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第二屆世界溫州人大會召開，來自世界58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名溫州杰出人士相聚家鄉。與上屆不同的是大家考慮最多的是怎么應對金融危機。很多人最多的感受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生意確實沒有以前好做了。”

    其實這股世界經濟的寒流，對溫州的影響早已顯現。今年3月，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一份調研報告表明，在溫州30余萬家中小企業中，有20%左右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這就意味著，有大量的中小企業正在經歷產品積壓、開工不足、資金周轉困難的局面。

    溫州這個曾經一直領先全國的民營經濟發源地，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迅猛發展之后，是否真的遇到了發展瓶頸？很多人開始疑問：溫州模式是不是走到了盡頭？

    在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看來，20%的溫州中小企業停工或半停工僅僅是企業為生存采取的措施，并不意味著20%的企業倒閉。這樣的困境不僅僅溫州有，全國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區域一樣存在。要渡過難關，需要產業結構調整，淘汰落后產業，建立新興產業。

    “歷次宏觀調控溫州都會受到影響，但沒有一次像這次一樣影響這么大。”溫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洪振寧這么說。

    與很多聲音不同，洪振寧并不認為溫州有太多值得擔憂的地方。他覺得大量中小企業即使最終倒閉，也是正常現象。產業轉移已經在溫州的企業中進行，這次宏觀調控不過是加快了這一進程。

    以打火機生產企業為例，原本溫州市有5000多家企業，后來減少到3000家、500家，現在只有幾十家。“這并不能說明溫州的經濟發展遭到了重創。”洪振寧說，這些都是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遇到的問題。

    從數據上看，溫州的經濟發展更有意思。

    2002年之后，溫州經濟似乎一下子掉了下來，人均GDP在浙江省已經處在平均線以下。

    2006年，浙江省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杭州市、寧波市為6000多美元，而溫州市僅為3000美元。這一年，另一個經濟發展強市——江蘇省蘇州市人均GDP則高達7500美元。

    但另外一組數據卻顯示，溫州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浙江省的其他城市。2007年浙江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574元，而溫州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達到了24002元，在浙江省排名第一，在全國也名列第三。

    “如果僅僅看人均GDP，所有人都會覺得溫州不行了，已經落后了。”洪振寧說，但實際上，溫州人的發展已經不僅僅局限在溫州本地，200萬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投資發展。

    “在2002年之前，溫州的生產加工很強，但到了2002年之后，由于成本升高，本地的生產加工已經沒有了優勢。”洪振寧說，溫州的企業開始嘗試將生產加工環節拿出去，換到成本低的地方生產，自己則把精力放在設計創新和市場開拓上。

    溫州模式是以商代工，過去一直是兩頭在外，拿到訂單進行生產，再把產品銷售出去，“小商品、大市場”就是這個意思。在過去，原材料價格低廉，溫州大量的農民加入家庭工業的隊伍，勞務成本也低。將外面的訂單拿到溫州生產，利潤空間很大。但到了2002年之后，溫州人突然發現，靠加工生產賺錢越來越難了。

    土地少，原材料價格上升，勞務成本提高，市場份額減少，兩頭擠壓，利潤空間越來越少。溫州的發展確實遇到了瓶頸。

    為了生存，溫州的企業開始自發地嘗試改變，外拓尋找空間。美特斯邦威已經將總部遷到上海，奧康在重慶建造了一個鞋都。有家企業在溫州生產時利潤只有0.5%，但將生產環節轉移到非洲之后，利潤增長到了15%。目前，這家企業已經在美國開了1000多家門店。而至今，溫州已經有500余家企業將生產遷到了國外。

    “在產業的更新換代上，溫州也開始了摸索。”洪振寧說，比如傳統做低壓電氣的正泰集團已經在花大力氣研發生產太陽能電池組，還有企業開始做風能，這些產品都已經開始在國外銷售。

    溫州自身條件很差，偏僻、缺地、缺電、缺原材料，環境逼迫溫州人睜大眼睛去尋找商機，努力工作賺錢。也正因為此，溫州人總是能先發現商機、先找到解決方法。