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正在遭遇一場寒流。

　　2008年以來，在浙江、廣東等沿海發達地區，不管是企業主還是外來務工者，對中小企業倒閉與停工事件，都已經麻木。

　　“五虎下山”，這是對中小企業倒閉或停工因素的通常概括。面對洶洶氣勢，中小企業無力招架，倒下就成為普遍性選擇。

　　但是，倒下之后的連鎖效應，將對就業、稅收等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決策者，無不高規格重視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境，并且都在積極主動地探尋破解之道，幫助企業“越坎”。

　　雖然，到底有多少家中小企業會在2008年倒下？已無法得出確切的統計數字，但中小企業“入冬”卻是不爭的事實。這是繼1997年、2004年之后的第三個民營企業“崩潰年”。

　　那么，在這個嚴冬里，政、企、銀三方應該如何合力縫制“過冬的棉衣”？

　　五虎下山

　　一葉知秋。一棵圣誕樹，或許就能折射出當下中國出口加工行業所面臨的困局。那么，“五虎下山”是如何以不可阻擋之勢，摧倒了“中國制造”這棵“圣誕樹”的呢？

　　在義烏國際商貿城A區三樓的一間商鋪中，店主何鶴平百無聊賴地守在彩燈閃爍的圣誕樹旁，等待最后一批采購訂單。

　　往年的6月至10月，圣誕老人都會準時把歐美家庭全年1/3的消費支出拋到地球的這一邊，給中國的工藝品和玩具廠商們帶來一年一度的狂歡。按照舊例，何鶴平的圣誕樹也早該整齊地排列在集裝箱內，駛往大洋彼岸。今年，圣誕老人爽約了，歐美訂單縮水20%倒在其次，微薄的利潤空間也壓得“何鶴平們”喘不過氣來。

　　此時，距離義烏千里之外的廣東東莞，正傳來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廠合俊集團倒閉的消息。圣誕節變成圣誕劫？200 8年底，中國眾多玩具廠商的心頭結上了嚴霜。

　　漩渦中的圣誕樹

　　在浙江和廣東的民營企業家口中，流傳著“五虎下山”的說法。2008年以來，次貸危機、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提高、信貸緊縮，這五重疊加因素使得中小民營企業內外交困，失血嚴重。

　　一葉知秋。

　　一棵圣誕樹，或許就能折射出當下中國出口加工行業所面臨的困局。那么，“五虎下山”是如何以不可阻擋之勢，摧倒了“中國制造”這棵“圣誕樹”的呢？

　　肇始于華爾街的金融海嘯，在打擊歐美金融體系之后，逐漸傳導至實體經濟和消費領域，以往過度消費和過度負債的美國人，在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購物需求開始降至冰點。長期依賴歐美市場的浙江和廣東制造業，無疑成為這條危機傳導鏈條上的犧牲品。

　　“按照我們的統計，今年義烏玩具出口的降幅在20%左右。”義烏玩具行業協會秘書長童元智說，在西方國家，每年10月份開始到年底的圣誕購物季，幾乎要占全年零售額的一半以上，玩具占比更高，因此，金融海嘯對人們消費意愿的打擊，直接影響了國內的玩具出口。

　　與國際需求下降同步，人民幣升值也成為一個影響因素。不少接了訂單的工廠，忽然發現自己按照當時匯率計算出的利潤，竟然被人民幣升值蒸發得一干二凈。與此同時，國內原材料價格和人力成本非但沒有下降，反呈陡漲之勢。

　　成本因素正成為一張越收越緊的網，擠干了中小企業本來就很微薄的利潤。一份統計資料顯示，4月份，我國鋼材、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12%，而工業品出廠價格僅上升5.3%，漲幅倒差從去年底的2.9個百分點擴大到 6.7個百分點。

　　以圣誕樹生產為例，除去塑料，鐵的購進價格漲幅高達60～70%。一棵1.5米高的圣誕樹，樹桿加上250多根樹枝，至少需要6～7斤鐵，僅此一項就導致成本上漲25%以上。

　　除去生產資料成本高企，隨著《勞動合同法》的實施，2008年工業企業從業人員勞動力報酬增長16%以上，給勞動密集型企業帶來沉重壓力。由于終端的產品價格漲不上去，成本增加對行業利潤形成擠壓效應，使得絕大多數傳統品種的圣誕產品利潤下滑到5%以內。甚至有商家稱，有時候一棵圣誕樹只能賺到兩角錢。

　　“不生產等死，生產找死”，2008年銀根緊縮，致使本來就存在貸款難、擔保難的中小企業融資更加困難。以浙江為例，今年該省工行、農行、中行、建行新增貸款由2007年的1487.27億元縮減為1093.69億元，減少了四分之一。廣東省中小企業局調查顯示，廣東95％的中小企業缺乏資金，資金缺口高達1.2萬億。

　　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李子彬分析，我國中小企業間接融資只占2%，直接融資占98%，“ 千軍萬馬都擠在銀行貸款上”，但是，銀行不給貸，高利貸又借不起，一些中小企業只好關門歇業。

　　次貸危機、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勞動成本畸高加上信貸收縮，中國中小企業被逼進了一條“死胡同”。

　　“盛世危言”的升級路線

　　一棵圣誕樹背后的辛酸，只是2008年底中國中小企業生存現狀的一個投影。在此前長達10個月的時間里，病象早已浮現。

　　從區域來看，國人對中小企業的關注始于廣東。年初，珠三角地區外商撤資，企業轉移，諸多中小企業關門歇業，媒體掀起的輿論風潮還未能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關注。在當地政府強力推動產業升級的背景下，多數人認為，珠三角數目不明的中小企業倒閉，不過是自然淘汰或者是產業升級的必然結果。

　　直到3月，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做客央視，拋出“溫州20%中小企業面臨停產和半停產狀態”的盛世危言，才讓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中國民營經濟大省浙江。

　　6月中旬，浙江省經貿委副主任、中小企業局局長吳家曦以行政公文的形式，向國家發改委投書兩封，陳述浙江中小企業發展困境及解決之策。7月初，一份題為“當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亟待改善”的調查報告，由浙江省緊急報送國家發改委、農業部辦公廳等部門。

　　報告直言，浙江經濟正處在產業升級轉型期、國際經濟波動期、宏觀調控緊縮期“三疊加”的關鍵時期。“全省20 0多萬家民企處境微妙，大量中小企業生存面臨危機，關停并轉增多，許多宏觀層面上的問題僅靠地方政府、企業本身難以解決。”

　　地方頻頻發出言辭懇切的求救信號，終于在7月得到高層回應。7月4日至6日，6天時間，中央決策層領導調研了江蘇、上海、廣東、浙江、山東等5個沿海省市，與此同時，商務部、銀監會、國稅總局等負責人也紛紛出動。調研地域之密集、時間之密集、高層人物之密集，為建國以來罕見。

　　嗣后，國家發改委發布的一份權威消息正式宣告，中小企業的“嚴冬”來臨。中小企業司統計顯示，全國上半年6. 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僅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代表的紡織行業，中小企業倒閉就超過1萬多家，有2/3的紡織企業面臨重整，將導致超過2000萬工人解聘。

　　7月，成為一個分水嶺。

　　不僅僅在于中央高層關注所帶來的心靈按摩作用，還在于此后情勢所發生的微妙變化。

　　當中央和地方正在為飽受煎熬的中小企業趕制過冬“政策棉衣”的時候，浙江和廣東兩地開始傳出龍頭企業倒閉的消息。

　　從7月中旬到10月中旬，短短4個月間，浙江金烏集團、金義集團、一新集團、江龍控股集團、華聯三鑫集團等5 家行業翹楚先后“倒塌”。10月17日，媒體又爆出位于東莞的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廠合俊集團的倒閉，中國出口制造業的危局開始露出猙獰面目。

