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以“東莞塞車，全球缺貨”而著稱的這個制造業中心，其實只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某種“半成品”，而在金融海嘯所帶來的風險背后，以現代化城市為目標的東莞或許正面臨著“整體升級”的機會

　　企業的轉型之路

　　在一部分企業致力于提升技術和管理水平的同時，另一批企業則在2004年前后開始了新的“突圍”：內遷。

　　1994年來到東莞打工的王亮，今天已經是一家外資電子廠的人力資源主管。過去的十多年里，他眼看著自己工作的企業從一千多人發展到上萬人規模，然后再收縮到今天的不足千人。

　　王亮任職的電子廠是世界知名電腦硬盤制造企業的供應商之一，1994年他應聘到公司擔任質檢員時，正是公司高速發展的階段。作為當時廠里少有的幾名大學生之一，王亮很快被派去負責建立當時國內還很少有企業了解的ISO9000管理體系，并成為國內最早的ISO體系認證專家之一。

　　就在王亮開始被公認為“質量管理體系專家”時，迅速擴張的工廠開始遇到了新的問題：在短短三年時間里，工廠從1500人擴大到10000多人，從一個廠變成三個廠，卻幾乎沒有建立起系統的規章制度和管理體系。到了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粗放型管理的企業終于在產能急劇縮減的同時遭遇嚴峻的管理危機，負責技術培訓工作的王亮再次轉型成為人力資源主管，從最基本的人事制度開始重新塑造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

　　在王亮看來，1998年到2003年是公司重要的轉型期，1998年之前的公司發展模式是機會主義式的粗放競爭，“誰能做更多的訂單誰就能賺錢”；而在1998年到2003年期間，大量競爭者的涌現使得人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斷提升，企業必須依靠內部管理來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益。

　　到2004年市場需求再度回升時，王亮的企業已經從一家“機會型企業”轉型為“管理型企業”：在這一階段，盡管公司的產能不斷提升，但用工數量卻依然不斷減少——隨著人力資源成本的不斷提高，公司的競爭策略變成了技術領先+自動化，利用電子行業技術升級的機會，更多地使用自動化設備取代人力。據王亮估計，到2008年年初時，公司1500人創造的產值跟2000年時的4000人相當。

　　實際上這一變化遠非僅僅發生在王亮的企業，以電子廠所在的長安鎮為例，從2004年到2008年期間，全鎮的外來流動人口基本保持在70萬人左右，但全鎮工業總產值卻從2003年的124.4億元迅速提高至2006年的402.7億元。而整個東莞市的流動人口從2003年的400萬左右增加到2008年的1000余萬，GDP則從805億元增加到3100億元，增長速度也遠超過流動人口的增長率。

　　如果沒有金融海嘯的到來，東莞的產業結構調整可能會在一個更長時段里平穩地進行下去。但是金融海嘯的到來不但影響全球的制造業巨頭，也深刻地改變了東莞的產業生態：從去年年底到現在，公司從1500人再度收縮至900人左右。對于未來是否會繼續裁員，王亮表示還要看工廠能否接到足夠的訂單。

　　在一部分企業致力于提升技術和管理水平的同時，另一批企業則在2004年前后開始了新的“突圍”：成本提高、勞動力減少加上運輸條件的大幅改善，令企業可以在廣西、湖南、江西等“八小時產業圈內”重新尋找新的價值洼地。

　　位于東莞厚街的華堅鞋業2004年將新的廠區建到了江西上高。“當時許多同行都不理解，說做得好好的為什么要走？”江西華堅行政部經理李衛民告訴記者，當時公司已經預見到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地轉移的趨勢。

　　由于提前轉移所獲得的成本和規模優勢，華堅的產能和競爭力都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不久之后，東莞鞋業中的“大哥大”——裕元集團也到江西開設了新廠。

　　隨著華堅和裕元的到來，原本占當地勞動力70%以上的外出打工者開始回流，上高縣也轉而從勞動力輸出轉變成勞動力輸入，地方政府不再支持大型勞動密集型企業入駐。

　　據李衛民介紹，跟東莞相比，江西最大的成本優勢來自土地和水電，勞動力成本則與東莞差不多，“現在交通這么方便，工資太低人家就到別處去了。”

