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現象相比，本質的東西更值得關注。但在眾說紛紜的語境下，本質的問題被說得飄忽不定。因為角度、時間不同。

　　在廣東采訪，記者感受到：“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會被產業結構所調整”已成為社會共識。

　　DVD的故事和“羚羊定律”

　　對于目前的困難，身處危機之中的企業感受與眾不同，一家企業的負責人表示：“我們在等待曙光來臨的這一天，這一天一定會來�！�

　　持相同態度的企業不在少數，有的企業主認為：如果這個行業真的挺不住，我們絕對不會是第一個挺不住。而只要我們挺住了，今后的生存環境反而會更好。因為經過這一輪洗牌，很多小企業都倒閉了。

　　這讓人想到“羚羊定律”：對羚羊來說，決定的因素不是誰打敗了獅子，而是誰跑得更快!但是所有這些看法都是建立在“困難是暫時的”基礎之上。

　　在廣東媒體的報道中，被廣泛引用的是“ DVD 故事”：出口一臺DVD 售價32 美元，專利費是18 美元，成本 13美元，加工企業只能賺取1美元的利潤。

　　同樣的故事一再上演：一臺售價79美元的國產 MP3，專利費 45 美元，制造成本要 32.5美元，中國企業獲得的利潤只有 1.5 美元。在一個10 美元的芭比娃娃中，中國得到的利潤只有 50美分。

　　這是“中國制造”、“世界工廠”的另一面。 珠三角是全球最大的電腦硬件生產基地，東莞電子信息產業的配套率為95% ，換句話說，除了個別的零部件(CPU)外，這里全部都生產，相關企業總數達到 4100 家，“幾乎匯集了全球90% 以上的計算機及周邊產品生產廠家”，“東莞堵車、全球漲價”。與此相似，惠州年產激光頭占世界總量的 36% 以上，光驅占全球產能30% 。中山則是世界最大的打印機生產基地。經濟專家告訴我們，類似的“中國制造”，國際資本至少剝了我們三層皮：技術專利費、材料設備銷售利潤和產品銷售超額利潤。

　　這樣的現實是不能承受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提出的“微笑曲線”是必由之路，但在現階段可能是難題。

　　創新的多個維度

　　通過產業升級來實現經濟的自主性，途徑只有創新。有企業通過自己的實踐認識到創新的價值，東莞大朗鎮的安康兄弟公司就是一例。這家企業將加工環節中的絕大部分轉移給其他企業做，專注于設計和銷售。他們每天推出20多個新款，并在北京、廣州、香港、美國、英國等地設置了銷售點�！拔覀円�話語權，反過來告訴客人：我們公司產品是自己設計的，你看上了，我們的產品就值這個錢�！逼髽I負責人倪國勇說。

　　這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倪國勇教師出身，湖北人。1996年創業，縫紉機從一兩臺變成了一百多臺，但不賺錢，變現時投資130 多萬的工廠只賣了 13.5萬。

　　2004年5月，倪國勇卷土重來，在大朗設立安康兄弟公司。這次想依靠“產供銷一條龍”，5個月之后，投入的 300 多萬幾乎虧盡。生產是不能再做下去了。

　　現在的企業是啞鈴式的，但他自稱“摸著石頭過河，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對創新，許多企業還是心存顧慮�！皠撔率钦宜�，不創新是等死。”這種句式最早出現于上世紀 80 年代末山東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之口：“技改是找死，不技改是等死�！蓖瑯拥倪壿嫭F在被廣泛運用：“ 借錢”、“ 轉型”、“升級” 。 或許背后是企業經營者對市場難以把握的迷惘心理。

　　“你說創新，我自己加強了管理，提高利潤，算不算創新啊？”一位業者這樣問�；蛟S他問的是“只有技術創新算創新嗎”。

　　“品牌”是市場經濟時代的圖騰、創新成果進入市場的通行證，也是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 的主要目標之一。 一家著名的“ 貼牌” 制鞋企業主說，要自己創品牌，是“很漫長的啦”。而亞洲鞋業協會調查統計的數據顯示，廣東大約上千家鞋廠及相關配套的企業倒閉或遷移。

　　“制度重于技術�！庇腥艘�用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的觀點。還有專家解釋：“在現有體制下，企業創新或許要比不創新走更多的彎路，付出更大的代價，企業當然不愿意。”

　　一個方向，多個維度，這本身是一種進步，但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這些意見的背景和所體現的矛盾，那是問題的核心。

　　“東莞模式”及其北漸

　　不論從哪個角度觀察的時候，都不能回避一點：廣東作為先行者，為中國的開放和改革提供了很多經驗，所以對廣東的觀察才有現實的意義。

　　所謂的“東莞模式”，簡而言之是“臺灣研發、香港訂單、內地民工、本地場地”的結合。在廣東，有人認為東莞模式只是區域性的，是珠三角幾種模式之一；有人認為它有代表性。

　　不管如何討論，這種模式都曾經表現出極強的生命力。第一，我們需要贊賞的是當地的機遇意識：因為深圳的產業升級，東莞因區位優勢而成為最優的選擇；第二，有廣大的經濟腹地、從某種意義上是無限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供應。上世紀90年代初，有臺資企業遷入時，他們支付單個工人的工資只相當于在臺灣的1/7 ，企業利潤率提高5% 。而且由于大陸幅員廣大，這種差別依然支持著許多地區的發展，現在在廣東有相當多來自內地的招商團隊。

　　這種模式被歸結為“前店后廠”，但“店”是香港人的，技術來自臺灣，這樣的“廠”，市場價值大打折扣。

　　全球化背景下，企業是無國界的，從這個意義上，任何一地都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但企業主是有國界的，就在廣州，有大型合資企業的個別車間，中方生產廠長是不能進的。

　　這種增長帶來什么？專家最近對東莞一個鎮進行調查，該鎮戶籍人口 3.5 萬，常住人口 60萬，去年的GDP是60 個億，按照戶籍人口算，將近人均20萬，按常住人口算只有人均1萬元。當地媒體報道說，自 1989年，廣東省經濟總量躍升全國首位，此后一直牢居中國第一經濟大省。但過去十年間，每新增一個勞動力新創造的GDP是12萬元，大大低于江蘇和浙江。

　　東莞市一位領導將面臨的困境歸結為“雙邊緣化”和兩個“兩難”�！半p邊緣化”，一是企業不具有自主技術、產權、 品牌，在國內產業分工當中被邊緣化；二是在全球分工當中，由于處于制造業的低端，就是加工裝配這一部分，所以實際在國際分工我們也處于邊緣化。

　　“兩難”，是對地方政府來說的，因為資源約束，按照過去的路子繼續走下去，肯定難；如果“騰籠換鳥”，從思路上說好像過得去，但是這樣做也覺得難。對加工貿易企業來說，一方面繼續發展下去預計這個難度會越來越大。搬出去，搬到別的地方去覺得又有風險，也難。

　　這是一個拐點。但不能忽視的是，這種模式在 GDP 導向的驅動下、在“招商引資”的渠道中，已經擴展到長三角并繼續向北。

　　當地一位經濟研究者表示：“我們原先自我陶醉的‘加工制造業中心’可能根本就是一種幻覺：由于產品設計、專利、研發、品牌、營銷、物流、售后服務等環節掌握在歐美客戶手里，每10 美元售價的產品可能只有不到1美元是歸中國的制造商�！�

　　這樣的現狀，又何嘗不是給“世界工廠”的設想提出了新的課題。即使我們不把加工貿易為主的“東莞模式”當成主體，甚至否定這一模式的存在，但是在跨國資本并購為主導的全球化趨勢下，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