　　如果說，此前社會各界對中小企業的倒閉是否“正常”尚存爭議，那么頗具悲壯色彩的龍頭企業的完結，則為爭議畫上了終止符。上半年，官方多用溫和的詞匯將“倒閉風潮”稱為中小企業發展的平臺期或者是盤整期，但是，下半年警報頻頻拉響，開始動搖民營企業熬過嚴冬的信心。

　　“誰將成為下一個”，惶惑猶如一個幽靈出沒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

　　有專家分析認為，此輪中國民營企業倒閉潮符合既往國際經驗，將會經歷三個階段。初始階段是一些抗風險能力較弱的中小企業出現倒閉；升級階段是部分大企業陷入資金鏈斷裂困境；第三階段，由于大企業涉及較廣的債務鎖鏈，幾家龍頭企業倒閉將引發行業全面的債務危機，從而使破產和倒閉大面積擴散。

　　那么，近4個月來集中發生的大企業倒閉現象會帶來什么結果？專家預測，這6家企業倒閉直接涉及的企業多達上百家，而涉及的債務規模則可能高達200-300億元。如果加上企業間的互相擔保，這一數據還將幾倍、十幾倍地放大。

　　可以預料，在未來半年乃至一年時間內，浙江和廣東的企業界還將引爆一連串債務地雷，從而直接威脅兩省在全國的經濟領軍地位。與此同時，長三角和珠三角這兩個中國工業高速增長的引擎也將不可避免地失去強勁動力。

　　“中國制造”行將終結？

　　曾幾何時，浙商和粵商是中國企業家中最具創業精神、最懂經營之道、最富權變意識的代名詞。每一次風暴來臨，它們總能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護自己，找到存活下來的那條縫隙。

　　然而，為什么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那些尚能如浴火鳳凰般涅槃重生的企業，在此輪倒閉風潮中卻無法躲過劫難？為什么2008年在“五虎下山”帶來的民營企業嚴冬中，浙江和廣東兩省反應尤為劇烈？這是當下中國制造業無法回避的兩個問題。

　　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坦言，當前，中國中小企業所面臨的困難才剛剛開始，他認為，相較于十年前經歷的困難，最大的區別在于“當時的主要問題是通貨緊縮。從緊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使得社會資金短缺，中小企業紛紛到地下錢莊借錢，企業三角債問題嚴重。而后，中小企業紛紛尋找海外訂單，度過了難關，同時也造成了對國際市場的嚴重依賴”。十年之后，恰恰是國際市場的萎縮加劇了今天企業的困境。由此可見，國際市場猶如懸在“中國制造”頭上的達摩利克之劍，既能讓中國企業賺得缽足盆滿，也能讓中國企業千金散盡。

　　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十年，正是“中國制造”搶灘國際市場份額勢頭最為強勁的時期，而以引進外資與對外貿易為主要形式的外向型經濟大省，在2008年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沖擊。那么，在7月中央高層調研的沿海5省市中，為什么浙江和廣東的反映最為劇烈呢？

　　外貿依存度是一個地區對外貿易額占GDP的比重，代表著一個地區貿易開放的程度。統計資料顯示，沿海5省外貿依存度由高到低分別為：上海(167%)-廣東(161.6%)-江蘇(102%)-浙江(65.8%)-山東(34 .1%)。看到這組數據，人們不由得發出疑問，為何外貿依存度并不高的浙江，會比江蘇的反映更為劇烈?

　　問題根源在于兩省進出口結構的差別。浙江產品一直以來“重外銷、輕內銷”，盡管一輛電動車的價格只有國外一只鞋的價格；6米YKK拉鏈可以買到1000米浙江產的拉鏈，這些數據不僅說明浙江出口產品慣用的價格競爭優勢，也呈現出外貿結構的一種結構性風險，這與江蘇“進口出口對半分”格局形成了鮮明對比。

　　“現在江蘇的企業比浙江的企業更好過些，原因是江蘇是兩條腿走路，進口出口平分秋色。而在人民幣快速升值時，出口受到的影響是最劇烈的。”一外貿公司老板分析認為，浙江只有做到“有進有出”，積極開拓國內市場才能挺過風險，再謀后路。

　　就在整個經濟形勢出現低迷的時候，山東上半年的經濟發展卻出人意料地獲得了兩個雙第一，1-5月，山東省工業企業累計實現利潤1634億元，增長27.2%，實現利潤額全國首位；1-6月份，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增加值8 207.76億元，同比增長18.5%，增幅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2.23個百分點，在魯蘇浙粵滬沿海五省市中排名第一。到底是什么支撐了山東的工業利潤？

　　山東省經貿委經濟運行局副局長指出，近年來，山東重工業所占比重一直在68%-70%之間，而以原油、煤炭、農副產品等為代表的原材料類產品今年以來均在高位運行，煤炭、原油價格的上漲，擴增了山東能源工業的利潤。山東“大象經濟”相較于浙江和廣東“小狗經濟”來說，在國際經濟形勢風云突變的情況下，表現穩健得多。而相對較低的外貿依存度，也讓其在此輪國際經濟波動中少受損失。

　　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浙江和廣東，憑借低成本優勢讓“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獨占鰲頭，也由此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風向標。2008年，國際市場的“盛宴”陡現殘局，“中國制造”的十年運勢是否就此終結？

　　盡管答案還不明朗，但是正如即將到來的圣誕節一樣，那夜，浙江、廣東中小民企將無人狂歡。

　　浙企“生死劫”

　　浙江大批制造型中小企業正在遭遇包括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用工成本提高、海外市場萎縮、從緊貨幣政策帶來融資困難等“內外交困”的生存危機。浙江經濟“拐點論”和“危機論”也一時甚囂塵上。

　　溫州人何志明把苦心經營5年的制鞋企業關停了，廠房已經轉讓，此時他“暫時失業”，在家“休養”。

　　何志明經營的鞋企規模不大，高峰時有員工110多人，一年產值800萬元。何志明告訴記者，這兩年制鞋所需的幾十種原材料都在不斷漲價，而成品鞋價格卻漲不上去，生產一雙鞋的利潤只有1元左右，工廠運營只能基本持平，無奈之下只有把企業關停。

　　在“中國鞋都”溫州，制鞋企業無疑正經歷著一場“寒冬”。溫州鞋革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溫州鞋企從2003年的5000多家，如今已銳減至2600余家，短短5年關停數量近一半之巨。

　　像何志明關停企業的事情，在中國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溫州以及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幾乎每天都在上演。波及的行業也不僅僅是制鞋業，服裝、打火機、眼鏡、鎖具等眾多行業中的中小企業關停現象同樣堪憂。

　　2007年以來，浙江大批制造型中小企業正在遭遇包括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用工成本提高、海外市場萎縮、從緊貨幣政策帶來融資困難等“內外交困”的生存危機。浙江經濟“拐點論”和“危機論”也一時甚囂塵上。

　　“倒閉潮”與資金困局

　　浙江的中小企業似乎籠罩在一片悲歌之中。

　　此前，媒體一度盛傳“浙江民企20%中小企業倒閉”。8月11日，在北京國際新聞中心舉行的“浙江民營經濟創業創新之路”新聞發布會上，浙江省政府對傳言專門進行了澄清，“實際情況沒有那么嚴重”。

