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鞋網】誰是真正的破產者？

　　“這不是我們面對的第一次危機，也絕對不會是最后一次，更不會是最嚴重的一次。”王建強（化名），46歲，浙江溫州人。2009年5月中旬的一天，他經營的服裝加工廠又獲得了一筆來自于非洲某國的服裝訂單。

　　“實際情況比我們當初預計的要好。”王建強告訴記者，自2008年9月金融危機大規模爆發以來，“倒閉”、“破產”成為當時浙江民營商圈中最熱門的詞匯，“幾乎每天都有人在耳朵邊提及一些熟悉的工廠關門或是倒閉的消息。”但2009年開年以來，尤其是3月過后，這種消息像大地上的積雪，天氣轉暖，漸漸融化、消失。

　　“浙江，尤其是溫州，能在短短20年時間內一躍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排頭兵，民營經濟功不可沒，其生存能力不容小覷。”王建強坦言。

　　“2009年的一二季度或將是這些民營企業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2008年底，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對于外貿出口型為主的民營企業來說，訂單多少決定其生存空間。

　　2009年5月，時間窗口。此時，浙江民營中小企業生存狀況究竟如何？其外貿出口數據的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玄機？這些企業融資究竟有多難？深值探究。

　　本報記者歷時數日，深入浙江民營中小企業內部，暗訪浙江地區私密融資渠道，走訪數位浙江當地商圈人士，以期還原在金融風暴下的浙江中小企業最真實的一面。

　　誰是真正的破產者？

　　早在2008年中，金融危機逐步漫延，一個傳言開始流傳：浙江20%的中小企業已經倒閉，僅溫臺地區便已經倒閉數萬家。

　　而實際情況真的如此惡劣嗎？

　　“我們是出現虧損前，主動關門停工的。”紹興某民營紡織企業主劉某一語道破其中的玄機，“停工”和“破產倒閉”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據劉某介紹，2008年早些時候，在朋友的勸說之下，綜合考量了當時的經濟運行趨勢，和所在的紡織行業所即將面臨的危機，劉決定暫停工廠經營。

　　“當時的紡織行業，出口大量下滑，而成本卻不降反升，而我們所生產的產品90%以上都是用于外貿出口，當時企業已面臨虧損局面。”劉某告訴記者，自己的企業并不大，資金大部分都是自己和親戚朋友的，所以資金壓力并不大，故自己在當時選擇關門，一來是損失不大，可以一邊休養生息，一邊靜觀經濟局勢變化。二來可以擇機而變，向其他行業尤其是內需品生產轉型。

　　“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相比，其對市場反應更敏感，調整的靈活性更強，在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市場壓力面前，國有企業不敢關閉，外資企業想關就關，而浙江很多民企則選擇了根據市場情況及時調整經營策略，采取了停工不倒閉、以銷定產、限產壓庫等措施，生產方式則更多地偏向于速戰速決。”溫州的一位地方官員告訴記者。

　　雖然很多浙江中小民企選擇了停產，但或許說他們只是在選擇“冬眠”或是“轉型”更為貼切。

　　“我們工廠已不再生產打火機了。”溫州一位曾是打火機貼牌生產廠主吳某告訴記者，“這也同樣并不意味我們的工廠破產倒閉。”吳某現在身份是一家小型民間擔保公司的董事長。

　　作為溫州的四大支柱產業之一，溫州打火機行業曾一度占據了全球金屬打火機市場80%的份額。自2008年上半年開始至今，溫州打火機行業海外訂單明顯減少，市場萎縮嚴重，生產企業從500多家銳減至100多家。

　　據溫州當地打火機行業領頭羊之一的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發靜介紹，接不到訂單是很多打火機企業面臨著關停的原因，他預計明年極有可能下降至三四十家。

