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的早晨，刮風令人很難受，溫度在0度左右。從鄭州火車站出發，溜達了大概1公里，找到了集中招聘下崗或失業者群體的場所。

　　數了一下，大概有300個應聘者，有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年輕的。聽大家說話，口音五花八門。每個人把一張白紙放在地上，用紅色或黑色的水筆寫著 “求職”：“四川火鍋”：“雜工”：“我會做燴面”：“精品燒烤”：“大眾炒菜”：“工廠職工”：“專業裝修”等等。他們一邊站著聊天，一邊等著老板們不通過中介公司，直接來招聘。

　　這個地方叫“鄭州二馬路勞務市場”。本地公安介紹說：“畢竟說是個‘市場''，是因為民間自發，而不是由某些部門組織起來的。二馬路應該是全國最大的民間勞務市場之一吧。政府、警察也管不了他們，連這市場都要由我們管制或關閉，那肯定遭到民間的抗議，我們只是偶爾過來巡邏一下，維持秩序嘛”。

　　一年四季，除了春節當天或前后日子之外，基本上都能看到幾百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失業者。我跟他們交流，有青島的、成都的、福州的、安徽的、貴州的、河南農村的、甚至北京和上海的。或許，是因為鄭州這一位于中原地帶的省會城市是個交通上的要塞。不管去哪里，許多流動人口都要路過鄭州。不管是“北漂”還是“南漂”，找不著工作，無可奈何，唉聲嘆氣的民工們都“被”停留于鄭州。

　　其實，我去年春節前也來過鄭州，以及二馬路勞務市場。當時，我采訪了遭受全球金融危機，從深圳、東莞等依靠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促進經濟增長的地區提前返鄉的農民工。后來，農民工的提前返鄉以及中國經濟的復蘇加劇了所謂“民工荒”現象。自從2003年以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金三角等中國經濟發達地區所出現的民工大量短缺，特別是一線工人的減少始終影響著企業的生產和經營。

　　在這里，我不展開討論造成“民工荒”的原因。產業結構有待升級；農民工的綜合待遇有待提高；農民對低級勞動的認同度正在下降；中國二元經濟有待改進；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市場正在擴大；農副產品、糧食價格以較大的幅度逐漸上漲等。“民工荒”無疑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不合理性及結構性矛盾造成的必然現象，更是在“調結構”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不可避免的戰略環節。

　　一年之前，我在二馬路采訪到的絕大多數民工都清一色地說：“公司訂單少了，我沒活兒干了，老板說可以提前回家，但不保證過節后還會不會繼續雇用我，實際上就是被炒魷魚了。所以回家之前一定要找好節后的單位，否則一家人沒飯吃了”。我不知道那些采訪過的，拼命保證接下來一年全家溫飽問題的農民們后來有沒有找到工作。我也不知道媒體大力報道的“民工荒”現象促進了農民們獲得崗位，還是他們根本沒掌握好來自輿論的基本信息。

　　過了一年，一年前的二馬路和今天的二馬路，我仔細觀察了一下有哪些變化。畢竟，兩者所面臨的經濟社會、勞動市場形勢有所不同，相對來說，前者是勞動力過剩，后者是勞動力短缺。那么，這些不同是如何反映在二馬路這一全國領先的民間自發性勞動市場呢？據我觀察，那些應聘者的表情和言行上看到了三個相同點和三個不同點。這不是自上而下，嚴格意義上的統計數據，只不過是在那天現場里觀察到的，主觀而局部的認知而已。

　　先談談相同點：

　　首先是，人數規模。在那里展開應聘的人數沒什么變化。我記得上次有300-400人，這次也差不多。畢竟不是政府組織，所以它比較真實反映現實上供應與需求之間的關系。“人數基本不變”意味著，下崗或失業人數或比率基本也沒什么變化。不管媒體怎么報道，企業怎么需求，形勢怎么變化，還有大量來自地方、農村的勞動者是沒有工作崗位，而陷入生存危機的。