　　盡管官方說法企業倒閉并非傳言那么嚴重，但這種傳言并非空穴來風。從2008年初開始，浙江一些知名企業的老總或出走或自殺就是一個佐證。

　　在溫州，永嘉的云光泵閥制造公司創辦人朱吉光由于無法承擔三角的高利貸債務，已經服毒自盡；在金華蘭溪，浙江著名的中成藥公司，一新制藥公司掌門人鄭亞津，同因資金鏈斷裂而自縊身亡；在義烏，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由于無法支付高利貸遠遁海外；在杭州，南望集團老總一夜間突然消失；在嘉興，旭萊服飾公司創始人一家失蹤。

　　2008年以來，浙江知名企業老總出走或自殺的新聞已經令人麻木。這一連串的企業變故也為浙商耀眼的光環蒙上了一層陰影。

　　單是溫州，溫州市經貿委7月初曾對該市31個工業強鎮和開發區15521家中小企業進行過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目前當地停工、半停工和倒閉的企業達1259家，占調查總數的8.1%，比一季度增加2.1個百分點。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知名企業的倒閉因素又幾無例外——資金鏈出現危機。

　　2003年開始的“緊縮政策”，到今年是第6年。特別是2007年底以來，央行加大了貨幣調控力度，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疊加下，持續的緊縮使得國內銀行資金流動性大減。此外，國內中小企業獲得信貸的難度加大，眾多企業尤其中小企業的生存出現危機。

　　融資問題一直是浙江中小企業的老大難問題，今年猶甚。據銀監會統計，2008年第一季度各大商業銀行貸款額超過2.2萬億元，其中只有約3000億元貸款落實到中小企業，占了全部商業貸款的15%，比去年同期減少300億元，中小企業融資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一位浙江企業家告訴記者，甚至有企業在接到大額訂單的情況下，向銀行申請貸款也未能如愿，只得放棄訂單。

　　溫州一位熟知金融界的人士用一個形象的說法來說明貸款難問題：“3年前，銀行經理為了把錢貸出去，經常請企業主吃飯。而這兩年的情況是，企業主到處請銀行信貸經理吃飯，但最終也貸不出錢來。”

　　在民間借貸盛行的浙江，資金出現緊張的企業，進而轉向民間借貸。溫州一位企業家告訴記者，因為普遍的資金緊張，抬高了民間借貸的利率。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介紹說，溫州確實有6000億元的財力，但廣大中小企業卻為缺乏發展資金而苦惱，這是一個市場悖論。據他估計，目前溫州民間金融的流動規模已經達到600億元。但是，由于溫州企業眾多，資金缺口依然龐大。

　　在浙江，除了像何志明那樣因為市場因素導致無錢可賺關停企業外，一些老總出走或自殺，皆因資金鏈斷裂。而導致資金鏈斷裂的很大原因，是因為“拆借高利貸和盲目投資”。

　　資金的匱乏使不少企業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不借錢等死，借錢是找死。”不止一位企業主這樣對記者說。

　　景氣指數不“景氣”

　　義烏國際商貿城的諸多攤主向記者抱怨，“生意難做”。但一位常年游走在義烏政商兩界的人士則告訴記者，“那些小企業主日子更加難過”，義烏除了那些大企業老板，日子過得最滋潤的人不是做企業的，也不是在國際商貿城做生意的人，而是擁有商貿城攤位的業主，他們一年僅靠攤位出租就能獲利幾百萬元，“衣食無憂，也沒后顧之憂”。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當地的《義烏商報》上幾乎每天都有企業“解散清算”的公告，甚至一天的報紙上有4家企業的“解散清算公告”。記者根據公布的電話聯系上一家解散企業的清算組，對方語氣很不耐煩，“生意做不下去就清算了，還有什么好說的”。

　　近兩年發展最快的行業應該是擔保、典當和寄售行業。一位要求匿名的當地政府官員表示：“要知道融資有多困難，只要去大街上看看這兩年冒出多少典當行和寄售行就知道了。”

　　在義烏的大街小巷，隨時都可以看到典當行或寄售行醒目的招牌。義烏最繁華的賓王路上，就有近10家大小不一的典當公司和寄售行。這些少則一個門面多則三四個門面的典當、寄售行門上張貼的廣告同樣醒目，“幫個人排憂解難，為中小企業渡過難關”。

　　有媒體報道，目前義烏市在冊的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公司有300多家，“沒有注冊的比注冊的多”。而在民資更為充沛的溫州市，自2001年開辦第一家擔保公司以來，已發展到270多家。記者在平陽縣敖江鎮、蒼南縣龍港鎮等地也都能看到擔保公司的招牌，可謂遍地可尋。

　　此外，廠房或生產設備轉讓的消息也充斥著當地報紙和電視。記者聯系上一位工藝品廠轉讓人，對方表示因為急需資金，廠房折價轉讓，隨時可以去廠里看，誠心要的話價格可以商量。一位當地媒體的記者說，這些廠房轉讓的人，有很多是因為拆借了高利貸或者銀行貸款到期，無奈之下才出此下策。

　　企業經營的不景氣已經波及勞務市場。位于溫州市區牛山北路的溫州勞務市場，大廳內的顯示屏上滾動著用工信息，一家企業的用工需求基本在1～4人，而且以技術工和熟練工為主。周圍聚集著一大群尋找工作的務工者，門前狹窄的馬路邊一些工人百無聊賴聚在一起玩起了撲克。一位四川籍務工者告訴記者，他今年已經換過三份工，現在又失業了。浙江省統計局的一份調查也顯示，自2005年四季度起浙江連續9個季度持續上升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首次出現了緩解的跡象。

　　近一段時間來，相關政府部門的一些統計數據也說明浙江中小型民營企業正呈現加速下滑趨勢。

　　饒有意味的是，有著“世界小商品價格風向標”之稱的義烏小商品城景氣指數連續幾月呈下滑趨勢，指數不再“景氣 ”。無獨有偶，被稱為“亞洲最大紡織品交易中心”的浙江紹興中國輕紡城價格指數上半年也呈下滑走勢，五大類別包括原料類、坯布類、服裝面料類、家紡類和服飾輔料類景氣指數都呈現小幅下滑趨勢。

　　陣痛期

　　在采訪中，大多數業內人士都認為，浙江民營經濟正處在艱難的轉型期、陣痛期，或者稱為“成長中的煩惱”。

　　浙江大學教授史晉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事實證明，“用國際需求代替國內市場需求而不做產業結構的路子，已經走到頭了。”

　　史晉川認為，長期的產業結構不合理是拖累浙江經濟的根本原因，而近期銀根收緊、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匯率為代表的國際貿易變化，加上出口退稅的變化等原因，加劇了這種情況的惡化。

　　溫州制造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溫州生產了全國10%的服裝、20%的鞋、60%的剃須刀、65%的鎖具、8 0%的眼鏡、90%的金屬外殼打火機等，這里涌現了“中國鞋都”、“中國鎖都”、“中國皮都”等30多個輕工產業集群。據統計，溫州有30多萬家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以上，占到企業總產值比重的97%，可提供90%的就業機會。

　　“在溫州國民經濟中，無論從經營廣度到深度，還是到經濟指標的拉動，中小企業都是主力軍。”周德文介紹說。溫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國制造發展的一個縮影，也正是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撐起了溫州制造這塊金字招牌。

　　但浙江的中小企業普遍又因規模小、技術力量弱等，抵御風險的能力不強。如今，眾多中小企業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在政府的一些表述中，也相當頻繁地出現了“形勢嚴峻”這樣的字眼。浙江省省長呂祖善在出席該省一次企業界的會議上表態說，“政府將與企業齊心共渡難關”。