　　那些關停的打火機企業大部并未停下其“前進”的步伐。

　　據記者在溫州當地暗訪發現，被市場淘汰的打火機企業，大部分往往轉型做起了擔保公司生意，甚至不少企業直接參與到地下錢莊的運作中。

　　“受金融危機影響，擔保公司的生意反而更好。”吳某告訴記者，像他這樣的小型擔保公司，一般資金拆借規模大約在4000萬元左右。“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擔保借貸出去的款項回收相對比較困難，所以一些大的生意還是一般不做。”

　　今年一季度以來，種種跡象表明，那些選擇“冬眠”的企業也在漸漸“蘇醒”。

　　根據2009年4月5日，浙江省各市上報的1季度勞動用工調查分析資料顯示，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庫的57188家企業中，2月份未開工的僅有1037家，占1.8%。另據浙江調查總隊3月初對規模以下工業企業的特邀信息員調查，生產經營正常的企業占71.6%，比去年11月上升11.4個百分點。

　　據浙江統計局一份2009年一季度浙江省外貿進出口分析報告顯示，進出口規模雖然全面下滑但下行態勢明顯減緩。而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浙江省民營企業出口143.7億美元，同比下降11.1%，外商投資企業同比降幅達22.4%、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同比降幅達28.1%；民營企業占全省出口的比重為53.1%，比去年底提高1.4個百分點。3月份，浙江省私營企業出口45.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不減反增7.8%，而同期出口總額、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則分別下降8.8%、23%和16.9%。私營企業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進一步上升，由上年底的43.7%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46%。

　　從上述調查和數據可以看出，浙江中小民企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的抗風險能力大大超出外界的預期。但同時，另一組數據卻似乎又讓人樂觀不起來。

　　據浙江統計局公布的一季度的有關數據顯示，2009年1季度，浙江省虧損企業1.73萬家，比去年同期增加0.5萬家，虧損面和虧損率分別為30.0％和30.4％，比去年同期擴大7.7和12.0個百分點。

　　“真正破產的中小民營企業并未達到傳言中20%的驚人之數，卻也不在少數。”浙江省有關部門的一位官員向記者坦言。

　　據記者深入調查發現，此次危機中，真正破產或是資金鏈出現嚴重問題的公司主要有三類，與其說其破產的主因來自于金融危機，還不如說是由于其企業自身的種種經營弊端在金融危機中被一一放大而成。

　　第一類破產企業，是純依靠外貿出口加工，并且轉型能力不強的企業。

　　此類企業的特點是，其生產加工產品依靠純外貿出口，且國內市場需求趨于飽和，同時其產業鏈較為單一，再加上企業本身的管理者思維較為保守，對企業轉型的認識并不深刻。

　　此次金融危機中，許多倒閉的服裝、紡織、皮鞋等貼牌加工企業大多屬于此類。

　　第二類破產企業，是由于其管理者對企業自身的發展和實力認識不清，盲目大量囤積原材料等，并對企業盲目進行多元化、產業升級，造成企業自身資金鏈緊張。

　　2009年4月20日，浙江金華唯一鋼帶公司申請破產，坊間更有傳聞稱其董事長吳文剛攜巨款潛逃。

　　唯一鋼帶公司破產存在許多方面的原因，一個不得不提的原因是，由于對鋼鐵價格判斷失誤，大量囤積原材料，隨著原材料的價格猛跌而損失慘重。據記者了解，對于唯一不銹鋼資金鏈斷裂而破產的原因，還存有兩種說法：吳文剛向其他行業過分擴張和過度投資，且該企業曾代人擔保而不得不負起還款連帶責任。

　　第三類企業，就其生產主業來說，金融危機中，生存下來綽綽有余，不過，由于其企業主把資金大量用于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炒樓和炒股，隨著2008年以來，樓市和股市的雙雙暴跌，而使得其血本無歸，從而引發企業資金鏈斷裂，最后破產。