　　其次是，工作內容。那些應聘者們主張的拿手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餐廳、工廠、大廈等地方做炒菜、裝修、清潔等低級性勞動。在市場里幾乎看不到中等級別以上的知識導向性的類型，比如電腦維修、技術員工、公司財務等。可見，具有中等或高等以上的技術人員似乎能夠以相對正常的方式應聘，也許許多人已找到了崗位。而天天在二馬路展開游擊戰的，真正沒找到工作的人是缺乏能夠吸引企業老板們的知識和技術。

　　最后是，民工素質。這點跟工作內容密不可分。那些民工們的素質明顯很低，不具備什么禮儀和理性。大多數都沒受過良好的教育，是初中或高中畢業，普通話講得也很不標準，無法充分溝通，他們認為自己是個社會的受害者，而不追求自我成長，很情緒化地，沒什么針對性地對待事業。事實是，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來自農村，除了父母，妻子，還有幾個即將或正在上學的孩子，應該說，他們的生存壓力比城市大很多。

　　后談談應聘上的不同點：

　　首先是，工資要求。與去年相比，他們對招聘者的要求嚴格了一些。我也伴隨了幾場兩者之間的談判現場。去年看到的情況是，“我來自上海，在找裝修人員，你會嗎？月薪1200元”：“我去，馬上跟著您就去！”。而今年看到的情況是，“我來自北京，在找川菜廚師，你會嗎？月薪1500元”：“北京啊，工資又這么少，我不去…”：“那你說月薪多少？”：“最低2000，我之前在廣東的餐廳是月薪3000元呢”。

　　其次是，打工地點。這點讓我感到有趣，發現許多人不愿意去北京、上海、廣東等沿海大城市，說那邊消費高，老板不靠譜，生活壓力大。相比之下，他們更愿意赴往消費不那么高，節奏不那么快，生活較穩重的中西部中等城市，比如鄭州、成都、武漢等。據他們經驗，沿海的大城市與內陸的中等城市老板給的工資差不了多少，從綜合待遇看，沿海比內陸也好不到哪去，甚至更惡劣。

　　最后是應聘態度，比去年相比，今年應聘者們看待現實的態度似乎樂觀了一些。我記得，去年的二馬路，整個市場充滿緊張、迫切的空氣，不同的應聘者之間經常吵架，打架。競爭，甚至戰爭氛圍相當濃厚，畢竟來招聘的老板也很少。但今年更多看到的現象是，應聘者之間以較輕松的表情聊天，甚至合作起來，分享信息，共同努力找到崗位。老板來了，他們也先了解對方的需求何在，然后較冷靜地判斷老板提出的崗位對自己合不合適，相互讓步，而不野蠻式地搶崗位。

　　以上六個方面似乎都是中國政經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必然發生的，體現的則是積極的變化和消極的持續。

　　離開二馬路之前，思考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這些農民工是不是合格的信息掌控者？在網絡信息化時代，招聘者與應聘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應該比過去少了很多。但他們有沒有合理的渠道去掌握那些招聘信息？對此，我持有懷疑。另一個是，這些農民工曾經有沒有接受過合格的培訓過程？在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的時代，倘若應聘者，尤其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沒有接受過合理的知識或技術培訓，招聘者與應聘者之間的供應與需求關系將導致嚴重的失衡。對此，我持有擔憂。

　　其實，信息和培訓是日本政府有關勞動部門最為重視的兩大領域。中央和地方政府與民間的企業、教育機構合作起來，向全國各地，所有城市的失業者、轉業者、剛畢業者以及殘疾者提供名叫“職業安定所”和“職業訓練所”的服務。前者實際上是招聘者與應聘者之間的中介功能，這一政府部門向雙方利益攸關者提供招聘和應聘的信息。所有日本國民都有權利免費享受這一服務。后者則是在掌握勞動市場及招聘機構的需求信息的基礎上，給應聘者提供培訓。時間從1個月就有，長的話有半年，甚至1年的。領域也很多，農業、機械技術、會計、醫療、福利、中學老師，甚至政府公務員等。一般來說，參加培訓是需要報名和面試的，但一旦通過，不僅免費享受服務，還可以在培訓期間拿工資，保證生活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