　　而周德文則認為，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非常時期，溫州企業也開始了“剜瘡”自救，有的企業開始收縮投資、壓縮成本，準備“貓冬”；有的企業轉行或者大舉外遷，尋求生存之路。而在這個階段，最主要的還是要深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換代來突破難關，“有困難才會有轉機，有轉機才有發展”。

　　危機還是轉機

　　浙江省官員似乎在極力回避“危機”的說法。“準確地說，我們面臨的不是中小企業倒閉危機，而是產業轉型的機會。”浙江省中小企業局辦公室主任蔡章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

　　盡管浙江官方對“危機說”避而不談，但中央領導及商務部、銀監會、稅務總局等國家相關部門負責人率隊頻繁造訪浙江。隨后，從國家到地方都出臺了一系列幫扶中小企業發展的“補血”政策和措施。

　　8月的一天，浙江海鹽一檢測中心的工作人員發現，在前一天還全額收取的檢測費用，突然就接到通知即日起對本地企業的檢測費用減半收取。

　　這源于海鹽縣出臺的一項新政策。該通知說，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海鹽縣將對工業企業發展過程中涉及的有關服務性收費一律減半收取。

　　8月29日，浙江一印刷企業的左姓老板打開電子郵件，發現阿里巴巴網站服務專員發給他一封電子郵件。郵件稱“ 浙江省政府為幫助企業渡難關，對從現在起加入誠信通的企業，有現金等一系列補助”。這是浙江省經濟貿易委員會、浙江省財政廳發布的一個通知，在全省范圍內實施“萬家企業電子商務推進工程”。

　　在義烏，一銀行推出了“商位質押貸款”業務，就是說即使是租來的攤位也可抵押貸款。

　　最讓公眾關注的是“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在浙江省全面試水”，這被視為“民間信貸開閘”。

　　此外，財政部表示，為幫助解決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中央財政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今年中央財政安排中小企業專項資金35.1億元，努力支持中小企業健康發展。據計算，這比去年提高了20.3%。當前小企業的小額擔保貸款額度，已由100萬元提高到200萬元；在減免稅賦方面，今年實施新的企業所得稅后，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繳企業所得稅，這比標準稅率低5個百分點；國家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對于今后的中小企業運行情況，周德文認為，從2009年上半年開始，整個經濟會慢慢復蘇，但經濟發展的運行是有慣性的，完全復蘇會有個過程。中國經濟中小企業的“緊日子”還會持續好幾年，兩三年甚至四五年，但會逐步往好的方向發展，因為整個國家的產業結構通過宏觀調控已經在重新洗牌和調整，國家會出臺一些拉動消費的措施，明年在投資領域也會適當放寬，不再會像現在這樣嚴格地管制。

　　東莞玩具業“入冬”

　　在寒冬中打顫的不僅僅是浙江，廣東的東莞同樣具有典型性。在這個中國制造的符號型城市里，企業倒閉每天都在上演。本刊選取東莞的一個產業——玩具業，來觀察東莞企業的全貌。

　　10月15日，世界玩具業巨頭——合俊倒下了，標志著玩具業嚴冬的來臨。

　　對此，《每日經濟新聞》首席評論員葉檀撰文稱：“合俊不會孤獨，已經有一半以上的玩具廠商歇業，還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倒閉行列。”

　　那么，誰將會是下一個?

　　今年5月，東莞市玩具協會曾向前來調研的東莞市政協委員說，當時東莞仍有3800多家玩具企業經營，不過再過兩年，能活下來的最多只有2000家，另外的1800多家玩具企業會倒閉。

　　現在看來，這個預測，并非危言聳聽。

　　“玩具城”的凋零

　　東莞素有“世界玩具之城”之稱，玩具是其八大支柱產業之一。資料顯示，中國生產了全球75%的玩具，廣東生產了中國70%的玩具，東莞又生產了廣東60%的玩具。

　　20世紀90年代，東莞的玩具行業開始形成產業集群，90%以上的玩具出口歐美。鼎盛時期，在工商局登記的玩具廠有4000家，還有2000多家與玩具生產相關的企業。

　　但如今，這一數量在急劇減少。哈一代玩具廠董事長肖森林甚至說，現在能有1000家就不錯了，以后更難預測。

　　來自東莞市外經貿局的數據顯示，2005年東莞的外資玩具企業共有639家，2006年為630家，2007 年陡降至500多家。

　　在合俊關門之前，已有太多的玩具廠悄悄倒下了。寮步鎮安年玩具廠曾是東莞最早生產玩具的企業之一，今年春節過后，這家老牌玩具廠悄然關門。厚街鎮溪頭玩具廠是一家上世紀80年代中期落戶東莞的老廠，幾個月前已經停產了，目前正在辦理注銷手續。

　　也許是同病相憐的緣故，合俊的倒下讓同行們三緘其口。一家大型玩具廠的負責人說，說不定自己明天就倒了，現在不能說得太多，免得到時候被人看笑話。

　　另據海關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東莞玩具出口5.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5%，為近年來的首次下降。

　　港商陳木明曾經是東莞最大的玩具商之一，鼎盛時期廠房占地10萬平方米，工人數量達到8000多名。如今，他已經轉行經營紙品廠。

　　“今年將是東莞玩具的生死年。”陳木明說道。

　　為何有單不敢接

　　作為中堂鎮最大的玩具廠，開達玩具廠的產品70%銷往歐美。萬圣節和圣誕節在即，要是在往年，開達玩具工廠早已忙翻了天。如今，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

　　玩具生產企業訂單的減少，還影響到玩具廠的供貨商。中堂利源配件廠是一家專門從事玩具五金配件的小企業。今年，該廠不用再去招工了。老板王小勇說:“我這邊的訂單少了一半以上，開工只有三成多一點。今年能夠保本就不錯了。”

　　不少玩具業者表示，今年的訂單少了1/3至1/2，多是短期訂單，量也不大，而且來得晚，去得快。光是圣誕樹的下單量就減少了三成多。還有玩具商說，今年秋交會第二期的玩具展將是爭取圣誕訂單的最后機會，如果爭取不到，就只有減員停產了。

　　某玩具廠負責人李先生說，現在生意不好做，公司甚至主動縮減訂單，有單也不敢接，接了就虧。他算了一筆賬:公司用美元和港幣結算，卻要用人民幣支付工資、廠租等國內的開支。以前100港幣可以兌換人民幣90多元，現在只能換8 0多元，使利潤少了10多元。公司生產玩具的材料主要是塑膠，其價格已累計上漲了30%。《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公司每年要為每個工人增加2000多元的開支。

　　面對生產成本的大幅攀升，公司卻不能提價。東莞市玩具協會的資料顯示，2006年以來，玩具成本上升了約六成，但國際玩具商的訂單價格僅上漲一成左右，部分甚至維持原價。

　　“市場還是有的，頭號難題還是利潤銳減。”有玩具廠負責人說。

　　有形之手的扶助

　　合俊突然倒閉后，樟木頭鎮委、鎮政府的身影顯得格外清晰。各界首先注意到的是，該鎮立即成立專門應對小組，承諾100%墊付工人被拖欠的工資。

　　據東莞市勞動局初步核算，倒閉的兩個工廠共拖欠工人工資約2400多萬元。在合俊宣布倒閉后的第一時間，樟木頭鎮已向6400名原合俊工人發放了部分被拖欠的工資，總計發放1700余萬元。到10月20日，全部被拖欠的工資發放到位。

