“民工荒”，就是一種市場反應機制，反映了一個真實的勞動力配置狀況。現實并不是人們想象的，勞動力是無限地供給，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是“血汗工廠”，你就是招不到工人。有些人覺得自己能夠替代市場，其實沒有人能夠替代市場。所以這是不用討論的，我們要討論的是，如何把影響市場化進程的障礙給搬除。是計劃安排得合理，還是市場安排得合理呢？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已充分地做了證明。現在怎么又想走回頭的老路呢？！

　　時代周報：有一種說法，勞動所得偏低是源自一種雙重擠壓，即“利潤侵蝕工資”“稅收侵蝕工資”，大多數人成了“窮忙族”？

　　孫群義：1990年代初的時候主流觀點有兩個判定，一個判定是“工資侵蝕利潤”，當時是國有企業為主，工資增速過快，所以說要調控這個比例關系。當時物價還是計劃經濟，要控制消費基金的增長，所以要對職工收入的增長有所控制；還有一個判定，在財政收入里面，整個GDP里面財政收入比的下降，財政收入里面中央可調控的比例下降。所以在后來的宏觀政策調節上，就是控制工資的過快增長，加大財政收入的比重，加大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目前的狀況不能排除當初的宏觀決策因素。這個結果不能說是失誤，而是有一定的政策導向的結果。

　　畸高房價是個毒瘤

　　時代周報：收入是個相對論，房價就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如今，“蝸居”成了這個時代的代名詞。

　　孫群義：高房價把大部分中產階級全部打到窮人堆里去了。比如，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名義上是富人，至少也是個“百萬富翁”了，可實際的生活水準是在窮人堆里。

　　比如說北京的房價，西二環外有個小區現在差不多一平米兩萬多。而其中有兩棟樓是企業自己集資建的房子，所有成本連利潤都算上，不超過四千塊一平米，而且房子的質量還相當好。而我們中間加了房地產開發商，中間一大塊的利潤被這個食利階層給弄走了。這是個毒瘤，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話，要從質上去解決，把毒瘤給割掉，回歸到房地產改革的本意上去。城鎮職工住房制度改革初期的時候，國務院文件里講得很清楚，當時主要提倡“民建公助”，鼓勵老百姓自己建房、職工合作建房、有能力的企業自主建房，而開發商建房是一種輔助手段，但是現在，房地產業已經走入歧路了。

　　卓勇良：房價拼命漲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中國的金融市場極度不發育的一個產物。資本市場極度地不發展，如果金融足夠發達的話，那么它至少能分流一部分。現在是把所有能賺錢的地方都封死了。所以，小資本就買房子，把房價炒高；大資本就買土地，把地價炒高。房價和地價形成一個互相抬高的死結。那些說房價和地價不相關的觀點，絕對是在挑戰中國人民的智商。

　　時代周報：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一種不公平感，比如大眾普遍抱怨的關于國企高管和壟斷行業職工收入總體較高的問題。

　　孫群義：國有企業從業人員的收入是明的，也就是工資收入這一部分，實際上總量并不太大，也不可怕，有些高管層的收入看著很高，實際收入都是在政府控制范圍內。可怕的是利用各種手段侵吞國有資產的情況，既得利益集團并不想掙國有企業管理者的高工資，那才有多少錢呢，這是兩個數量級的關系，他們是要侵吞國有資產，他們不一定就是國有企業的內部的人員，外部人員也可以侵吞這一塊資產。我們主要防止的是，龐大的國有資產被一些人侵吞。從發展來看，還是要走“資產股份化、股份全民化”。這是國企必須也只能走的唯一一條路。

　　夏業良：不公不是因為哪個老板不公平就不公平了，是因為我們缺乏對政治上的一種公眾意識，全體國民的一種追問。這個政治環境沒有形成，很多的機制就是一個不公正的機制。普通勞動者靠自己辛勤的努力，沒有辦法獲得相稱的收入。罪因，不能都歸在少數企業家身上，更大的不公平是社會制度扭曲造成的。如果制度是良性的，那么黑心的資本家或者私人老板，就沒有生存的土壤，會慢慢地被淘汰出局。

　　在一個民主社會，應該是朝著橄欖形結構發展，中產階級不斷地壯大，而中國現在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我們社會收入分配是明顯的金字塔結構。這樣一個逆市場化的取向，嚴重地阻礙中產階層的壯大。結果是，財富進一步向權貴階層集中，普通的工薪階層更加處于劣勢之中。國家越來越沒有方向感了。所以，政府要是能夠做到的話，就是大幅度地減少稅收。

　　減稅，是當務之急

　　時代周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剛閉幕，國民收入分配被首次提及。明年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那該如何著手？