　　“我的很多客戶都是由于炒股炒樓巨虧，不得不向我們借取大量的現金周轉，由于形成的資金黑洞過于巨大，最后選擇破產。”據記者暗訪浙江某地下錢莊時，該地下錢莊負責人老周向記者坦言。在他看來，因為投資樓市和股市失利而破產，才是這波民營中小企業破產風的主因所在。

　　“就算沒有這場金融危機，這些企業要是繼續保持其一貫的經營作風，資金鏈斷裂乃至破產都是早晚的事。”上述浙江省有關部門的某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

　　從“質”到“量”的過渡

　　2009年一季度浙江外貿進出口的有關數據顯示，2009年3月份，浙江省中小民營企業較為集中的服裝、鞋類及塑料制品等有較強市場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其產品出口表現良好，據浙江統計局的有關數據顯示，當月上述三類行業產品出口分別達到13.3億美元、2.9億美元和1.7億美元，分別比上年同月增長23.5%、23%和21.9%。

　　記者對數家出口表現較好的企業實地走訪中了解到，在這一組看似樂觀的數據背后，透露出的仍然是折磨人的金融危機陰影。

　　杭州某服裝加工企業，金融危機爆發以前，曾因為世界著名服裝品牌提供貼牌加工而在業界小有名氣。

　　“目前我們公司在一季度的出口數據上看，情況還是讓人欣慰的。”該服裝企業的某營銷部門主管告訴記者，“一季度我們公司的服裝產品出口同比增長大約在30%左右。”

　　“和以往不一樣的是，我們現在出口的服裝大多以低端產品為主。”上述服裝企業銷售主管告訴記者，以往該廠出口產品中，真絲、聚酯等高檔面料的服裝約占其出口產品的70%以上，而現在，這種出口產品的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轉變。

　　“今年一季度以來，我們主要生產加工低端面料為主的訂單，出口產品中，低端產品約占到了出口總量60%以上。”上述服裝企業銷售主管告訴記者，由“質”到“量”的轉化預示著，要達到同比出口額的增長，就必須要付出更多的勞動成本，“現在基本上是采取薄利多銷。”

　　鞋類產品出口增長情況也與服裝外貿出口情況類似。

　　就塑料制品而言，據海關總署5月中旬發布的最新一輪出口數據顯示，浙江省塑料制品企業一季度共出口16.3萬噸，增長5.3%。

　　但記者發現，浙江省2009年一季度，以一般貿易方式出口的塑料制品較為樂觀，出現較大幅度增長，而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塑料制品則繼續較大幅下降。

　　據浙江省統計局發布的有關數據顯示，2009年1—2月份，浙江省以一般貿易方式出口的塑料制品出口2.2億美元，同比增長7%，占同期出口總量的78.2%，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0.6億美元，同比下降15.8%。同樣，浙江私營企業出口塑料制品1.5億美元，增長9.3%，占同期出口總額的52.6%，外商投資企業和國有企業塑料制品出口則分別下降5.3%、12.6%。

　　“目前浙江塑料制品的出口的產品主要集中在塑料餐具及廚房用具等低端產品上。”浙江金華一家塑料制品外貿部的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2009年一季度該塑料制品生產廠所接受的訂單，大約80%集中在衣夾、衣架、冰杯、刷子、菜板等廚房用具系列產品之上，此類低端家用塑料制品利潤與高端產品相比，都有較大落差。

　　“低端塑料產品也同樣以走‘量’來換取收益。”上述塑料制品外貿部的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另一組貿易數據似乎也從側面證實了浙江外貿出口所面臨的上述尷尬。

　　據浙江統計局發布的有關數據顯示，2009年一季度，重工業出口減少26.3%，輕工業只減少11.7%；通信設備、化學原料、通用設備、專用設備和儀器儀表分別減少39.9%、28.4%、26.0%、25.0%和16.2%，而紡織和服裝分別只減少13.0%和0.9%，飲料甚至還增加了5.3%。