　　10月17日，樟木頭鎮政府召開“感恩商家，幫扶企業”新聞發布會。該發布會本來與合俊的倒閉并無直接聯系，而是為了發布有關樟木頭新一屆鎮委、鎮政府預見到因國內外經濟形勢嚴峻，企業可能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幫助企業共渡難關的消息。

　　但是，發布會變成了“合俊專題發布會”。有政府官員在發布會上說，出現“合俊事件”，樟木頭鎮也很無奈，認為 “政府也是一個受害者”。

　　政府采取的積極措施，并不只在企業倒閉后給員工墊付工資。早在今年6月，樟木頭鎮政府就曾派員到合俊實地走訪，多次詢問合俊需要政府從哪些方面進行幫扶，資金是否有困難，但合俊一直未能給出明確答復。

　　實際上，在企業面臨困境之時，政府是愿意幫助的，而且政府的幫助，往往能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例如，今年1- 9月，樟木頭鎮國稅分局用足用好優惠政策，及時將優惠稅收返還給企業，共依法為企業退稅4200萬元。

　　這只是樟木頭鎮今年9月11日開展“感恩商家，幫扶企業”活動以來幫扶企業的實例之一。

　　在“感恩商家，幫扶企業”活動中，樟木頭鎮外經辦主動聯系銀行，幫助該鎮64家企業貸款3億元。

　　樟木頭鎮黨委書記、鎮人大主席李滿堂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企業陷入困境時期，政府有責任有義務伸出援助之手，與企業共渡時艱，千方百計穩定企業的生產經營，幫助他們增強在樟木頭發展的信心，努力實現就地轉型升級。

　　挺過嚴冬是春天

　　合俊的倒閉，迫使業界反思出路。

　　但是，是轉廠還是轉型?

　　據業內人士介紹，早在1996年，東莞的一些港資玩具企業就曾試圖進行自主研發，但由于當時的內地經濟和消費環境不成熟而失敗。

　　東莞玩具企業中，有95%的企業從事代加工。肖森林說，早在2006年，貼牌生產就已經是強弩之末，現在，更形同義務勞動。因此，很多企業面臨的問題是:要么倒閉，要么遷到成本支出相對低的地方。

　　實際上，合俊這個巨頭倒閉了，中小型的玩具廠不一定就跟著倒霉。命運還是掌握在各個公司的手中，關鍵看怎么經營。在糟糕的環境中，可以結業退出，也可以咬牙堅持。康達公司的策略是，大力節省物料和管理成本，“寧愿不賺錢，也要挺過這一關”。

　　轉廠的人，過得怎么樣呢?從顯性成本上看，轉廠確實可以節省很多成本，比如土地租金，比如電費。從薪水來看，東莞工人工資基本都是1600元以上，但內地可以減少將近500-800元。

　　但有企業負責人說:“從我了解的情況來看，轉廠的朋友也沒有一個實現發展的，只是維持生存。”

　　原因何在?產業上下游配套、熟練工人員工培訓時間與成本和管理損耗等，這些隱型成本增加了轉廠企業的風險。“ 合俊在沒有倒閉之前也試過轉移工廠，但事實證明它沒有成功”。

　　但也有成功的例子。考慮到東莞生產成本上升，哈一代早在2004年就在河南設立了分廠。但肖森林認為，河南、東莞兩個廠的功能不一樣，無法比較。東莞廠主要是設計開發，生產量只占到總產量的1/10。河南廠主要是生產，產量份額達9/10。東莞在行業信息、人才、產業配套等方面，具有內地無法比擬的優勢。從這個角度來看，東莞的區位優勢并未喪失。

　　“合俊玩具廠的倒閉，既是意外也是必然。在這個環境下，勞動密集型企業都不好經營。”肖森林說，尤其是完全依賴海外市場的OEM生產商更加難受。哈一代是國內極少數擁有自主品牌的玩具生產商，2006年7月開始推出“哈一代” 品牌。相比OEM生產商，哈一代擁有自主品牌，就多了一條路子。另外，哈一代主要做內銷，“金融海嘯”和人民幣升值并未影響到企業的業績。

　　由于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到研發環節，這兩年哈一代一直處于虧損狀態。但肖森林卻仍然樂觀。他說:“公司的業績比去年要好，去年虧50萬，估計今年降到20萬-30萬，這也是賺錢。到明年10月左右，公司就可以實現收支平衡，以后步入盈利時代，屆時利潤率可以超過20%，冬天過后就是春天了。”

　　有業內人士認為，實力雄厚又有自主品牌的玩具企業，將最終在競爭中生存下來。有了自主品牌和自主技術，就不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但是，好的東西往往難以得到，合俊玩具已經轉型為OBM，卻倒閉了。這是為什么呢?肖森林說，就拿哈一代舉例，從貼牌生產發展為自創品牌，很勇敢也很謹慎，但也只能有多少錢干多少事。其原因在于，開發自主產品有很多困難，設計、銷售、資金等對企業都是極大的挑戰。-

　　周德文：中小企業“守護神”

　　【引子】

　　在溫州，被稱作 “溫州形象大使”的周德文，沒有官銜，卻戴著十余個政治“禮帽”：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民進溫州市委副主委、浙江省人大代表、溫州管理科學研究院院長、中共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員、民進中央特邀研究員、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APEC中小企業服務聯盟中國委員會副主任、世界經濟貿易聯合促進會副會長……他還被全國數十個縣市級以上政府、多家國內外著名企業聘為發展顧問或高級經濟顧問……

　　在溫州，周德文做教授、做企業家、做社會活動家，讓他的能量從學術到實業、從市井到政經、從民間到中央。

　　集產、學、研為一體的特殊身份，使周德文成為解讀這場中小企業倒閉潮的關鍵性人物。

　　“要敢講真話，

　　給政府提個醒”

　　2008年3月28日，中央電視臺的采訪，注定了這一天的不尋常。

　　采訪中，周德文直言：“溫州30多萬家中小企業，20%左右的企業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況。”

　　此話一出，反響強烈。

　　正所謂一石激起千重浪——國內眾多媒體紛紛以“20%”作題，進行轉載和再加工，甚至以醒目的“倒閉”字眼代替了“停工、半停工狀況”，而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時間，“20%企業倒閉”的傳聞甚囂塵上。周德文成了焦點，又一次站在風口浪尖上。

　　但周德文沒有懵，也不懼，而是動若蛟龍，揮毫潑墨。

　　4月，他上報了數據翔實的《關于溫州中小企業目前存在的狀況的初步報告》。5月，在各大媒體發表《目前中小企業存在的困難及對策》、《危機面前，溫州人如何應對》、《宏觀環境下的溫州產業轉型》等研究論文，向中央提出實行“寬財政”、“直接為中小企業減稅”、藏富于民的政策。并且，他一再建議——“國家要加大金融服務對內開放的步伐，要盡快放開設立小額貸款公司，允許社區銀行與民間銀行的試點。”“宏觀調控要適度微調，要適當放松”等等。

　　周德文的大聲疾呼，引起了中央、省、市政府的高度關注。

　　6月，溫州市委、市政府召開“政企聯動、攻堅克難”企業服務年活動千人動員大會。一個月內，市、縣、鄉三級領導三箭齊發，走訪工業企業6000多家，梳理了200多個難點，出臺了多項優惠政策。