　　孫群義：當總量一定，內部的調整就是個零和。我們講調比例、調結構，一定是一個靜態，絕對不是動態。再說總量增加問題，那么就要提高消費。提高消費能力重點是在低收入群體。這恐怕，又有了一個問題，收入增加之后，就能夠消費得起嗎？現在的房價增長速度這么快，工資怎么增長也不行，房價一年增長了 50%，工資可能增長50%嗎？那不全毀了嗎？

　　夏業良：據最新發布的福布斯全球稅務負擔指數顯示，中國老百姓的稅務負擔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按照中國目前的稅費標準，工薪族一生中所承擔的各種稅費將超過15萬元。那么龐大的稅收，提供給全體公民的公共服務卻沒有公開透明的數字。這就是公共財政機制的建立的問題了。公民意識是如何形成的？就是從納稅的角度去追問，我繳的稅收是不是真的用到社會福利了，有沒有我個人成長和發展的空間。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要從政治體制上、從法律體制上，倒逼出這樣一個機制。

　　卓勇良：現在的問題是，稅收在國民經濟分配當中占的比重蠻高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偏低。政府能不能少拿一點？！政府的轉移支付是效率最低的一種支付辦法，在一些場合和一些地方，讓市場化的方式來替代政府的轉移支付，可能效果會更好。所以，我也覺得當務之急是減稅。

　　時代周報：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呼吁一直存在。目前看來，這種迫切性越來越強烈了。

　　夏業良：一方面，中國的稅收只是表面上的東西，沒有人真把他當一回事。另一方面，它又是壓在普遍老百姓身上的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凡是高收入群體里面相當大的一個比例是不納稅的，反倒是工薪階層沒有辦法逃避稅收。所以，這個稅制在中國沒有一種尊嚴，也沒有法治的實際意義，就是欺負老實人的一種辦法。

　　個人所得稅制，起征點僅僅是其中的一項，不是非常重要的內容，最重要的是按照家庭的整個情況來進行設計，全面地設計個人所得稅制度。過去設計思路是每個人都應該納稅，這是錯誤的。要根據中國的情況，相當一部分人可以不用納稅。比如大城市，完全可以定在1.2萬元以上，保證這個界線以下的人能夠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需要，這還不說買房子，只是說正常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且，對那些不發達地區，起征點定得不是更低而是更高，比如2萬元。這樣就迫使一部分人為追求稅收的減少，向不發達地區轉移，包括個人和企業都有可能向那個地方轉移。這將會促進落后地區的發展。

　　時代周報：說到個人所得稅不得不提一個最近比較熱的新聞，就是財政部出了一個規定，將職工福利納入職工工資總額管理。是不是也意味著，稅負本來就重，還得繼續要多交稅。

　　卓勇良：福利也是收入，征稅也無可非議。但問題是以前似乎不征稅，這就有點問題了。這種小額收入的征稅成本是非常高的，又把國家的稅務形象弄得很壞。而且，這還會導致普遍的道德水準下降的問題。比如，本來是買月餅的，就開一個買月餅的票，就記到福利上去。你要征稅了，那就會把它開成文化用品。買月餅的錢開成文化用品，這不是說作假賬嗎？這道德水準不是下降了嗎？

　　孫群義：這個規定，沖擊的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在一定情況下工資的總盤子是一定的，效益再增加，工資的總量也不會增加了。那么，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它的增資沖動會轉化為福利沖動。現在呢，就是要把你的福利這一塊控制住。咱們叫個人所得稅，里面就包含了現金發放的福利，現金福利一直是征收個人所得稅的，從來就沒有免過。

　　時代周報：現在看來，中央要提升國民收入的決心似乎很大。可是最近，以房價為龍頭，水電氣油米面等相關民生的基礎物資價格將全面看漲，人民眾對通貨膨脹的憂慮徒增。收入即便增加，能跑得贏通脹嗎？

　　孫群義：2009年初我們曾經做過一個預測，就是在未來一段時間之內，就會出現一個滯脹并存，這樣的話，調整起來困難就大多了。

　　房地產已經完全泡沫化，恐怕該削還得削，該壓還得壓，不然的話，你供給多少都不行，就形成了我們原來講的工資和物價的怪圈。工資漲了以后，馬上物價接著再漲，形成一個螺旋，最后的結果就是通貨膨脹，貨幣貶值。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很多國家包括有些南美國家、前蘇聯解體之前，包括我們解放前也是這樣，最后是拿大麻袋裝錢。所以，不能說房價對消費品價格沒有影響，比價復歸的結果，不是房地產崩盤，就是物價全面瘋漲，從政府調控目標來講，恐怕是兩者都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