　　同時，根據浙江省一季度的有關數據顯示，就行業來看，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水的生產和供應、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黑色金屬礦采選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和煤炭采選業７個行業，出現全行業虧損；通信設備、化纖、造紙、化工、橡膠(資訊,行情)、農副食品加工、儀器儀表、木材加工、專用設備、通用設備、金屬制品、印刷、電氣機械、皮革、交通運輸設備、飲料、紡織等21個行業利潤呈現負增長，電力、服裝、煙草、塑料、食品、家具、文教體育用品和燃氣生產供應8個行業利潤同比增長。

　　“全球產業鏈依賴度越深，則出口跌幅越大，同時用于國外投資生產、再生產加工的產品，有明顯的下降趨勢。”上述浙江省有關官員告訴記者，“此外，如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此類產品生產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中型企業，且此類產品質量等級要求劃分需求不如服裝、鞋類等行業靈活，低端取代效應不強，而一些以一般貿易為主的終端輕紡產品，由于國外的消費剛性，低端產品可取代效果較強，故能夠保持一定的規模。”

　　“不差錢”背后的那些事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對于浙江民營中小企業的媒體相關報道中，除了“破產”“倒閉”之類的詞匯外，“融資難”恐怕是出現頻率最高的。

　　浙江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情況真的如此困難嗎？

　　“比想象中容易。”浙江商業圈中數位人士向記者表示，“近期雖有部分浙江民企爆出由于資金鏈斷裂而破產的消息，事實上，民間資本極其發達的浙江，從來‘不差錢’”。

　　浙江中小企業融資渠道主要有三條：銀行信貸、民間借貸、PE私募股權投資。

　　外界一直有傳言稱，浙江中小企業很難在銀行通過信貸方式籌措到資金，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

　　“現在很多城市銀行，紛紛把目光瞄準了分布在浙江各地的中小民營企業。”據浙江省某股份制銀行的信貸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

　　浙江嘉興市在2009年對中小企業信貸放出“天量”。據記者了解，今年一季度該市金融機構對于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下的小企業新增授信戶數超過500戶，一季度新增小企業貸款超過100億元。

　　工商銀行浙江省分行更是明確提出了在未來三年增加小企業融資600億元，貸款余額達到1400億元；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在今年一季度對浙江小企業的貸款余額約140億元，一季度新增量在50億元以上；一直把發展浙江小企業業務作為立行之本的浙商銀行，一季度新增小企業貸款達2億元。

　　“事實上，浙江中小企業發展所需的大部分資金并不是靠銀行信貸，而是來源于浙江當地巨額的民間資本。”據浙江商業圈中人士告訴記者，對于浙江而言，規模以下小企業所占比重較大，而此類企業的資金往往都是從親戚朋友中借款或以入股的形式籌措，浙江民間大量的閑散資金為這類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

　　與此相伴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則出現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怪現象。

　　“浙江民營企業大多是從家族性企業發展而來，故其家族對于企業控制欲望較強，他們往往不到萬不得已并不會引入重組方或股權投資方，因為一旦引入，家族控制權將會削弱。”北京某PE人士告訴記者，因此，浙江當地好的民營企業，PE往往進不去；一些能參與的民企，情況大多不樂觀，PE又不愿意冒如此大風險。

　　“浙江地下錢莊業頗為發達，很多企業會從地下錢莊借貸所必備的周轉資金。”記者暗訪浙江某地下錢莊時，該地下錢莊負責人老周詳細地向記者解釋企業從地下錢莊的借貸過程。

　　“銀行貸款即將到期時，一些企業自身資金鏈較為緊張時，則會求助地下錢莊，其從地下錢莊以較高的利息獲得資金后，用于銀行還貸，在還完銀行舊賬后，再向銀行重新申請借貸，用于歸還地下錢莊。”老周告訴記者，一般資金出現困難的民企，都采用此類方式來應對資金鏈的壓力，他們付出的成本就是從地下錢莊獲得款項到新的銀行信貸資金到位前，數天時間內的利息差。