　　7月3日，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溫州進行調研；

　　7月4日至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江蘇、上海進行調研；

　　7月6日至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浙江調研，并專程趕赴溫州。

　　隨后，銀監會來了，發改委來了，國稅總局來了……

　　“這是建國以來中央高層對長三角地區經濟現狀最高規格、密集式的調研，說明了中央對長三角地區企業的擔憂。” 專家學者普遍認為。

　　可以說，是周德文激醒了政府、社會對中國中小企業生存狀況的關注。對此，周德文感慨道：“既然是浙江省人大代表，看到危機，就應該講出來。讓政府高層看到基層的真實情況，對經濟健康發展有益。”

　　7月24日，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發給周德文一封致謝函：“日前，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胡錦濤總書記就當前經濟形勢聽取黨外人士意見和建議。嚴雋琪主席代表民進中央發言……你所提供的一些文章、資料成為發言稿的重要參考。特發此函表示感謝。”

　　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協調中心主任袁普致電周德文：您在特定時期為中小企業健康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打造中小企業“娘家”

　　有人說周德文是學者，他在溫州大學講授了十年“溫州模式”；也有人說周德文是企業家，他的經濟智慧在他下海后的十年開花結果：1993年，應一個老板學生的邀約，出任中國莊吉集團(前身)的CEO；1996年轉任29家名企聯手鍛造的巨龍集團的CEO。

　　但實際上，周德文不是一個特別成功的學者，亦非特別成功的實業家，但他在學界和實業界取得的成就之和，足以讓他在溫州的學者和企業家中，驍勇勝出。

　　從經營領域的第一線退出來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溫州的中小企業及關心其成長的各級領導、學者、經濟學家、金融界人士召集起來，一同傾聽那來自草根經濟的聲音，關注中小企業發展的生態環境。他認為，政府對企業家的個人關懷充滿隨機性，他要創建一種模式，讓企業訴求制度化。

　　于是，在1999年，全國第一家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為己任的社會團體——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誕生了。周德文被推選為首任會長。這是一個極富活力的平臺，有聯誼、有培訓、有幫扶，傾己之智、舉“會”之力，救企業所急，解經營所困。就連司法局和法制辦他也去聯系，討論該怎么為企業服務。

　　因此，許多溫州中小企業一遇到困難，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促進會”，它是中小企業的“娘家”，噓寒問暖的地方。在會員心目中，促進會是“守護神”，周德文是“代言人”。

　　據統計，“促進會”成立9年來，為會員排憂解難數百起。僅2007年，促進會就發了30多個帶“紅頭”的正式維權函件。

　　他希望，通過影響政府決策而惠及會員企業，同樣，也影響所有的溫州中小企業。

　　但是，由于產權障礙，家族管理、經營方式滯后，產品結構重復，“溫州模式”已呈現“未老先衰”的困局。“今年，20%的中小企業的遭遇尷尬，就是警鐘。”周德文表示，只有在產權、管理、經營、產業結構上創新升級，只有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上堅定實施，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溫州經濟，才能鳳凰涅槃。

　　“溫州人清楚：不調整，經濟就是死棋一盤。”這是一條全新的道路，溫州的很多企業已經付諸實踐。

　　提醒與回應

　　在中國，幫助中小企業渡過資金難關，已成為一項重要的政策課題。

　　融資難、貸款難、擔保難，歷來是中小企業發展的“三難”。周德文介紹說，溫州的民企融資主要靠親友，且常常借助于非正規的民間金融手段。他舉例說，今年，在銀行信貸整體擴大的趨勢下，第一季度商業銀行面向中小企業發放的貸款約為3000億元，但比率僅占15%，卻比去年同期減少300億元。

　　“中小企業發展專項基金”是周德文和“促進會”促動生成的一大公共政策。在2007年的溫州市人代會上，周德文將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推動設立的“專項基金”的共識，以人大代表議案的形式，提交給了人代會。半年后，即贏得首肯。截至當下，溫州市府已拿出2000萬元專項資金，無償援助有潛力的中小企業。“國民經濟，中小企業是主力軍，那么，就應該讓中小企業成為‘潛力股’。”

　　此外，促進會聯手溫州市總商會，籌建溫州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投資有限公司；又獨立籌建了溫州銀信企業貸款擔保公司。迄今，溫州市已擁有200家中小企業擔保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了數十億元的貸款擔保。

　　2008年7月，是周德文最為忙碌的一段時光。這一個月里，他經常拎著一個大大的黑包，里面裝滿了各種各樣的材料，在溫州、北京、上海、杭州之間穿行，在各種場合為中小企業鼓與呼。

　　周德文對各路調研團一直強調著一個看法：中小企業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承擔著大量的社會就業；中小企業還承擔著出口的很大部分，推動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但尚未形成保護機制。

　　他的“提醒”,被中央及各部委深切關注，很多媒體認為：幾乎“件件有回應”；

　　7月14日，小額貸款公司開始率先在溫州試點；

　　7月15日，商務部建議控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紡織品提高出口退稅的比例。

　　8月4日，發改委等研究成立“國家中小企業銀行”；

　　8月15日，央行建議推出《放貸人條例》，給民間借貸以合法地位；

　　9月11日，財政部安排中小企業專項資金35.1億元，幫助中小企業渡過目前困難；

　　9月16日，銀根松動，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下調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給中小企業創造寬松的金融環境。

　　而國稅總局回應的是，“在適當的時機會考慮對中小企業制定優惠的稅收政策”。

　　“這下，大家不用都擠小額貸款公司的獨木橋了，收編民間借貸又多了條陽光大道。”周德文興奮地表示。-

　　如何縫制“過冬棉衣”

　　-本刊記者 王運寶

　　每一次升級，都是一次巨大的陣痛，但更是一次全新的涅槃。

　　訪談嘉賓：

　　浙江省經貿委副主任、中小企業局局長 吳家曦

　　浙江省發展改革委經貿流通處處長 張國云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劉品安

　　打開融資之“結”

　　《決策》：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提出“過冬論”，并且給公司員工發了一封名為《冬天的使命》的電子郵件，引起全國一片嘩然。同時，各地中小企業主不約而同地發出提前準備“過冬的棉衣”的呼聲。中小企業“入冬”已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決策者關注的共同話題。其中，浙江、廣東兩省反映最為激烈。那么，整體狀況是什么樣的？為什么受到如此高規格的關注？

　　張國云：2008年初以來，我國占企業數99%的4200多萬個中小企業的“嚴冬”悄然來臨，中小企業正遭遇改革開放30年以來最大的挑戰。以浙江為例，浙江中小企業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數的99.2%，占工業總產值84.9 %，占稅收的86%。從某種意義上說，抓好了中小企業發展，就抓住了浙江經濟的基礎；抓住了中小企業素質的提升，就從根本上實現了浙江經濟素質的提升。所以，中小企業的好壞，不但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劉品安：廣東的經濟總量中將近45%的產出是來自中小企業，也就是說廣東經濟的將近一半是來自中小企業。從某種意義來說，中小企業的發展，就是廣東的發展，中小企業如果不發展，那么廣東就會停滯不前。從廣東來看，根據我們調查的情況可能有三個30%：中小企業資金缺口將近30%；中小企業生產成本比以前提高了30%，還有一個就是廣東省每年就有30%的中小企業面臨倒閉，所以這三個30%值得我們高度注意。

　　《決策》：在中小企業遭遇的困境中，資金鏈從來都是問題的焦點。浙江省相關部門前不久針對中小企業融資做過一次調查，從中可以發現哪些方面的問題？

　　吳家曦：中小企業融資是一個國際性難題。隨著2007年底國家從緊貨幣政策的持續實施，中小企業信貸供給問題進一步凸顯。浙江省工行今年1-4月新增小企業貸款13億元，同比減少85億元。另據余杭農村合作銀行反映，該行20 07年度貸款增量為20億，2008年貸款增量縮減為17億元。但是經對其貸款客戶調查，新增貸款需求達33億元，資金需求缺口高達16億元。在調研中，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就表示：“目前流動資金不缺，但市場競爭激烈，不搞技改等死，搞了技改，沒有銀行的中長期貸款，等于找死。”