　　房東的煩惱

　　東莞獨特的二元化社會結構，使得無論是外來企業，還是外來人員，都很難擺脫“過客”心理。

　　江西撫州的阿龍從2006年開始加入“二房東”的行列，向當地村民承包了兩層樓，再分別出租給其他住戶，并賺取其中的差價。

　　這種“二房東”的興起，跟東莞的城鄉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從傳統農村轉型而來的東莞市，在市區之下并無縣、區一級的行政機構，而是直接分劃成32個鎮區及其下的村組，各地的土地資源則大多掌握在村鎮辦企業及村民手中。

　　隨著東莞制造業的興起及大量外來工的涌入，在當地村鎮企業蓋起大量出租廠房的同時，本地農民也紛紛蓋起了用于出租的物業。

　　據長安鎮“新莞人服務管理中心”的吳先生介紹，自2004年以來，長安鎮3萬多本地人共擁有近2萬棟（套）出租房，在這些出租房中居住著超過32萬外來人口，占長安鎮整個流動人口的將近一半。與此同時，還有4000到6000人左右的“二房東”，以相對固定的價格向業主承租并經營這些出租屋。

　　阿龍就是這些“二房東”中的一名，2006年他投入四五萬元承包的這41間出租房，現在轉讓1萬元也沒人接手。眼看著房屋租不出去，身為業主的阿龍也坐不住了，在過去幾年依靠坐收房租過著悠閑生活的阿龍重新找了份建筑工作，開始適應新的生活。

　　從某種意義而言，東莞不少村鎮經濟正面臨著房東阿龍一樣的處境：當風光一時的企業倒閉，來自各地的打工者消失之后，當地人們才發現，自己原來真正的角色仍然只是一名“房東”。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這一獨特的“房東經濟”曾經造就了東莞制造業的輝煌：來自港臺的資本、國際化的管理技術，與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力資源，在這片“租來的土地”上完成了資本、技術、勞動力與土地等諸要素的首次融合，從而創造出驚人的市場效應。

　　然而在這一過程中，迅速擴張的企業所形成的市場規模遠遠超出了原有的社會管理體系所能容納的范疇，急劇膨脹的流動人口所帶來的治安、環境等問題，使得當地政府不得不把有限的資源首先投入管理而非服務功能。如各鎮在2004年前后成立的出租屋管理中心，其工作重心就是出租屋治安管理。

　　滯后的公共服務、龐大的消費群體和日益稀少的土地資源，在東莞下屬的各鎮中形成了獨特的財富和價值“生態圈”：擁有大量物業的本土居民依靠物業出租獲得可觀的穩定收入，并形成與流動人口相區隔的生活圈，同時在政府和企業中有著更多的任職機會；與此同時，以出租屋為中心形成了流動人口生活與聚集的社區形態，以滿足普通打工者的消費娛樂需求。

　　在這兩種社區形態之間，作為城市所普遍存在的公共服務和設施卻明顯不足，比如公共交通系統，不止一位外來人員告訴記者在當地坐公共汽車“找不到站牌”。

　　這種二元化的社會結構，使得無論是外來企業，還是外來人員，都很難擺脫“過客”心理。一位從1980年代末就來到東莞工作的企業高管告訴記者，他至今沒有在東莞買房，因為“不想到了孫子那一輩，還不能做真正的東莞人”。

　　而另一些希望扎根發展的企業，由于無法擺脫租賃廠房的模式，也不得不到內地尋求新的發展機會。一位在當地經營多年的企業主告訴記者，許多所謂的“倒閉”企業，實際上是借這個機會把產能遷到了內地，“反正廠房土地都不是自己的，設備一搬正好讓當地政府來埋單。”

　　據有關資料顯示，2008年1—9月，東莞的村組兩級財政有63%收不抵支，多支出金額達6億元，這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就是為倒閉企業發放員工遣散費等“埋單”的。