　　據他了解，“現在銀行審批貸款的時間很快，只要你有廠房或土地資源作抵押，幾乎都能從銀行貸到錢，而審批最快僅僅只需半個月左右。”

　　按邏輯分析，在金融危機之下，民營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加大，地下錢莊正是賺錢贏利的好時機，老周卻向記者坦承：“地下錢莊的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一方面國家有關部門加大了對于民營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加劇了貸款風險，貿然出貸，地下錢莊同樣面臨血本無歸的境地。”

　　資本騰挪

　　除上述三種較為常見的融資渠道外，記者通過數日暗訪發現，另外幾條隱蔽的浙江中小企業融資“暗道”正在或即將在浙江資本圈中鋪展開來。

　　前幾年，各地房價高速上漲時，“溫州炒房團”名聲大噪，而在資本市場中，“浙江圈地幫”則似乎用類似的方式，為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提前暗設下了資本“提款機”。

　　記者統計發現，浙江當地上市公司共有109家，ST公司僅有3家，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另一個現象卻充滿了戲劇性，據記者粗略統計，除了上述109家浙江上市企業外，而早在2006年前，就有不少于33家浙江民營企業通過各種方式成為了外地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其他通過隱蔽方式“潛伏”在外地上市公司的浙江民營企業則更多。

　　上述被浙江民營企業收購的30余家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四川、昆明、安徽、甘肅等區域，其中僅四川區域（含重慶）就達5家以上。

　　這些早在2006年便已被浙江民企收入囊中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成為股東們為“過冬”而準備的“口糧”。

　　2008年7月，廣西ST北生被大股東掏空、虛假重組一案東窗事發。

　　ST北生控股股東，雖為廣西北生制藥集團，但其董事長到數位高管都是浙江人，其控股的主要關聯企業，浙江北生藥業漢生制藥有限公司等幾家也是地道的浙江企業。“北生案”涉及的“虛假”重組方的四家股東中，有三家來自于浙江東陽當地（另一家為浙江人士在深圳注冊）。

　　當時曾在重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浙江廣廈建設集團，則更是浙江當地有名的民營企業之一，與廣西北生集團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

　　2009年5月13日，已經正式立案的浙江華倫集團涉嫌掏空四川金頂資產一案，為眾多上市公司敲響了警鐘。

　　早在2004年便已布局四川金頂的華倫集團，在不斷進行資本掏空的同時，今年年初還大量在二級市場上拋售其股票，到了幾近瘋狂的程度。

　　據浙江富陽當地的有關人士透露，作為民營企業的華倫集團，在主業發展不穩定的情況下，盲目追求多元化升級，并投身于樓市，造成了資金鏈的斷裂，從而加快了對其控制的上市公司不斷“吸血”的步伐。

　　早在2006年底，明星電力董事長周益明等人“空手套白狼”掏空上市公司5億多元的驚天大案爆發，作為浙江人的周益明同樣把罪惡的手伸向了明星電力這家位于四川遂寧的上市公司。

　　中原證券宏觀策略分析師鄧淑斌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寫道：“上市公司作為民營家族企業的融資‘窗口’，其融資功能主要體現在：一是通過股票市場配股或者增發而進行融資；二是通過直接占用上市公司資金或者利用上市公司的關聯交易來獲取資金；三是利用上市公司的信譽，通過貸款、擔保資產抵押、股權和存單質押等形式從銀行獲取資金；四是利用上市公司的委托理財，挪用上市公司的資金。”

　　從上述事情可見，浙江部分民營企業深諳其道。

　　現如今，浙江部分民營企業，又似乎“嗅”到了另一條資本的運作渠道。

　　小額貸款公司醉翁之意

　　2008年5月份銀監會、央行聯合出臺的《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之后，浙江省被作為首個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省份。