　　《決策》：融資難的原因是什么？政府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劉品安：中小企業的貸款，歷來是比較難的，這種難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銀行不愿意貸，還有一個是企業自身的信用度也是有一些問題的，這就需要政府，銀行和企業三者之間形成一個共識：怎樣讓具有潛力的企業貸到款，同時又能讓銀行的貸款不出現呆賬和死賬，政府應該起到一個調解指引和協調的作用。也就是說，政府應該充當協調員，并在法律糾紛方面起到一個調解的作用，仲裁的作用。

　　《決策》：如何突破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瓶頸？有沒有成功的做法可以借鑒？

　　吳家曦：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政府、銀行、企業等多個方面。為切實緩解小企業的融資困難，浙江省于2005年正式啟動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工作，至今已實施3年。經過3年實踐，省、市、縣三級聯動實施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的工作機制也已基本形成。3年來，在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政策的激勵下，全省列入風險補償范圍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新增小企業貸款合計達258億元，有近20萬家(次)微小企業得到了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與此同時，還要加強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截至2007年底，浙江全省已有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306家，擔保資金總額達到96.83億元，已累計擔保企業7.3萬家，擔保筆數15.8萬筆，擔保總額達109 4.59億元，其中2007年當年擔保總額為333.68億元。

　　《決策》：去年，深圳市中小企業集合債券和北京中關村高新技術中小企業集合債券的成功發行，為債券捆綁式發行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浙江作為中小企業最發達的省份，在這個方面將如何作為？

　　吳家曦：浙江省擁有大批優質中小企業資源，可以積極借鑒深圳和中關村的成功經驗，研究制定浙江中小企業集合發債的試行辦法，幫助一批成長性好、經營業績優的成長型中小企業通過集合發債的形式融資，促進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為中小企業擴大中長期項目投資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為推動集合發債工作的開展，可以參照北京中關村的做法，由財政對中小企業集合發債給予一定的補助，以提高債券的信用等級，降低債券發行成本。

　　風雨過后見彩虹

　　《決策》：這次中小企業的危機，主要是發生在浙江、廣東等外貿依存度高的地區。面臨外貿環境的巨大變化，應該如何積極應對？

　　吳家曦：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已成為當前最難預測、影響中小企業出口最大的因素。浙江省紡織服裝領域的中小企業，加工利潤在5%-10%之間，人民幣升值嚴重影響了企業出口，利潤空間進一步壓縮，價格競爭優勢繼續削弱。一些企業超過兩個月的訂單都不敢接。在調研中，許多中小企業反映，人民幣升值一旦突破6.5，將是一個坎，很大一部分出口生產企業會被壓垮。另外，出口退稅政策對浙江中小企業出口影響最大，涉及到75%的出口企業，對服裝、家具、鞋類和塑料制品等傳統出口商品形成較大沖擊，箱包、緊固件、寢具、燈具和工具等商品也受一定影響。

　　因此，積極改善外貿出口環境，化解企業外貿風險，首先就是要引導企業利用遠期結售匯、開展外匯交易等手段鎖定匯率風險，減少因匯率浮動帶來的損失。支持出口量大、易受貿易壁壘影響的家電、工具、不銹鋼等行業，通過國外設立銷售公司，分散企業出口風險，減少中間環節，提高利潤。其次還要健全外貿信息收集與預警機制，開展政府部門合作，聯合收集國際貿易壁壘和國家加工貿易政策動向等信息，讓企業盡早了解。落實國家關于進口產品貼息的規定，鼓勵和扶持企業有條件的擴大進口，平衡進出口貿易。

　　《決策》：融資、外貿等因素終究還是外部因素，內因是變化的根本，這次中小企業困境，對產業結構升級，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升級對中小企業發展又會產生哪些作用？

　　吳家曦：必須看到，在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大背景下，浙江中小企業仍然存在著傳統產業結構升級不快、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技術創新能力較弱等方面的問題。依靠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作為維持低價競爭的發展方式，已難以適應國內國際經濟發展的形勢。近期浙江中小企業出現的這些困難，是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必然要出現的“陣痛”，也是轉型升級所帶來的“倒逼”壓力。

　　張國云：作為制造大省的浙江，對第二產業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提升，已是一條繞不過的路。當前中小企業危機，與其說是一次煉獄，不如說是一場洗禮。如何另辟蹊徑、苦練內功，從根本上提高中小企業自身的創新能力，實現轉型，這才是中小企業的出路。雖然這些年浙江已經進行了經濟結構的調整，但浙江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能源消耗的格局沒有改變、外向型的經濟結構沒有改變、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格局沒有改變。

　　《決策》：大家認為，這場危機對中小企業未來發展是一個好事。從長遠來看，如何才能化被動為主動，把此輪宏觀調控作為推動轉型發展的機遇，練好內功，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張國云：浙江中小企業正處于新一輪調整和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目前的轉型升級過程是一個繞不過的坎，必然帶來陣痛。政府要積極主動地幫助中小企業“越坎”，就需要加快體制改革，努力優化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環境。要把二產的三產化作為現實的選擇，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工業與服務業的互動發展。

　　同時，要實施中小企業創新計劃，大力發展科技型中小企業。積極扶持成長型中小企業，促進其上水平上規模，加快向大企業發展；著力培育以技術、品牌、出口、零部件配套為主導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和創業型小企業。鼓勵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建立穩定的原材料供應、生產、銷售、技術開發和技術改造等方面的協作關系。建立健全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努力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環境。-

　　中小企業自我救贖

　　-本刊記者 楊 敏

　　“活著比什么都好”，“生存為王”已經被大部分中小企業奉為圭臬。年關將至，會不會又是一個“死亡高峰”？

　　10月10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三季度中小型企業的企業家信心指數分別比二季度回落7.8點和6. 0點，與去年同期相比，回落16.0點和12.5點。

　　“我已經看到底了。”這是浙江、廣東兩地企業家經常掛在嘴邊的話。盡管下半年以來，中央地方信貸政策松動，但是政策傳導尚需時日，還未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倒是10月21日，財政部和國稅總局宣布，11月1日起上調3486 項商品的出口退稅率，頓時讓舉步維艱的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行業有了喘息的機會。

　　哪些政策值得期待

　　“企業管牛，政府管熊”，面對這一輪中小企業的“生死劫”，政府自下半年開始頻頻出手，挽救頹勢。

　　政策暖風，更多起到的是精神撫慰的作用，對于上百萬計處在泥潭中求生的中小企業來說，再大的政策蛋糕也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分食。在危難面前，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識別哪些政策才是他們的“救命稻草”，而不是去做無謂的等待。

　　“四把刀子和一根繩子”，這是企業家對自己所處困境的調侃。“四把刀子”是指原材料價格猛漲、人民幣升值、用工成本激增和外貿困境，“一根繩子”就是信貸收緊，事實上，今年下半年以來，已經有多位浙江企業家死在了這根“繩子” 上。

　　這五重困境，有三重具有剛性作用，短期內無法改變，政府真正能調控的只有保持匯率穩定，另外就是銀根松動。

　　日前舉行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將采取四項措施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部分地區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已授意當地商業銀行“不限規模支持中小企業融資”。但是，中小企業的信貸需求與商業銀行的供給意愿之間存在的矛盾，并不是高層一個會議就能夠化解掉的。