　　為了留住余下的企業，東莞余下的各村鎮都開始大幅降租，但是要讓空置的出租屋重新充滿生氣，顯然不是靠簡單的減租可以做到的。對于負責出租屋管理的吳先生來說，治安管理的壓力小了不少，但“二房東”跟業主的矛盾卻又開始升級……

　　新莞人

　　東莞在源源不斷地生產產品的同時，也“意外”地造就了數百萬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而做慣了“房東”的本地政府也開始意識到，二元結構的社區經濟形態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產業升級的要求。在東莞市新的調整規劃中，“社會結構調整”被列為與產業結構調整同等重要的地位

　　王德山所在的日資企業在2008年10月1日終于倒閉了，這家生產微型馬達軸承的日本廠號稱該領域的“全球第一”，像佳能、索尼照相機里推動鏡頭伸縮的小馬達，其核心軸承就是由這家企業供應的。

　　在經過近10年奮斗后，終于從最底層員工升到采購主管的王德山突然之間被再次“歸零”，并終于讓他有時間做一件想了10年的事情：寫小說。在接下去的幾個月時間里，王德山廢寢忘食地在網上“攢”出了一部20萬字的小說：《十年外企，我跟日本人的那些事兒》。就在見到記者時，這篇反映外企職場生涯的小說即將正式出版。

　　10年的打工生涯，讓王德山也跟這座城市建立起了血脈相連的記憶。“我當年就住在這后面。”他指著與記者相聚的一間湘菜館后門說道，這片位于鎮中心的食街，當年還是一片空曠的工廠宿舍。

　　參與聚會的幾位企業人士也有著各自印象深刻的經歷：一家著名電子企業的人事主管唐先生還記得，1997年朱镕基總理專門到他們廠來考察，了解為什么這家只一百多人的工廠，能夠在投產當年便創下數千萬美元的出口紀錄；而另一位從事行政的女孩，則在隨后電郵給記者的一篇散文中提到了自己的經歷。“從1998年到2005年，我一直在東莞的這些鎮區里打轉，換工作、搬家，進出一間間工廠宿舍或出租房；在不同的地方，適應不同的辦公環境、同事、上司、規章制度；走過陌生的街道、商場、酒樓、超市……我總是在不停地適應各種生活、不停地學習各種生存能力，但每開始一份新的工作，原來所學的、所會的便迅速被時光沖淡、慢慢忘記。而當我把這些曾經的經歷一一回憶起來的時候，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我竟然有過這么豐富的工作經歷？”

　　從某種意義而言，她的經歷也是幾乎所有外來打工者的共同經歷：作為世界制造業心臟的東莞，在源源不斷地生產產品的同時，也“意外”地造就了數百萬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

　　一位2004年來到東莞的人力資源主管告訴記者，畢業于蘇州大學的他當時很難在本地找到工作，“要么就是五六千元的高級主管，要么就是五六百元的普通工人，基本沒有適合我們的職位。”而當他到了東莞從事人力資源工作后才發現，原來全國各地所招聘的技工和中層管理人員，大都是從珠三角地區開始引進，然后再慢慢自行培養的。

　　與此同時，做慣了“房東”的本地政府也開始意識到，二元結構的社區經濟形態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產業升級的要求。在東莞市新的調整規劃中，“社會結構調整”被列為與產業結構調整同等重要的地位，東莞市宣布要“逐步削弱社區發展經濟的職能，促進社區職能向城市管理和服務轉變”。

　　頗具象征意味的是，東莞市在2007年4月16日，以人大決議的方式將“外來工”的傳統稱謂改變成“新莞人”，過去各鎮的“出租屋管理中心”也更名為“新莞人服務管理中心”。政府同時推出了包括保障同工同薪保護、鼓勵新莞人參與東莞事務管理等十條服務性政策。

　　雖然跟名稱的變更相比，社會結構和文化的變更要復雜和緩慢得多，但是這座在全球化洪流中曾經被打斷了城市化進程的奇特城市，終于再度啟動了融合與升級的進程。

　　剛剛寫完自己打工故事的王德山再次成為這場新變革的見證者——他的新身份是長安鎮廈邊村村委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