　　據2008年7月23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實施的《浙江省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登記管理暫行辦法》中規定，小額貸款公司設立為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不得低于5,000萬元（欠發達縣域不低于2,000萬元）。設立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不得低于8,000萬元（欠發達縣域不低于3,000萬元）。注冊資本上限為2億元（欠發達縣域為1億元）。

　　據介紹，小額貸款公司以一家公司為主要發起人，其余企業法人（不含外商投資企業）、自然人、其他經濟組織可以向小額貸款公司投資入股。

　　“最開始實施小額貸款公司試點時，其審批的成立指標往往剛一下發，就被當地很多民營企業一搶而空，而我們也是通過很多渠道才最終獲得設立小額貸款公司。”5月中旬，記者在浙江當地有關人士的安排下，與浙江獲準設立小額貸款公司的大股東方代表——阿強（化名）進行了一次采訪。

　　“據我了解，現在小額貸款公司已經不再像以前那么熱了。”阿強告訴記者，因為小額貸款公司并不賺錢。“那些賺錢的，都幾乎涉及違規操作。”“一些你愿意貸的公司，商業銀行也愿意貸，較低的利息和更多的貸款數量，一般優質客戶都選擇商業銀行。另一些通過銀行渠道無法獲得資金的客戶，其資產的風險肯定已經高企，此刻，小額貸款公司僅僅以高于其他商業銀行4倍的利率去承擔往往近十倍的風險，肯定得不償失。”阿強向記者解釋。

　　“違規操作的具體過程是，在客戶貸款時，一共簽訂兩分協議，一份協議是按國家對小額貸款公司有關規定正規簽署的，需要接受有關方面的審核；但另一份協議則是附加協議，是鎖在‘保險箱’中的。”阿強告訴記者，該份附加協議中規定的貸款利率往往月息最高達到8%，同樣，給與客戶的優惠則是可以對對方所抵押資產價值進行高溢價借貸，甚至無抵押資產，也能通過此方法獲得貸款。

　　如此操作，小額貸款公司與地下錢莊又有什么區別？

　　“這實質上就是在公開合法外表掩護下的地下錢莊。”上述浙江商圈有關人士一語中的。

　　“當然，采用違規操作的小額貸款公司還是少數。”阿強強調說。

　　一個現實問題擺在面前，小額貸款公司不但不賺錢，從目前情況來看，由于其無法吸收存款，其借貸款項都只能靠股東籌措。

　　2009年3月，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這位被業內尊稱為“小額信貸之父”的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目前中國國內的小額信貸公司不具有吸儲的能力，只能向外貸款，那么它必須從外部尋找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才能把這個資金放貸出去。這將是制約小額貸款公司發展的重要問題。

　　近日，寧波市寧海縣華信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在成立不足半年時間，就由于后續資金供給不足，面臨可能被借貸一空的危機。這家2008年12月15日成立的小額貸款公司，其注冊資本金達到上限，為2億元，在同行中算是實力最雄厚的，很快這家公司就開始“失血”了。

　　為何看起來似乎弊大于利的小額貸款公司還有如此多民營企業“擁躉者”？

　　阿強告訴記者，除違規操作之外，真正吸引眾多浙江民企或個人參與小額貸款公司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對于小額貸款公司升級為鄉鎮銀行的期望。另一個則是很多小額貸款公司都是以當地商會為平臺，這些民企希望通過這個平臺，就能夠打通某些政府關系，以此獲得國家有關特殊項目的參與權。”

　　“拋開后一個原因，其對小額貸款公司升級為鄉鎮銀行的期許，似乎又在這些民營企業的資本供給留下了另一個暗道。”上述浙江商圈有關人士告訴記者。

　　“目前很多這類公司都在等有關政策的下放，一旦小額信貸公司升級為鄉鎮銀行，那么對于無法參股國家商業銀行的一些民營企業而言，除了擁有豐厚的收益外，其今后對于企業的發展也多了一條融資的捷徑。”上述浙江商圈有關人士一語道破其中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