　　資本向來都是嫌貧愛富的，“對于信貸這種稀缺資源，中小企業并不能充分地獲得。”一位學者表示，政府難以確定信貸放松的好處能真正被中小企業獲得。既然信貸松綁無法惠及大多數，則財政補貼更值得期待。

　　7月3日，浙江省長呂祖善透露下一階段對企業的四大幫扶政策，其中就包括今明兩年浙江省級財政將拿出7億元，對外貿出口前景好、壓力重的企業進行補貼。7月下旬，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表示，將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撥款400億元，協助包括港資在內的廣東中小企業轉型和轉移。

　　不管是7億還是400億，都不可能是遍撒胡椒面，令每一個受困企業都能利益均沾，“扶大、扶強、扶精”將是地方政府的不二選擇。

　　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聯主席徐冠巨在一次調研后指出，要想最有效地修復企業生態系統，重點是抓“龍頭企業”。他認為，塊狀經濟是浙江經濟發展的顯著特點，每個板塊都有幾家龍頭企業作為核心，其周圍分布著許多配套企業，形成一個立體的生態系統，“如果把有限的資源、力量集中起來，改善目前大企業的生存環境，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預見的是，在接下來的日子里，龍頭企業還是比小企業能夠分得更多的政策紅利。

　　當然，這一推斷同樣適合于廣東。

　　除了龍頭企業，政府還會把有限的財政補貼向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傾斜。那么，政府將如何進行篩選？在寧波，市政府已經推出一個針對當地企業的新測評計劃，將根據企業的利稅回報、成長性、能耗、污染情況等諸多方面打分排名，名次高的就會相應獲得政府更多的資金、技術上的幫助。

　　可見，財政補貼也是“救急不救貧”。如此一來，那些嚴重缺血的中小企業與其坐等政府送來御寒“棉衣”，不如變被動為主動展開自救。

　　“生存為王”的策略

　　“活著比什么都好”，“生存為王”已經被大部分中小企業奉為圭臬。年關將至，會不會又是一個“死亡高峰”？

　　強者恒強，總有一些企業能夠在不景氣的經濟環境下化解危難，于是學習這些企業的生存智慧，是浙商和粵商自我救贖的不二選擇。

　　就在為數不少的中小企業掙扎在生死邊緣的時侯，也有一些企業的市場份額還在不斷攀升，上海市一個紡織協會下的多家企業就是采取“抱團”的策略安然“過冬”。

　　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該協會下屬的絕大部分企業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當初探了幾條路，想轉出去但是走不通。被逼無奈之下，每家企業拿出300萬，籌了兩億資金注冊了一家新公司，然后用這家公司出面到世博會去競標，獲得一個產品特許經營商的機遇。有了這一個身份，協會下屬的面料廠、服裝廠，一下就活起來了。

　　抱團過冬的這些紡織企業，他們并沒有新產品，但是重新組織了一個經營模式，繼而開拓了一個新的市場。多家企業抱團過冬的自救模式，關鍵在于大膽地革新經營模式。紡織行業是這個“寒冬”中處境最為艱難的行業，既然他們都可以找到生存之道，遑論其他。

　　當然，抱團過冬既不是唯一的策略，也不是最好的策略。具有生存智慧的企業總能找到自己的辦法。原材料漲價可謂今年中小企業的頭號殺手，持續上漲的原材料價格日益逼仄企業的利潤空間，直接導致企業內部融資能力下降。在這種外部環境下，企業如果不能將成本壓力有效地轉移出去，必然會因資金鏈斷裂而走向崩潰。

　　但是，如果過早漲價，這對于那些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中小企業而言，容易導致市場份額流失，市場份額流失又會帶來資金回籠不足等問題，真是“不漲價等死,早漲價找死”。

　　民營企業漢成公司在行業中并不算強，卻能在價格問題上從容不迫。當一些企業扛不住成本壓力，不得不硬著頭皮漲價時，漢成公司按兵不動，低調地將“先驅者”流失的市場份額盡收囊中。當一些企業扛不住資金壓力不得不“關張”時，漢成公司卻因此而面對一個供不應求的市場，此時再來提升產品價格則是順勢而為。

　　其實，漢成公司之所以具備承受成本壓力的能力，訣竅就在于產業鏈延伸。公司把握著上游原材料供應企業的股權，當上游企業漲價時，漢成公司并不像同行那樣感覺到直接的成本壓力。產業鏈延伸讓漢成公司擁有比同行更大的騰挪空間，來演繹“生存為王”的法則。

　　把握先機，進行轉型升級也是一個具有普適性的生存之道。溫州一家眼鏡企業剛剛從泥濘中掙扎出來。這家太陽鏡企業產品銷往國外，毛利潤在5%左右，企業日子過得不錯。在人民幣升值以后，毛利潤縮水到了1%。繼續生產可能會賠錢，而一旦停產了，手頭的客戶就會流失，企業很不甘心。

　　后來，這家企業發現一種時尚的金屬眼鏡需求量非常大，而這種金屬眼鏡的附加值比較高，毛利潤在12%左右。于是，他們簡單改造了生產線，開始生產金屬眼鏡。當本地很多中小企業苦苦掙扎的時候，這家眼鏡企業仍然能夠運行得很好。

　　何為長久之計

　　不容否認，浙商、粵商憑借幾十年積累的經商經驗，已經具有風險承受能力，這一輪的大浪淘沙，那些生命力頑強的中小企業會在陣痛中獲得新生。那么，一家企業要想在劫難之后基業長青，還需要謀劃長遠。

　　今天，中國制造業的黃金季節已然結束，中小企業進入了一個要素價格高企，制造利潤微薄的時代，指望賺取廉價勞動力的剩余價值，讓企業與政府獨享利潤和稅收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因此，當下中小企業倒閉危機，同時也成了產業升級的大好機會。以東莞為例，東莞一直因為“品牌無故事”而飽受批判，當地政府多年來也極力推崇品牌打造和產業升級，但成效不大，主要原因是企業不愿升；因為即使不升，它們也可以生存得很好。迄今為止，整個東莞像是一個巨大的“生產工廠”，它擁有幾萬家大大小小的企業，但能叫得出來的品牌屈指可數。

　　東莞寮步鎮一家鞋廠的老板抱有這樣的觀點：“不是我們不想升級，就像上樓梯，我不能從最下面一步走到最上面吧 ”。一位毛織行業的領軍人物也說：“做品牌？那是過獨木橋，東莞有幾家走過去了？我也想過做品牌，但年紀一大把了，做訂單就好了，再也不想去拼了。”

　　在東莞，在廣東，甚至在整個中國，這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聲音。但是，今天在要素價格高企的時代，中小企業面臨的形勢則是“升者存，不升者亡”，某種意義上來說，客觀的經濟形勢成了地方政府推動產業升級的“東風”。

　　恰恰在這個關口，對于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的產業升級卻出現了爭議，不止一位專家建議，在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不應該急于產業升級，而要讓勞動密集型、技術偏低型、低端產品型的企業有所減壓，“這樣做，從短期看將能有效遏制中國經濟快速下滑，長期看，將能助推中國經濟高速持續發展”。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沒有無痛的緊縮”。面對暫緩產業升級的聲音，也有人反駁道：如果這時政府過于“父愛主義 ”，放慢產業升級腳步，則是為了部分企業的一時之樂而舍中國經濟萬世之福。

　　2008年底，爭議仍在繼續，然而地方政府主導下的產業升級腳步卻沒有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